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開篇便強調表達的中性立場，不認同膚淺、做作的褒貶之論，其實質是想表明對隱身其中的“無誠”的極其厭惡。設若因為弱智而無誠（真）尚可原諒，不可恕的是“揣著明白裝糊涂”的虛偽。自新文化運動以來，指責中國傳統文化虛偽的聲音就不絕于耳，時至今日，還如此喋喋不休，從學術“創新”上當然不值善于故弄玄虛者一哂，我所在意的不是言辭是否時髦，而是問題是否存在。同樣，整整一個世紀前，“啟蒙”的號角吹得震天響，可是，可悲的是，在現代中國，啟蒙的使命還遠未完成。在涵養智慧之前，如果我們不能端正自己的姿態，涵養智慧則又從何說起？

在此我還想說說周作人。在罵完了周作人是漢奸之后，我們能否有胸懷、氣度再看看周作人這個人，特別是作為思想者的周作人？在我看來，周作人不僅是個美文家，還是個別致的思想者，他的思想遺產值得珍視。我對周作人曾被視為“落伍者”一直耿耿以懷，這真是乾坤顛倒的誤讀，周作人的所謂落伍，不過是他堅守自新文化運動以來不變的反封建、守護自由、個人的初衷罷了，看看中國的歷史與現狀，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在學理的建樹層面，周作人提倡常識，遠離意識形態，專注學術，研討民俗學、心理學、植物學乃至兒童學，其意義至今不被重視。在世人擾擾，大談革命、沉浸血色時，他卻樂論花鳥蟲魚，歌謠名物。世人只看見他的閑情逸致，不能識其中的微言大義，豈是周作人的錯？如他介紹法布爾的《昆蟲記》、懷特的《塞爾彭自然史》，看似賞玩，實則有深深的學理隱含其間。照周氏所論，中國文人，千百年來，學理殊少，哲人尤罕；改此狀況，唯有步入科學，從常識入手。他在《博物》中大力提倡生物學，“希望利用這些知識，去糾正從前流傳下來的倫理化的自然觀。”真真一語中的。何為倫理化的自然觀？就是用人的主觀化去代替對存在的客觀觀察。用自以為是的主觀倫理取代客觀的科學探究，這樣做，人必然被引入歧途。只可惜，在周作人的那個時代，他溫和的呼吁只能是空谷足音。作為一個清醒的智者，雖有自己的定力，但在氣勢洶洶的潮流面前也唯有無奈，最后只好“閉戶讀書”。周作人身上保留了知識者所具有的最可貴的現代理性，這份理性，比他的思想本身更值得今天的人們去珍視，這也是我在自己的書中首先要遵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