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簽署了投降書。中共中央一連給廣東區黨委發出幾個重要電報，其中指示：應即派出干部前往香港，建立自己的宣傳陣地。區黨委經過研究，決定派東江縱隊秘書長饒彰風到香港，負責籌備《華商報》的復刊工作，同時決定從《前進報》抽調楊奇等六人赴港，盡快創辦一張四開小報，以便在《華商報》復刊之前能及時傳播中共的政治主張。于是楊奇和其余五位赴港辦報人員，從龍門縣南行，過東江河，經過梧桐山，直奔鹽田圩，到了東江游擊區邊緣的沙頭角，乘坐載人的自行車進入香港。
由于不了解港英當局對東江縱隊的態度，他們好幾個人都改了名，楊奇因三哥當年曾經改名楊子江，便順著改名楊子清了。他們又用組織上發的一點點服裝費在小貨攤上買了舊皮鞋、廉價西裝，完成了游擊隊員的換裝。
為了便于隱蔽和社會化，楊奇和陳夢云經組織批準在此時登記結婚，并且住進跑馬地山村道43號的租屋。外人看來，小兩口是一對在寫字樓打工的“白領”夫妻，實際上他們終日為籌備創辦《正報》而奔忙。
《正報》報社設在皇后大道中33號洛興行二樓。在1945年11月13日的創刊號上，《正報》的創刊詞《工作的開始及開始后的工作》，闡明了它在當時香港報章中獨樹一幟的立場和主張：（一）站在公正的立場上為人民服務；（二）發揚正氣，驅除邪氣；（三）報道正確消息，不講假話，不造謠惑眾，也不片面夸大。
這份報紙是在嚴峻的大時代背景下問世的，內戰的陰云已經密布。國民黨當局調兵遣將進攻晉冀魯豫解放區，10月下旬，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新八軍軍長高樹勛將軍率其所屬一萬余人在邯鄲起義，組成民主建國軍。《正報》創刊之日，便詳細報道了高樹勛將軍起義的消息，以后又連續發表其通電，號召全國軍民起來反對內戰，組織聯合政府，以民主協商解決國共爭端。作為《正報》社長兼總編輯的楊奇，親自編寫了《國民黨將領高樹勛率部起義》的特稿。這一轟動中外的新聞，中央社及國民黨辦的報紙當然不會發表，而新生的《正報》卻及時向香港及華南人民公布了，令人振奮。
最開始《正報》只有七位員工，每人身兼兩職。直到出版了第10期之后，才陸續有廣東區黨委派來擔任支部書記的李超、粵港知名畫家陸無涯等人充實進來。一日，楊奇在鬧市之中邂逅了當年志同道合的中山同鄉劉日波，實在興奮。更巧的是，劉日波已經注意到香港多了一份仗義執言的四開小報《正報》，而楊奇正有意為這份報紙增加人手，求賢若渴。兩人一拍即合，劉日波應邀加入《正報》，共同謀劃將三日刊增加為雙日刊。
當時《正報》第一版登載的大都是獨家新聞，還設有《正言》《兩日一談》《珍聞鉤沉》等欄目。第二、四兩版，刊登的是內地和香港新聞，介紹華南人民爭取和平、民主運動的情況，不少是其他報紙不敢據實刊登的。該報每期刊登的香港特寫，有計劃地將戰后香港各行各業工人、漁民等勞動者的生活作報道，還經常報道香港工人運動的情況，支持工人合理斗爭。后來曾經發生過販賣《正報》的報童被國民黨特務追逐毆打的事件，就有船廠工人挺身而出，予以保護。第三版是副刊，《正風》與《新野》輪流刊出，連載過郭沫若的《蘇聯紀行》、樓棲（筆名柳梢月）揭露國民黨軍隊血洗東莞黃村暴行的小說《黃村血淚》等。旗幟鮮明的《正報》，成為追求真理與公義的讀者們鐘愛的精神食糧。
1946年7月，毛澤東、周恩來委派方方到香港任中共中央代表，為的是要加強對華南地區黨組織的領導，恢復和發展廣東和華南地區的武裝斗爭，擴大中共與民主人士、海外華僑、港澳同胞的愛國民主統一戰線，配合全國的解放戰爭。翌日，楊奇、黃文俞、李超一同去到方方住處。方方對當時的形勢及任務作了概述和分析，并提出，我們應當不斷拓展宣傳陣地，讓香港及華南人民聽到黨的聲音。他和大家討論研究，鑒于每日出版的《華商報》已經復刊半年，決定將原來新聞性的《正報》雙日刊從7月下旬起改為雜志性的旬刊（后來又改為周刊）。《正報》的人員也相應作了調整：由楊奇移交給黃文俞任社長兼總編輯，李超任督印人。
楊奇面臨的下一個崗位是：負責籌辦“中國出版社”，加緊出版解放區的政治、文藝書籍。半年過去，待出版社工作開展起來，1947年初，他又奉調參加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的籌建，中國出版社主編的工作則移交給作家周而復。新華分社社址設在九龍尖沙咀彌敦道172號樓上，與方方的住處只相隔四個門牌號碼。社長是國際問題專家喬冠華，副社長是原先在延安搞電臺工作的肖群，楊奇則擔任黨支部書記兼中文版編輯。2月，他們著手購買、安裝收報機等設備，研究如何收、譯、編、發等流程。5月1日，“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便已正式發稿，崛起于香港眾多通訊社之林。《星島日報》《華僑日報》等多家報社也與新華分社陸續簽訂合同，交付稿費，訂閱新華社的新聞電訊了。
當時，隨著解放戰爭的推進，全國革命的新高潮即將到來，中共中央于1947年5月成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全國解放前夕改稱為華南分局），由方方擔任書記，全面領導廣東、廣西、云南、粵贛湘邊、閩粵贛邊等地區的斗爭。在香港分局之下又成立了香港工委，下轄多個工作委員會，其中，擔負著領導宣傳工作以及開展傳播媒介統戰工作的委員會，叫做“報委”，楊奇一度擔任報委副書記。
《華商報》自1941年1月4日復刊以來，經歷一年半的時間，為正義吶喊、為真相直言，政治影響越來越擴大；但另一方面，經濟上面臨的困難也越來越難以應付。由于國民黨頑固派在香港的勢力還很猖獗，工商界懾于他們的淫威，大都不敢在《華商報》刊登廣告，明顯影響到了報紙的發行和經營，到了1947年七八月間甚至一度面臨停刊的危險。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書記方方發出了“救報運動”的倡議，并且將楊奇調到《華商報》去擔任經理兼董事會秘書。
楊奇感到十分突然，他一向是搞編輯業務的，當經理并不在行。方方隨后笑說：“不在行，就學嘛。對編輯業務，你當年不也是從零起步的么？要辦好一張報紙，光有編輯人才是不夠的，經營管理也挺重要。你應當學會辦報的全面才能。”就這樣，楊奇只好接受任務：“好吧，我一定努力去學。”他此后多少次面臨全新工作局面的時候，都以此為自勉。
早在1941年4月《華商報》創刊的時候，身在東江游擊區的楊奇已是它的熱心讀者，同年12月日本進攻香港之后它被迫停刊，楊奇曾為此惋惜不已。如今，楊奇居然成為《華商報》一員，從此他的報人履歷中又增添了一筆濃墨。
當時，《華商報》旗幟鮮明地主張“團結人民，打擊敵人”，對內戰進程和國民黨的所作所為以及解放區的變化發展都不遺余力地予以報道。它的影響力從香港輻射至中國廣闊的內地，也飛洋越海到了歐、美、東南亞。正因為如此，國民黨恨之入骨，不讓它在內地發行。本來，《華商報》復刊之初，國共談判還未完全破裂，內戰還未大打起來，該報通過中國人民救國會主席李章達的幫助，已在廣州永漢路（即今北京路）開設了《華商報》《正報》廣州辦事處，負責人是鄔維梓，他除了采訪廣州新聞外，還兼管發行工作。《華商報》每天運到廣州之后，轉瞬間就被讀者搶購一空。這種情景，震驚了國民黨當局，他們立即禁止《華商報》在廣州發售。從此，該報在內地只好轉為秘密發行了。
楊奇到《華商報》之后，把主要精力放在經營管理方面。他依靠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支持，持續擴大在廣東各地的發行工作，并且使出了一系列“絕招”，例如請鐵路工人將當天出版的《華商報》攜上九龍開往廣州的火車，當車途經廣州郊區石牌時，中山大學的學生地下黨員已在鐵道邊等候。到了約定地點，工人將報紙包裹從車廂拋落軌道外，地下黨員便迅速撿起來，分發到廣州各間大學去。除了這條地下通道外，《華商報》同人又通過一些牟利的水客把報紙偷運到廣東各地。與此同時，在《華商報》經理部內，還每天用不同的信封、不同的筆跡書寫地址，將報紙郵寄給國民黨的黨政軍要員。楊奇認為，即使報紙為國民黨特務部門扣檢了，相信也不會被燒掉，可能奇貨可居，高價出售，或則輾轉傳閱，總會有人看到的。就這樣，《華商報》帶著真理的聲音，如投槍、如利刃，持續不斷地飛向蔣管區。
但是，發行的封鎖能突破，經濟的難關卻怎樣度過？楊奇這位編輯業務出身的《華商報》經理，面臨前所未有的重擔。
【特寫】來自深山密林的戀人
1945年11月7日，一對普普通通年青男女，走進位于港島中環的婚姻注冊處。男的中等身材，西裝革履，英俊瀟灑；女的瓜子臉，溫文嫻靜，一襲灰底紅花的旗袍，嬌小優美。這便是前來注冊結婚的楊奇和陳夢云，兩位剛從深山密林的抗日戰場走來的革命者。
香港房租高昂，夫妻倆在跑馬地山村道43號樓下租了一間以木板間隔的尾房，搬進兩篋衣物、一張棉被和一張毛氈，便定下了新居。
陳夢云出生在小康之家，父親陳可近是港島電車路上一間只有半邊鋪位的找換店——昌興銀號的經理，他極重子女教育，時時監督功課。在那個年月，把一子一女都培養成了中山大學歷史系的畢業生。畢業后，陳家女兒夢云在陽山、連州等地中學當語文、歷史教員，山區人民的貧困，使她感觸甚深，追求真理與光明的信念在心田萌芽。陳夢云在陽山悄悄尋找共產黨1942年成為一名黨員，迫切要求到東江游擊區去參加革命。
不久，陳夢云喬裝打扮，脫下教師的長旗袍，穿著一套老傭人的黑布衫褲，從柳州輾轉回到廣東順德，再到博羅，一路尋到東縱政治部駐地的羅浮山……年輕的女共產黨員絲毫沒有猶豫和恐慌。抵達目的地后，她先是在東縱政治部舉辦的青年干部訓練班接受短期訓練，結束后，分配到《前進報》工作。
她永遠忘不了報到那一天，隨著交通員登上羅浮山，經過古樹參天的華首臺，轉入崎嶇的羊腸小道，徑直奔向朝元洞。陳夢云步入觀內，舉頭一望，只見空蕩蕩的神殿，擺了幾張八仙臺權充報社的辦公室。編輯、記者、總務乃至社長都在那兒辦公。
“請問，哪位是楊社長？”陳夢云怯生生地說。
“我便是。”一位年輕人站起，向她走來。
這就是楊奇與陳夢云的初見。應當說，兩人給對方留下的印象都有點出乎此前的意料。陳夢云以為眾人交口稱贊的《前進報》楊社長必定是個不茍言笑、胸有城府的中年人，或是個深度近視、手持香煙抽個不停的書生，可是，眼前的他卻是如此年輕和藹，倒使她肅然起敬。而楊奇對陳夢云，目光卻有些挑剔，因為他得知訓練班對這位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有一句評語是“生活比較散漫”。楊奇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散漫”！可他接下來著意觀察，卻絲毫沒有發現陳夢云的散漫之處。每天清早，她和大家一樣按時做早操。辦公時集中精神，謄寫文稿筆筆清楚，字字娟秀。到了傍晚，報社人員挑起水桶到大伙動手開荒的菜畦施肥澆水，下山去訪貧問苦或者教鄉民認字，她總是不甘落后地參與。她不僅同編輯部人員關系很好，同工廠的印刷工人、廚房的炊事員也漸漸打成一片……
那訓練班的評語究竟為什么要那樣寫？后來，楊奇才從旁知道，陳夢云到東縱前后，正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加之身體不適，她不愿告訴別人，只能沉默寡言，不想反給人留下了“生活散漫”的誤解。楊奇經過這么一番觀察和調查，對陳夢云倒比對其他人更熟悉。有時，他默默出神望著這位千辛萬苦來到游擊區的年青姑娘，一份好感油然而生。有時，他覺得陳夢云真是既幼稚又冒險，不該孤身一人到博羅，萬一半途遇上壞人可怎辦？甚至，他在夢中也曾看見這位穿黑布衫褲的孖辮少女，挽著小小的黑布包袱，急匆匆地，但一步一個腳印地向羅浮山走來，向他走來……
二十三歲的楊奇，在感情上一下子成熟了，他面對著一切年輕人都必然經歷的人生關口——戀愛，他的心底里有了一個“她”。一天深夜，他鼓起勇氣，提筆給陳夢云寫了一封示愛的信。這是頗為奇特的情書，它沒有甜言蜜語的傾訴，沒有海誓山盟的承諾，甚至可以說那是一篇關于戀愛觀的評論。開頭第一句就是：“省卻千言萬語心情的描述，我認為有必要給你寫這封長信，以代替我不善于修飾的口語。我在這里向你坦露自己的戀愛觀，并希望與你交流看法。……”然后，楊奇描述了自己理想中的“她”。她應當是信仰共產主義的革命者；她應當是工作積極負責、學習孜孜不倦、待人親切和藹、生活作風正派的女性；外貌呢，長相清秀端莊，雖不要求太美，卻也應不俗；而內心世界則是豐滿多彩的、閃爍著智慧與道德光華的……最后，楊奇把對陳夢云的第一印象和“自由散漫”之謎也和盤托出，給這封信增加了一段幽默有趣的結束語。
陳夢云被這獨特的表白深深撼動了，她回了一封不長不短的信，同意加深相互了解。從此，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中，在幽深僻遠的羅浮山上，兩位年輕的革命者的愛情熾熱地燃燒起來。
1945年他們被黨組織委派一同赴港辦報，新安下的小家既是個人生活的溫馨居室，也是掩護革命工作的港灣。后來，陳夢云奉命到圣士提反女子書院和真光女子中學任教。大女兒出生后，她下班便操持家務，克勤克儉，儼然一位賢妻良母，旁人絕不會想到她竟然是地下黨員。她曾經奉饒彰風之命，手提皮箱，在警察眼皮下施施然揚手召喚“的士”（出租小車），把一批機密文件送往指定地點。
陳夢云膽大心細，時刻注意楊奇的安全。他們曾幾度搬家，從跑馬地山村道搬到中環堅道，又搬到銅鑼灣天后廟道，住宅就在電車站附近。陳夢云每天傍晚，總習慣在陽臺等待楊奇回家。有幾天，她正倚欄眺望，發現兩個男人在街道拐角逡巡，久久徘徊不去。陳夢云一看：“不好，可能是盯梢的。”她立即披衣出門，到電車站等待楊奇下車，把他截住，兩人手挽手轉到大街上，深夜才返家。爾后，他們更注意外出時間，不讓特務摸到生活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