瑣憶如螞蟻上樹
吃午飯時，我爸成了食堂里被傳喚次數最多的那個人。那會兒，他不過三十來歲，可人們已開始叫他“老黃”。老黃，老黃，老黃……此起彼伏的招呼聲兒大都來自女性，要么女護士，要么女醫生，也有男同事，可不多。叫老黃的有我爸同科室的同事，也有不在一科室的熟人。他們單位不大，食堂卻不小，低頭不見抬頭見，總歸不陌生。隨著那此起彼伏的招呼聲兒，我爸在那間有小半個籃球場大的食堂里快速騰挪移轉，不一會兒，被快七十歲時，說起我爸平凡短暫的一生，我媽還是會將他的胃病掛在嘴邊。她就像摁慣了home鍵那樣，總要一而再而三說到這個“食堂細節”——不同只是立春那天說的是在“此起彼伏”中旋轉的老黃，立秋那晚說的是在若干個方桌間輕快旋轉騰挪輾轉的老黃。我媽的思維方程式是，我爸胃病的邏輯源頭全部來自那些被
結婚沒幾年，我忽然又想換工作了。媳婦攔不住，后來，索性不攔了。有一天，按她給我從報紙上剪下來的招聘廣告，我去考試。筆試、面試很容易就過了，可體檢時卻出了點兒麻煩。一并過了筆試面試關的有六個男的，門一開，大家爭先恐后一股腦堵進那間黑黢黢的小屋，輪流B超。輪到我，剛躺平，那位女大夫就開腔數落——不是直截了當而是花團錦簇地數落：“您是不是每天晚上吃完一碗倍兒香倍兒香的紅燒肉然后直接上床睡覺??？”這是個很嗆人的花團錦簇，但卻是至今為止我所聽到的有關“脂肪肝”最另類、最出彩的語文。那位女大夫將對“脂肪”的警醒，對一個生活習慣不良、缺乏鍛煉的年輕人的忠告，天才地置換為一個動態畫面，要言不煩，卻又意味紛繁。是，我肚子上的肥肉是多了點兒，而比超量存儲肥肉更尷尬的，其實是生活習慣。跟我爸我媽那個年代的觀念比，這時的“肥肉”概念已悄然向“變態”等字眼兒的內涵靠近，而且越來越近。而這種“靠近”背后所蘊含的醫學進步、理念更迭，我等完全無從知曉。
因為“倍兒香倍兒香”緣故，最終我沒能去那家報社上班。七拐八拐，后來我成了一家出版專業報的編輯。有那么三五年，每個月末，我都要寫一篇類似“新書過眼錄”之類的印象記。記得有一個月，到月末寫稿時，我忽然為一本外版書中文譯名激動不已——那本健康保健類外版書的書名叫“與脂肪作斗爭”……這個個性鮮明的書名讓我浮想聯翩，我的聯想在它究竟是像“解放戰爭”還是更像“抗日戰爭”之間舉棋不定。最后，我的選擇落在了“抗日戰爭”這個喻體上。我的注解是，現如今，說到“減肥”，它已然意味著一場一生的戰斗，怎么可能速戰速決？而當這個健康觀念遭遇兒時那些肥膩溫存奇香奪人的記憶時，一場更加難分勝負的糾結便也轟然開展?；蛟S，成長的意味就是越活越擰巴、越活越矛盾、越活越糾結？而這真的就是一種健康生活？
上高中以后，我媽被調到一家制藥廠工作。她為什么去了那兒、去那里工作如何、心情如何、工資待遇如何，我們從來不問，也不懂得詢問或關心，唯一記得的，是我媽在這個單位當大夫有那么一點兒關乎“口福”的福利——那家制藥廠的主打產品要從豬心里提取某種物質，提取完成，那些幾乎一刀未動完損無缺作為原料的豬心會當作福利，以幾毛錢一斤的便宜價賣給員工。也不是想買多少買多少，是按人頭花名冊立好了規矩一月買一次——簡單說，員工人人有份，人人有限。
那真是我少年時代吃過的最美味的佳肴。我知道，嚴格說，那根本算不上佳肴，可它卻被貼上無上美味的標簽，一種存放在我的記憶里，并成為記憶幻覺里最重要的一項……是因為它上面沾染的星星點點的脂肪？或許是吧。是因為奶奶廚藝高強配料合理烹制恰切？或許是吧?？晌蚁?，它就像我們那個年代被過分夸大的那些為數不多的年夜飯一樣，已是被記憶修改、被情感PS后的一碗味覺記憶……它在失真的同時記錄了逼真，在夸張的途中渲染出真相。就像置身熱戀中的人們那樣，它自己被自己的記憶迷惑，自己被自己的情感蠱惑，沉迷其中，幻覺其中，并信以為真。而最終，它長進記憶軀干，成為一組流淌在毛細血管里的血，暫忘時暗紅，一旦被想起來，依舊鮮紅。
在我會做的不多的家常菜里，“螞蟻上樹”算是一種。經過不斷地摸索實踐，我發現，原料中不可缺、不可多的肉餡兒配料，對燒好“螞蟻上樹”至為關鍵。“不可缺”的意思是它不能沒有，是必備原料之一，而“不可多”的意思則是在“螞蟻上樹”里，“樹”是主體，“螞蟻”僅負責提香和點綴。而我的個人經驗是，當那個不可缺、不可多的肉餡兒偏肥時，燒出來的“螞蟻上樹”有可能更好吃些。理由是，肥肉一定比瘦肉更容易提香，而且也更容易滋潤粉絲，使它在烹制過程中的粉絲既不至于黏糊干硬，又不至于濕軟綿塌，毫無嚼頭……而這個反芻式的回望也順便在我有關肥肉的這則敘述中忽然發酵，變成某種宿命之喻：半饑半飽，支離破碎，星星點點，一知半解，或許正是我們這代人的神傷與不甘——吃食如此，情感如此，智商如此，學業、職業、大夢、小愿之類也一樣，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