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說：“你所謂的明道，是指返璞歸真，使道在平常生活中落實呢？還是指華而不實，借此嘩眾取寵呢？天下紛亂，主要是因為重虛文、輕實行。如果圣賢之道彰明于天下，那么《六經》不必刪述。孔子對《六經》的刪述，是不得已而為之呀。自從伏羲畫卦，到文公、周公，其中論《易》的如《連山》《歸藏》等著述紛紜繁復，種類數不勝數，《易》道因此亂作一團。孔子發現天下愈益盛行文飾之風，認為如此發展只會目無綱紀，所以效法文王、周公關于《易》的論述，認為只有他們的主張才把握了《易》的宗旨。從此，紛繁復雜的學說均被廢棄，天下闡述《易》的學說開始歸一。《詩》《書》《禮》《樂》《春秋》也是這樣。《尚書》自《典》《謨》之后，《詩經》自《周南》《召南》之后，如《九丘》《八索》，許多淫邪妖冶之句，達成百上千篇。《禮》《樂》的名物度數不計其數。孔子均作了刪削述正，自此其他說法才終止。在《書》《詩》《禮》《樂》之中，孔子何嘗加過一句多余的話呢？現今《禮記》中的解釋之詞，大多是后來的儒生自己牽強附會硬湊的，不再是孔子當時所編著的原本了。至于《春秋》雖然大家也說是孔子編著，實際上是在魯史之舊文上筆削而成。所謂‘筆’，亦即照抄原文；所謂‘削’，亦即刪減繁復，那是有減而無增。孔子傳述《六經》，擔憂繁文擾亂天下，雖然簡略卻不能徹底做到，使天下人從此務必去掉華麗的文飾而追求文章的實質內容，并不是以文辭教導人們。《春秋》之后，繁文日益盛行，天下更加混亂了。秦始皇焚書得罪天下，是因為他出于一己之私，更不該焚了《六經》。如果當時他志向只在于明道的話，把那些反經叛理的書全焚燒掉，這也正暗合了孔子刪述的意思。從秦漢以來，文辭華麗的風氣又一天天興盛起來了，要想徹底廢止根本不可能了。只得效仿孔子的做法，對那些和經書道理相接近的進行表揚，那么其他的怪理悖論，也就慢慢消失了。我不知道文中子王通當初模擬經書是何意圖？但我體會到他的做法有可取之處，我認為，即便圣人重生，也是不會否認這種做法的。天下之所以混亂不堪，是因為華麗的文飾興盛，而求實之風衰敗，人們各抒己見，爭奇斗異，喧囂于世，這只會混淆人們的視聽，蒙蔽世人的耳目，使天下人崇尚華麗，爭相追求文飾，以求在社會上出名，而不再懂得還有崇尚真實、返璞歸真的切行，這些都是那些著書立說的人所導致的。”
徐愛說：“有些時候，著述是不能缺少的，比如《春秋》這本書，如果沒有《左傳》做解，恐怕世人也難以讀懂。”
先生說：“《春秋》必須有《左傳》才能明白，這樣，《春秋》不就成為歇后謎語了，圣人何苦寫這些艱深隱晦的詞句呢？《左傳》大多是《魯史》的原文，如果《春秋》要憑借《左傳》才可讀懂，那么，孔子又何必把魯史刪改成《春秋》呢？”
徐愛說：“程頤先生也認為：‘《傳》是案，《經》是斷。’比如，《春秋》上記載弒某君、伐某國，如果不知道事情的原委，大概也難以做出確切的判斷。”
先生說：“程頤先生的這種觀點，差不多也是承襲后世儒生的說法，沒有明白圣人作經的本意。比如寫‘弒君’，弒君是罪過，何必去了解弒君的經過呢？討伐的命令該天子發布，寫‘伐國’，伐國就是罪，為什么去問征伐別國的經過？圣人闡述《六經》，只是要端正人心，只是為了存天理、去私欲，對于這些事情，孔子曾經就說過。孔子常依據人們的問題，對各自的程度與性質做不同的回答，但他也不會多說，只怕人們專門在語言上糾纏而忽略了學說的本質，所以他對子貢說：‘我不想說什么了。’如果是些滅天理、縱人欲的事，又怎么能夠詳細地告訴世人呢？這不是要助長亂象、引導奸惡嗎！所以《孟子·梁惠王上》講道：‘孔子的門生沒有記載齊桓公、晉文公的事跡的，所以他們殺伐征討的事就沒有流傳后世。’這就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究做霸道的學問，因而他們要精通許多陰謀詭計，這完全是一種功利心態，與圣人寫作經書的宗旨正好相反，所以伊川這話怎么說得通呢？”
先生因此感嘆地說：“不能通達天理的人，很難和他說清楚這事的！”
他接著說：“孔子曾說：‘我還能見到史書上有存疑而未紀錄的地方。’孟子也說：‘完全相信《尚書》，還不如不看《尚書》，我只從《武成》篇里取兩三卷來讀讀而已。’孔子刪述《尚書》，即使是堯、舜、禹這四五百年間的歷史，也僅存數篇，除此之外，難道是其中沒有別的事發生，而所著述卻僅僅止此，圣人的本意由此可知了。圣人僅是剔除繁文，后儒卻只要添上。”
徐愛說：“圣人著經，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像春秋五霸之后的事，圣人不想詳細地告訴世人，確實是這樣的。那么，堯舜之前的事，為什么也記載得十分簡略呢？”
先生說：“伏羲、黃帝的時代，發生的事情久遠而不詳，能記下來流傳的就更少了。這也是可以想象的，當時世風淳樸，大概沒有華麗修辭、注重文飾的風氣，這就太古的時代，非后世所能比擬。”
徐愛說：“像《三墳》之類的書，也有流傳下來的，為什么孔子也要刪掉它呢？”
先生說：“即使有流傳下來的，也因為世道變化而不再適宜了。社會風氣日益開放，文采日漸興盛，到了周朝末年，想再恢復夏、商的習俗已不可能，何況恢復到堯舜的時代呢？更不必說比這還早的伏羲、黃帝時的世風了！各朝代治世的表現不同，但遵循的仍是一個道。孔子效法堯、舜和周文王、周武王。周文王、周武王之道即是堯、舜之道，只是因為時代不同，社會治理也有所不同，所施的教化與所設的政令自然也不同，把夏、商的制度政令施行于周朝，已經不合時宜。所以，周公想并采禹、湯、文王的舉措，碰到不合適的地方，還需夜以繼日地深入研究。何況太古時的制度政令，難道還能實行嗎？這正是孔子刪略前代之事的原因。”
先生接著說：“但求無為而治，不能像禹、湯、文王那樣因時機環境適宜而采取政治策略，而非要去實行遠古的風俗，這是佛教、老莊的主張。根據時代的變化對社會進行治理，卻不能像禹、湯、文王那樣以道為本，而以功利之心來實行，這正是五霸以后治世的情形。后來的世儒們諸多人講來講去，其實只講了個霸術而已。”
十二
【原文】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復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唯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復矣。”
【譯文】
先生又說：“堯、舜以前的治世之道，后世不可能恢復，因此可以略去不記。夏、商、周三代之后的治世方法，后世不可仿效，可以把它刪除。只有三代的治世方法可以實行。然而，世上議論三代的人，卻不了解三代治理天下的根本，僅注意到一些細枝末節，如此一來，三代治理天下的方法也不能恢復了。”
十三
【原文】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為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
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犧氏[52]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譯文】
徐愛問：“先儒討論《六經》，認為《春秋》是史書。而史書專門記載歷史事件，恐怕和其他《五經》的體例宗旨稍有出入。”
先生說：“從記事方面講叫‘史’，從論道方面講叫‘經’。事實是天理的表現，天理表現為事實。所以《春秋》也是經，《五經》也是史。《易》是伏羲氏時的史，《尚書》是堯、舜以后的史，《禮》《樂》是夏、商、周三代時的史。他們記述的事相同，弘揚的道相同，哪里有所謂的不同呢？”
十四
【原文】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誡。善可為訓者，時存其跡以示法；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愛曰：“存其跡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將萌否？”
先生曰：“圣人作經，固無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著文句。”
愛又問：“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獨于《詩》而不刪鄭、衛[53]？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54]，然否？”
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55]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56]‘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57]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58]之后，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譯文】
先生又說：“《五經》也是史書。史就是辨明善惡，以示訓誡。善可以用來教化，因而特別保存善的事跡讓人仿效；惡可以作為戒條，保存戒條省去具體的惡行來杜絕奸邪之人模仿。”
徐愛問：“保存善的事跡讓后人仿效，也是存天理之本；省減惡行，保存戒條，也是想將私欲抑制在萌芽階段嗎？”
先生說：“孔子著經，當然就是這個用意，但是也不必局限于文句。”
徐愛又問：“惡可以作為戒條，保留戒條而省去事情經過以杜絕奸邪之人模仿，然而，為什么獨獨在《詩經》中不將‘鄭風’和‘衛風’省略呢？先儒認為是‘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這樣的嗎？”
先生說：“現在的《詩經》已不是孔所修訂的原貌了。孔子說：‘放鄭聲，鄭聲淫。’孔子又說：‘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這是孔門家法。孔子所修訂的三百篇，都是雅樂之作，都可在祭祀天地祖先的場合和鄉村郊廟中演奏，都是用來暢和平之氣，涵泳心性，移風易俗，哪里會有鄭、衛之聲呢？這是助長淫風導引奸惡呀。這一定是秦代焚書坑儒之后，世儒牽強附會，為湊足三百篇的數目而加上去的。而淫邪之辭，世俗也喜歡傳播，如今街頭里巷并不少見。朱熹所謂的‘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只是無法解釋清楚，不得已才這么說的。”
徐愛跋
【原文】
愛因舊說汩沒[59]，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后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后始信先生之學為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工夫，“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約禮”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諸如此類，始皆落落難合。其后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譯文】
徐愛因為受舊的學說（程朱學說）的影響較深，剛開始聽到先生的教誨，實在有點驚駭不定，找不到頭緒。后來聽得時間久了，漸漸知道躬身踐行，然后才開始相信先生的學說是孔門的真傳，其他的皆為旁門左道，斷港絕河。比如先生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工夫，“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約禮”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諸如此類，我剛開始覺得難以理解。思考得久了便會有所領悟，高興得不禁手舞足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