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路遙一生中最困難的日子，困難的程度局外人根本無法想象。要說清這個，不得不提他被停職的原因。

在縣革會成立的同時，中國人民解放軍延川縣軍事管制小組成立，代行在“文革”初期被“砸爛”的公檢法的權力，開展的第一項工作就徹查武斗中的刑事犯罪案件。由于路遙所在的那派組織，在大規模武斗開始之前就被對立派趕出了延川縣城，逃到了西安，因此，涉及的刑事案件人少；而對立派相對就多一些，還涉及主要頭頭。對立派一邊抱怨軍管組沒有“把一碗水端平”，一邊千方百計“尋找線索”，矛頭自然集中在路遙等人身上，有人“揭發”說，他與武斗中的一樁人命案有間接關系，因此他被停職。

那段時間，延川縣的氣氛很是緊張，每隔三五天就有人被拘留或者逮捕，被懷疑的對象都惶惶不可終日，路遙也不例外。

這件事最終在三十二名在場者的證明下水落石出，路遙得以解脫。他剛剛松一口氣，就接到了那名女知青的絕交信，這事對他的打擊更大，震動更大。如果說第一件事讓他感覺到人生有數、奮斗徒勞的話，那么這件事則逼他繼續奮斗——不僅是為了前途，更重要的是為了尊嚴。

我認為這是路遙結束過去，重新設計未來的轉折點。回顧他之前的人生，脈絡非常清楚：從自愿離家到當上村里的“娃娃頭”，從城關小學的“孩子王”到延川中學的學生頭頭，從群眾組織的一號人物到縣革委會的副主任，走的完全是“政治路子”。如果路遙早生四十年，他可能是一個很大的人物。這不僅是我的設想，也可能是他的抱負。但隨著“氣候”的改變，他感覺到這條路已經走不通了，只能調整。如果沒有這次失戀，他可能會從容一點，沉下心來，從頭做起。但戀人的拋棄令路遙大失自信，而自信是他當時唯一的資本，失去了自信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在這種情況下，他選擇了成名，意在用巨大的名氣洗刷巨大的“恥辱”。

路遙是個很“狠”的人，一旦確定了目標，就會集中全部資源向這個目標努力，不遺余力，不留退路。有一次，他和我談到自己的婚姻，說：“還得找一個北京知青。”我說：“還是找一個本地人比較穩妥，知根知底，有挑有撿。”他一聽竟然生氣了，反問我說：“哪一個本地女子有能力供我上大學？不上大學怎么出去？就這樣一輩子在農村漚著嗎？”見我尷尬，他又說：“一個人要做成點事，就得設計自己，先得確定目標。目標一設定，就要集中精力去努力，與此無關的都得犧牲。想樣樣都如意，結果一樣也不能如意。”

之后不久，他就學習文學創作了，這才是他作家之路的開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