在“文革”中，路遙曾是延川中學一派學生組織的第一號頭頭，后來又成了延川縣革委會副主任。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這件事搞得很神秘，對此，人們總是閃爍其詞，不想挑開了明說。我覺得這沒有什么，這個事并非延川中學獨有，不是路遙一個人有這樣的經歷。當時全中國的學校都是那樣，每個學校都有一些人扮演過這個角色，且大部分人都是被時代潮流裹挾進去的。據實說清反而有好處，不然越到后來越說不清楚。

別的地方我不知道，延川縣的“文革”是從1966年的暑假開始的。路遙作為初中六六屆的學生已經畢業，并參加了中專考試，有關學校也派人搞過政審，有的學校還和這些畢業生進行過座談。在座談會上，路遙的發言受到來人和老師、同學的一致好評，加上成績也不錯，上中專不成問題。當時人才緊缺，一上大中專院校，國家就發放生活費，身份也變成城鎮居民，如果不犯大的錯誤，一畢業就能走上工作崗位，得到一個“鐵飯碗”。就在路遙為此高興，他家里人也終于松了一口氣時，“文革”開始了。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送給路遙的第一份禮物是苦澀的——大中專院校停止招生，已經考取的也返回原校參加運動。路遙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和他的同學們一起返回了延川中學。

延川中學是當時全縣唯一的完全中學，是延川縣的“最高學府”。一個縣只有一所完全中學在當時的陜北并不少見，少見的是路遙這個初中生當了一派學生組織的一號頭頭——在別的縣，總是由高中生來擔任。出現這種情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延川中學的特殊情況，二是路遙本身的基礎和能量。

當時延川中學共有九個班，初中六個班，高中三個班；初中每班大約五十人，高中每班大約三十人。高中生在人數上占絕對少數，約占全校學生總數的四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學校的第一個紅衛兵組織是在縣委工作組的指導下成立，其主體是高中生，幾乎囊括了所有家庭出身好且有威信的學生。后來縣委工作組被斥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成了受批判的對象，原來那個紅衛兵組織骨干力量因此受到了牽連。剩下的人“掌控”一派組織已經很吃力了，“掌控”兩派已無可能，這就給初中生“大展身手”造成了可能。這就是當時延川中學的特殊情況。

回頭再說路遙的基礎和能量。前面說過，路遙畢業于延川縣城關小學，城關小學是全縣的中心小學，集中了全縣大部分城鎮學生。相對于各公社（鄉鎮）小學考上來的學生，城關小學考上來的學生不但在人數上占多數，在見識和膽略上也略勝一籌，從整體上說在各班都占據著主導地位。六六屆是初中部的最高年級，在高中部學生 “失寵”的背景下，初中部的“風光”應該在情理之中。這就是我說的基礎。

說到路遙的能量，那不應該是一天兩天形成的，而是由來已久了。他在城關小學時就是那里的“孩子王”，上了初中以后自然也是——通過城關小學的同學支持，在整個六六屆爭得了話語權；再以高年級的天然優勢，聚攏了大部分初中生，然后和以高中生為頭頭的另一派抗衡，這就是他當學生頭頭的由來。而當全縣一派群眾組織的一號頭頭，進而當延川縣革委會副主任，都是從這個基礎上衍生出來的，是大環境使然，個人爭取的成分很少。

隨著“文革”的狂潮進一步推進，群眾組織由學校擴展到社會。因為“先入者為主”，路遙就成了全縣一派群眾組織的第一號頭頭。武斗被制止后，成立了“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三結合”是指：解放軍代表擔任革委會主任，老干部代表和兩派群眾組織代表擔任副主任。當時延川縣革委會中有四個人以群眾組織代表的身份出任副主任職務，兩派各有兩人，都是本派的一二號頭頭。這種情況不是延川獨有，全國都是這樣，所以不算什么稀奇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