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與現實、過去與現在的變調：向更復雜的世界追問
《百合花——茹志鵑小說選》的后面五篇，發表于1979—1980年間，反映了茹志鵑的創作在“新時期”以來的文學面貌。這些小說的批判性和反思性都大大地增強了，小說的藝術性也越來越純熟。如果說前期小說著重表現樸素、單純的人性美與人情美，那么，在后期小說中則有了過去與現在、理想和現實的具體沖突。黃秋耘將之概括為“從微笑到沉思”，非常形象。
《剪輯錯了的故事》是“反思文學”的標志性作品。小說中有兩個主要人物：老壽和老甘。主人公黨員老壽始終代表著普通農民、普通老百姓的利益，為民眾的口糧著想。老甘是黨員干部，他的變化極大，在老壽看來，老甘仿佛是變了個人：一個是解放戰爭時期為老百姓著想的老甘，另一個是“大躍進”時期弄虛作假好大喜功、不顧老百姓生活的甘書記。對于“大躍進”時期的亂象，是非顛倒，老壽十分失望。這反映了解放后部分干部的變質，暗示了干部和群眾之間的矛盾。茹志鵑巧妙地將四十年代解放戰爭時期與五十年代“大躍進”時期交錯著來寫，并且加入了主人公內心的想象。不需要作者評價，讀者便能讀出其中的批判性和深刻性。同時，在敘事方法上，也可以看到茹志鵑對于時空交錯、意識流等現代主義手法的吸取和創新。
《草原上的小路》講述在油田插隊的三個年輕人小苔、楊萌與石均之間發生的故事。石均的父親石一峰是高官，石均落難時，小苔對他十分同情。當石均的父親得以平反，官復原職，面對石均提出的讓兩人關系更進一步的邀請，小苔卻遲疑了。接受邀請對小苔的前途有好處，她也能回到南方，再說，他們也不是沒有感情基礎，但是，她卻難以決定是否要因此和石均確定關系。直到她看到楊萌為父親申訴的求助信被石均父子丟棄時，才確定了他們不是一路人。小苔是個單純、善良的姑娘，石均則是“條件論”的信奉者，認為人情世故一切都是有條件的。他們父子會漠視同樣遭受冤屈、處境艱難的同志的痛苦，不足為奇。小說展現了一個特殊的歷史轉折節點，一些人得到平反，一些人仍在痛苦中掙扎；一些人回到家鄉，一些人仍在當地勞作，一些人還寄希望于考上大學。正如題目所示：“草原”上的“小路”。小說展現的世界和人都較為復雜了，各自有各自的選擇，各自尋找各自的出路。但小說還是借小苔最后的決定，展現了作者的道德評價。
《家務事》寫的是七十年代初，丈夫去支援小三線，“我”從干校回來送大女兒嫻嫻到黑龍江插隊的一個生活片斷。此時小女兒淘淘正生著病，“我”拿著四天的病假單，想要留在家照顧女兒，結果因請假的人太多，一律不準假，“我”只好和大伙兒一起回到干校。當“我”擔憂著女兒時，別人問“我”在想什么，“我”只是平淡地回答道：“沒什么。不過是些家務事。”“家務事”三個字，說來簡單平易。那么，家務事是否真的不重要呢？雖然小說主要寫的是淘淘的病，但這背后凸顯的是政治生活對家庭生活的侵占，以及家的分崩離析。
《兒女情》是一篇非常深刻的作品，風格復雜而成熟，藝術成就非常高。小說中，“我”前去醫院探望病重的老戰友田井。田井從前在革命中做了很多貢獻，臨死前卻只掛念著她的兒子蒯池。一方面，她為兒子的前途操勞，做了很多努力。另一方面，她對兒子的女朋友汪稼麗十分不滿，罵汪稼麗“妖精”，理由無非是汪稼麗愛漂亮、講求吃穿的小市民習氣。對于第一個方面，“家庭觀念太重”是一種批評。對田井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兒子，以及那留給兒子的兩間房子、五千元的存單（她雖然表態說要交作黨費，臨到去世時還是掛念著把錢留給兒子）。在革命話語里，“兒女情”和革命是矛盾的，當她懷有兒女情時，就不是最純粹無私的革命者了。尤其她認為革命已經坐穩江山以后，兒女就占領了革命制高點。對于第二個方面，則是兩代人之間的矛盾。田井不滿汪稼麗，更不滿她帶壞了蒯池。小說寫“我”想象汪稼麗在田井的房子里走動，“她微笑著在向我說話，但我聽到的卻是蒯池的聲音”。這里的描寫十分精彩，可見，小說表面上寫的是婆媳矛盾，實際內在的是母子矛盾、代際矛盾，是革命、理想主義與小市民“過日子”之間的矛盾，也是革命的生活方式和革命以后的生活方式之間的矛盾。這兩個方面實際是相互聯系的，因為我們如果能理解田井的兒女情，就應該理解她的兒子和女朋友想要好好過日子的愿望，畢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和情感。所以，蒯池激烈地申述道：“她是望子成龍，可是，她的職位又夠不著使我成龍。”“我不是龍，我只要好好地生活，懂不懂？好好地生活。”
田井是個復雜的形象。回憶過去，那是充滿著青春與戰斗、艱苦和快活的生活，已經逝去了的生活。但人不能停留在過去，時代也不會停留在某個理想的階段。一邊是一個人在革命階段與革命后生活的分別，另一邊是革命以后各自的生活產生分別（比如地位高低的不同，田井從前的戰友尤梅把自己的子女安排得妥妥當當，卻不愿意幫助她安置蒯池）。現在需要面對的，是更復雜、更現實的生活。因此在昂揚的日子過去后，加之丈夫的死、身體的病，田井的生活顯現出衰頹與低迷。除了兒女作為個人感情的托付，革命還遺留下一個重要的問題：革命的成果由誰接班。“我”想象著汪稼麗說道：“無產階級、資產階級，還有私下養活著的封建主義，雜居于一代。這是雜居的一代！”因此田井越是臨近死亡，這個問題就變得越迫切，因為她無法交割這個世界，不知向誰交割。小說發出疑問：“生活在走向前，它將走到哪里去？”
《一支古老的歌》同樣反映了老革命憂慮子女問題，為之奔走，也目睹了干部風氣的變化。但這一次，茹志鵑把兒女情和子女世代新的理想主義結合起來。由于女兒泱泱的堅持，和她愛的冒華的淳樸，小說自然彌合了革命精神向誰傳承的矛盾。這新的理想主義，仍然在民間，在底層。因此，可以說這支古老的歌，仍在繼續傳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