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奇到《華商報》走馬上任之日，正是為了挽救這份進步報紙而開展的“救報運動”如火如荼之時。香港各階層人士都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熱烈響應這個運動。學生、小學教員、家庭女傭、商店職員、工廠工人……紛紛把節衣縮食省下的錢送到《華商報》。翻開1947年10月11日至11月13日的《華商報》，便可看到，一連三十四天刊登“救報運動”的讀者來信以及捐款者名單和金額。消息傳到海外，捐款從新加坡、仰光、馬尼拉、曼谷、吉隆坡以至美國、英國飛來。香港工商界及旅港的民主人士更把救助《華商報》視為己任，李濟深、蔡廷鍇、馮玉祥等將軍都是《華商報》的忠實讀者，也紛紛解囊……而《華商報》社的編輯、記者、排印工人，甚至報童也都熱情洋溢地投身其中。經過各方努力，一共募得港幣十八萬元，報社的經濟困難緩解了。楊奇等人利用這筆款子經營了一些副業，以彌補報社的虧損。與此同時，編輯部根據廣大讀者提出的意見，刷新版面，使報紙從內容到形式更加社會化、群眾化。結果，發行量逐月上升，廣告收入也多起來。隨著人民解放軍在全國戰場的節節勝利，香港形勢也日益對《華商報》有利，終于在1949年初，扭轉了入不敷出的局面。
遵照中央對粵港工委的指示，《華商報》是要“爭取長期存在，對英不加刺激，適當而有步驟地批評”，因此它的一切經營和采編行為都要遵守相關的法律，盡可能采取公開合法的方式來工作。但是“《華商報》受到港英當局控告”的事件，令楊奇更深入地思考在資本主義社會如何辦好中共領導的社會主義性質報紙這一新課題。
1949年9月5日，《華商報》刊登了一篇通訊，報道英國士兵強奸新界青山一位村婦的事件。記者訪問了受害者蔡亞蓉，將她的敘述和哭訴公之于世。見報后，香港民眾義憤填膺，強烈要求嚴懲強奸者。哪知，這篇正義的報道，因在判案之前刊登，竟被香港政府指為“藐視法庭”，在高院開庭審訊。代表《華商報》出庭的是《華商報》董事長鄧文釗和楊子清（即楊奇），《華商報》被罰款四千港元。后來，港英法庭審訊證實，該名英兵一夜之間強奸蔡亞蓉數次的罪名成立。讀者知道審判結果后，紛紛自動向報社贈款，場面十分感人。不久，贈款總數已接近被罰款的數目了，為此《華商報》公開答謝廣大讀者，并且派人去慰問蔡亞蓉。與此同時，楊奇在編輯部會議上接受教訓：在香港辦報，不僅要遵守法律，而且不能觸犯法律程序。
重慶《新華日報》在1947年2月28日被國民黨反動派封閉之后，香港《華商報》就成了解放區以外唯一能直接傳播中共中央聲音的報紙了。在解放戰爭期間，蔣管區人民如火如荼的反饑餓、反獨裁斗爭及解放區軍民的反“圍剿”勝利，都在《華商報》上作了翔實的記載。幾乎可以說，《華商報》是一部記錄解放戰爭全過程的“史書”。因此，在人們心目中，《華商報》不僅僅是一張報紙，它也是通向中國共產黨、通向解放區的一座橋梁。一批又一批進步青年，到《華商報》來，并由報社轉送到已解放的天津學習。國民黨的軍政人員也一個一個地設法通過《華商報》與中共接觸，洽談軍事起義、經濟起義的計劃。這是《華商報》在版面宣傳報道之外，所承擔的另一重歷史使命。
1942年在東江游擊區接待和保護鄒韜奮、茅盾先生等逃離香港日占區的民主人士的情形還歷歷在目，七年之后，楊奇又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親身投入到護送民主人士北上參加新中國政治協商會議的重大行動當中。
為完成這一任務，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決定由潘漢年、夏衍、連貫、許滌新、饒彰風五人成立領導小組，并由饒彰風在《華商報》社內成立具體執行的工作班子，楊奇也負責一定的聯絡工作。他們分別約見有關民主人士，同時，通過亞洲貿易公司的老朋友，把香港太古輪船公司客貨輪途經東北營口、華北天津等口岸的船票全部買下來，有計劃地將民主人士分批秘密轉送到解放區。從1948年11月開始，旅港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全國知名人士，便陸續離開香港。
這當中，以護送李濟深、茅盾、章乃器、朱蘊山、鄧初民、彭澤民、梅龔彬一行20多人秘密離港赴營口的經過最富于戲劇性。1949年1月10日晚，李濟深在半山區干德道住所宴客，觥籌交錯的場面迷惑了租住在對面樓房上專門監視他的港英特工。酒過三巡，李濟深離座，先到洗手間轉轉，隨即悄悄出了家門。在距離寓所20米的地方，楊奇借用《華商報》董事長鄧文釗的小轎車，已依照預定的時間來到。李濟深迅速上了車，直奔堅尼地道鄧文釗的住所。方方、連貫、饒彰風早已在那兒等候，同船北上的“民革”要員朱蘊山等人也先行到達。這時，真正的晚宴才開始，大家縱情談論國事。在此之前的24日，楊奇則已在灣仔區傍海的六國飯店租下一個房間，分別把李濟深等人的行李集中到旅館來。晚宴上完最后一道菜了，楊奇先行告辭，回到六國飯店。結賬退房后，由侍應生把行李搬到岸邊，雇用小汽船準備送到海港中心的貨輪上。他按照約定時間給鄧文釗家掛電話，用暗語告訴饒彰風依計劃把李濟深等五人送到岸邊。隨后，他會合由周而復聯絡的彭澤民等三人，用小電船將他們送到維多利亞港中的一艘“阿爾丹”號遠洋貨輪上。次日凌晨，這艘藏有20多位著名人士的貨輪便離開香港，破浪北上了。三天之后，《華商報》披露一則爆炸性消息《李濟深等離港北上參加政協》，港英當局特工部門及國民黨駐港特務機構才如夢初醒。
1949年9月末，全國政協通過共同綱領、國歌及國旗。國旗面積大小及五星的位置等都有詳細規定，《華商報》刊登了這一鼓舞人心的消息。楊奇提議：“我們報社應該立即掛新國旗！”得到該報領導班子一致同意，遂派人到電車路橫巷內一家縫紉店去訂貨，按尺寸大小制了一面標準的五星紅旗。1949年10月1日，當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上莊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遠隔千里之外的香港干諾道中123號《華商報》社的天臺上，全體人員也齊集肅立，由饒彰風主持，舉行了隆重的升旗儀式。這是香港升起的第一面新中國國旗。
同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三十八周年紀念日。國民黨方面早就在香港大事宣傳，要利用這一天來慶祝已被人民推翻了的“中華民國”的“國慶節”。他們鼓動香港同胞懸掛已被廢除了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此時楊奇已是《華商報》代總編輯，他意識到這是一場爭奪群眾的政治搏斗，于是在香港新聞界假座金陵酒家舉行的慶祝新中國誕生的大會上慷慨陳詞，講述紀念辛亥革命的意義，并嚴正指出：“我們紀念辛亥革命，只能掛新中國的國旗，決不能掛廢旗。”與此同時，《華商報》還用銅版紙印制大量五星紅旗，到了10月10日那天隨報附送。于是，新國旗進入千家萬戶，在大街小巷的陽臺和窗口豎起。莊嚴美麗的五星紅旗，在“東方之珠”隨處飄揚。
雖然《華商報》復刊后只出版了不到四年，但在中國新聞史上，它卻是首次實踐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創辦社會主義報紙的道路。這段經歷，在楊奇的思考中不斷發酵，一直延續到后來他再度重返香港辦報和開展統戰工作的階段，并上升到在“一國兩制”條件下如何辦報的理論高度。
【特寫】全社員工一夜撤離
最能體現楊奇的組織領導才干的，是他為創辦《南方日報》作準備，及把《華商報》全體職工安全撤離香港這項工作。
“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國民黨統治從此宣告滅亡，人民解放軍隨即揮師南下。5月，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書記方方從香港進入閩粵贛邊區，再轉到江西省贛州，與葉劍英和南下大軍勝利會師。
就在這時，華南分局向香港工委下達了一項任務：迅速了解廣州國民黨報紙和民營報紙的狀況，并提交關于如何在廣州創辦華南分局機關報的報告，要求立即從思想上、組織上、物質上做好一切準備。
楊奇從饒彰風手里接受了這項光榮任務，立即從三個方面進行準備，克服了一個又一個困難，終于不負上級所托。到了9月中旬，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明確地通知香港工委：鑒于南下大軍中新聞干部很少，決定一俟廣州解放，《華商報》即行停辦，全體干部職工趕赴廣州，盡快出版《南方日報》。
楊奇接到饒彰風傳達的華南分局指示之后，立即召開《華商報》黨總支委員會會議。經過討論，決定成立五人領導小組，負責處理全體職工安全撤離香港前往廣州之事。領導小組成員還作了具體分工：孫孺為組長，全面領導；麥慕平管政治思想工作；洪文開管宣傳；周方旸管交通聯絡；莫廣智管總務生活。在此之前，為了迎接南下大軍接管廣州，華商報、新民主出版社、有利印務公司已經分批抽調了許多職工到惠陽游擊區參加東江教導營學習，因此，在香港留下來堅持工作的職工越來越少了。現在，楊奇和五人領導小組的成員，既要照常出報、出書，又要準備報紙停刊，還要帶領全體人員轉移到廣州去創辦《南方日報》，任務何等艱巨！他們簡直是“三頭六臂”都嫌不夠用。會議結束前，楊奇深沉地看著身邊五位戰友，鄭重地說：“饒彰風講了：哪一天知道廣州解放，那一晚就編印最后一天的《華商報》；次日一早，全體職工都要離開香港。這是半點也不能含糊啊！”接著，他還叮囑：“要避免受到國民黨特務的破壞，為了保證全體職工撤離途中的安全，停刊之事必須嚴格保密！我們只能一個一個找職工談話，征詢他愿不愿意回廣州參加報紙工作、離港初期家庭有什么困難？當對方表示同意之后，才告訴他如何作好準備，并且請他不要告訴別人。總之，組織工作非常復雜，思想工作要很細致。”
從這一天起，他們按照分工，悄悄地分別找職工談心，結果除了一個工人有家庭困難不能離港外，所有的人都高高興興地表示贊同：“當然好啦！”“好啊！到解放了的自由天地去！……”終于，華商報系統人人都有思想準備了，但每個人都只以為是自己和一部分人到廣州去參加辦報而已。暗涌在海平面以下，表面上還是風平浪靜，水波不興，誰都像沒有那么回事一般。
10月13日，南下大軍已進至廣州近郊，全城解放之日屈指可數了。楊奇與孫孺、周方旸等分頭通知各人收拾行裝。14日，他們又一次通知上夜班的同事，把隨身的行李包帶回報社，以便15日早上輕裝出發。與此同時，又指定蘇志成、馬鶴鳴、陳夢云組成后勤組，負責妥善處理《華商報》結束后的一切事宜。蘇志成留守報社，馬鶴鳴負責處理印刷廠的設備，陳夢云則承擔每月給返穗人員的留港家屬發生活費等工作。
14日下午，楊奇在銅鑼灣天后廟道的住宅里，坐在臨窗書桌前，鋪紙執筆撰寫終刊詞。細碎的陽光透過綠蔭灑進室內，雖然已是深秋，卻和煦如春。他心情舒暢，神情凝重，下筆之處寫著一行有歷史意義的題目：《暫別了，親愛的讀者！》
鋼筆尖在紙上沙沙作響，一排又一排工整的字體，講出《華商報》同人的心聲：
廣大讀者將不再獲得每天閱讀慣了的報紙了！本報同人也要告別日夕依偎慣了的母親——一切親愛讀者的懷抱了！叫大家怎能不掀起一些離情別緒呢；然而，我們今天決不是什么“兒女私情”，也就不應有什么“離愁別恨”。本報的創刊（1941年）和復刊（1946年1月），是決定于中國人民革命形勢的需求，本報現在的停刊，也是決定于當前革命形勢的發展；因此，正如創刊和復刊獲得千萬讀者的歡迎那樣，敢信本報這次發展地停刊，一定會獲得千萬讀者的贊同，和贏得千萬讀者的會心微笑。……
別了，親愛的讀者！新生的祖國在召喚，我們必須回去；時代的號角在催促，我們必須前進！就是由于這個原故，本報停刊了！但這只是暫別而已。人民的聲音，和平的聲音，決不是帝國主義的“封鎖”，或“冷戰”的叫囂所能隔絕的。親愛的讀者們！當人民主宰一切的遼闊原野已經照遍了燦爛陽光的時候，這種聲音只有更加響亮，更加動人。讓我們在偉大的祖國土地上相見吧，讓我們在解放后的廣州以新的面目與大家相見吧！
楊奇寫到最后幾行，心潮澎湃，眼眶潤濕了。多少艱苦的歷程，多少驚險的場面，像過電影一般重新出現在腦海里。他擱下筆桿，把文稿放進公事包內，便動身到報社去。
深夜，報社燈亮如晝，人們照常忙碌。大家用過夜餐，已是午夜十二時了。楊奇通知鎖上報社大門，從這一刻起停止一切人員外出。然后，把《暫別了，親愛的讀者！》發到排字房。幾頁薄薄的紙片，仿佛一枚重磅炸彈，無聲地炸開了，以強勁無比的氣浪沖擊著每一顆心。
“停刊了！”
“停刊了！……”
人們再也按捺不住談論去向。
“你打算怎樣？”
“我準備到廣州，參加籌辦《南方日報》。”
“何時出發？”
“明天。”
“怎么？我也是明天起程去廣州。”
一傳二，二傳四……剎那間，沉默了幾天的人們突然毫無遮攔地敞開了心扉。原來全體人員都回去，而且是一同出發！這個發現，宛如感情的觸點，一下間迸發出火花。空氣熱了，更熱了。大家互相握手，拍肩，甚至摟抱，歡樂與興奮之情簡直無法形容。當印報機開動之后，全體人員立即按照事先安排的通知，分成幾個小組，分散離開報社。
凌晨五時，是香港這不夜城最寧靜的時分。在報社附近，德輔道中銀龍酒家、清華閣、大三元等幾家較大的茶樓上，三三兩兩、五五六六地坐著《華商報》的工作人員，他們正淺斟細嚼地喝早茶。旁人并不詫異，因為這些慣于熬夜的報界人士，總是凌晨的常客，只不過這天每人身旁多了個小提包，大概是即將集體郊游罷了。吃過早點，他們便默契地各自跟隨指定的東江縱隊交通員乘車前往新界大埔，再舍車登舟，到了大鵬灣的沙魚涌，然后，由那兒向惠州進發。
楊奇并沒有同行，他還有未了的任務。
10月15日早上，天色大明以后，《華商報》出現在報攤上。港英當局政治部辦公室內如常地由雜務員派入這份報紙。九時，上班時間到了，政治部的官員看見赫然奪目的標題《暫別了，親愛的讀者！》不禁脫口而出：“噢，《華商報》停刊了！”他們立即派人到《華商報》社查問：
“你們是否停刊？”
留守在報館內的蘇志成早已胸有成竹，鎮靜地答道；“是的。”
“那報社的人呢？”
蘇答：“早都走光了。”
楊奇當天上午十時打電話回報社，得悉以上情況，心頭放下一塊大石：《華商報》已順利完成了停刊和工作人員轉移的任務。
三天后，楊奇與饒彰風一起，陪同中國人民救國會主席李章達，經沙魚涌去惠州。這時，恰好兩廣縱隊曾生司令員等也到了那里，他們便一起乘坐大拖渡向廣州進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