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宋元明清時期福建向臺灣的移民
第一節 宋元時期的移民
一 宋代
澎湖位于大陸與臺灣之間，是臺灣之門戶，漢人由大陸渡臺之跳板，其移民與開發要早于臺灣。關于漢人向澎湖的移民，唐施肩吾的詩句一直備受臺灣史研究者的關注。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百三十《福建路·泉州風俗形勝》記有“環島三十六”，其下小注云：“自泉晉江東出海間，舟行三日抵彭湖嶼，在巨浸中，環島三十六。施肩吾詩云：腥臊海邊多鬼市，島夷居處無鄉里。黑皮年少學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a id="w1"/>施肩吾詩原題《島夷行》，后被載入《八閩通志》、《泉州府志》等志書。清康熙年間，杜臻撰《澎湖臺灣紀略》，始于施氏詩下注曰：“蓋亦嘗有至焉者”，意思是施氏曾到過澎湖。后連橫撰《臺灣通史》，似伸引其說，在《開辟紀》中說：“及唐中葉，施肩吾始率其族遷居澎湖。肩吾汾水人，元和中舉進士，隱居不仕，有詩行世。其《題澎湖》一詩，鬼市、鹽水，足寫當時之景象。”對于施肩吾是否到過澎湖，史學界素有不同看法，曹永和認為：“似國人初來居住于澎湖時，當時尚有先住民族，與國人間曾有‘鬼市’（暗中貿易，silent trade），而可能與施肩吾所詠者相似，致有如此附會，而其年代不會晚于南宋?！?a id="w4"/>
不過，近年來的考古成果顯示，漢人可能在唐末或唐宋之際即已經前往澎湖開拓。臧振華在位于澎湖白沙島講美村蒔板頭山遺址發現：“從蒔板頭山遺址的層位看來，這個遺址包含好幾個文化層，即下部包含了兩個史前文化層，上部包含了兩個歷史文化層。在上部的兩個歷史文化層中，下層的年代相當早，根據碳素十四測定在公元九世紀左右，上層年代根據碳素十四測定大約在南宋時期，即公元一千二百年左右?！瓘纳P板頭山兩個歷史時代文化層里面所出土的考古紀錄，反映出不同的生活形態。下層的文化內容單純，是比較臨時性、小規模聚落；到了上層很明顯有了定居聚落。……漢人可能于唐朝末年以后開始來到澎湖，最初只是把澎湖作為一個臨時的漁業基地，到了南宋的時候，才開始有人在這里定居?！?a id="w5"/>陳信雄則根據其所發現的大量瓷器，證明五代十國時期澎湖可能已有漢人在活動。
北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知泉州陸藻撰《修城記》，指出：“泉距京師五十有四驛，連海外之國三十有六島，城內畫坊八十，生齒無慮五十萬。”宋人常用“三十六島”代稱澎湖群島，說明北宋時澎湖已為泉州官府所重視。南宋樓鑰《汪大猷行狀》記載：乾道七年（1171）“起知泉州。到郡……郡實瀕海，中有沙洲數萬畝，號平湖。忽為島夷毗舍邪者奄至，盡刈所種。他日又登海岸殺略，禽四百余人，殲其渠魁，余分配諸郡。初則每遇南風，遣戍為備，更迭勞擾。公即其地造屋二百間，遣將分屯，軍民皆以為便。不敢犯境。”周必大《汪大猷神道碑》亦載：“乾道七年（1171）……四月，起知泉州。海中大洲號平湖，邦人就植粟、麥、麻。有毗舍耶蠻，揚說明其時已有大陸漢人移居澎湖，他們在島上種植“粟、麥、麻”等作物，已為外人所垂涎而有搶奪之事，說明種植量已不少。曹永和認為，當時到澎湖的漢人，除了戍兵（含眷屬）之外，大部分是閩南沿海的漁民。他們即有可能被澎湖附近豐富的漁業資源所吸引，使澎湖成為其操業的根據地，他們從搭寮暫住至漸漸定居下來，以半耕半漁維持其生計。趙汝適《諸番志》（成書于寶慶元年，1225年）云：“泉有海島曰彭湖，隸晉江縣?！?a id="w11"/>說明南宋時澎湖在行政上已隸屬于晉江縣管轄。明人陳學伊《諭西夷記》云：“聞之，彭湖在宋時，編戶甚蕃?！?a id="w12"/>據臺灣學者許雪姬推測，當時澎湖的居民大約在二千人以上。
至于臺灣本島，北宋李復《與喬叔彥通判》書云：“某嘗見張丞相士遜知邵武縣日，編集《閩中異事》云：泉州東至大海一百三十里，自海岸乘舟，無狂風巨浪，二日至高華嶼，嶼上之民，作鱟臘□□者千計。又二日至張士遜于宋真宗景德年間（1004～1007）知邵武縣，《閩中異事》一書今佚。李復書札所載從大陸沿海至流求國的航線，與《隋書》記載相同。《隋書·流求國傳》云，隋大業六年，“帝遣武賁郎將陳棱、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
依此，李復書札中的流求，也應指今日之臺灣?！捌鋰鴦e置館于海隅，以待中華之客”，說明宋初泉州與流求交往比較頻繁，李復還斷言當時“必有海商往來”。
南宋詩人陸游（1125～1210）《感昔》詩云：“行年三十憶南游，穩駕滄溟萬斛舟。常記早秋雷雨霽，柁師指點說流求?！标懹紊诒彼涡推吣辏?125），此詩所記為陸游三十歲之事，為南宋紹興二十四年。所指“滄溟”，即福建近海，見《劍南詩稿·步出萬里橋門至江上》：“常憶航巨海，銀山卷濤頭。一日新雨霽，微茫見流求。”詩句下注曰：“在福州泛海東望，見流求國?！标懹嗡酥笾郏瑧獮樵叫信_灣之商船，故能指點以說流求。此詩上距北宋，不及三十年，歷史演進，不可一時驟至，說明北宋時期亦應有福建船舶到臺灣。
據泉州《德化（縣）使星坊南市蘇氏族譜》，七世祖蘇欽于南宋高宗紹興三十年（1160）撰寫的序文云：“（蘇氏一族）分于仙游南門、興化涵頭、泉州、晉江、同安、南安塔口、永春、龍溪、臺灣，散居各處。”使星坊南市即今德化縣潯中鎮寶美村一帶。蘇欽，字伯承，北宋宣和甲辰（1124年）進士，官至利州路轉運判官。該序既作于南宋初，則族人之分居臺灣的時間，當可上推到北宋末年甚至更早。至于序文中出現臺灣名稱，很可能是后人修譜時擅改的。當時泉州已正式設立市舶司（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的主要港口，商人足跡遠至亞、非各國，其與臺、澎島嶼的聯系，亦較前代密切，尤其是泉州人民已有不少移居澎湖，故德化蘇姓于此時遷臺，亦不足為奇。
南宋梁克家《三山志》記載，福清縣塘嶼，“昭靈廟下，光風霽日，窮目力而東，有碧拳然，乃琉球國也。每風暴作，釣船多為所漂，一日夜至其界。其水東流而不返，莎蔓錯織，不容轉柁，漂者必至而后已。其國人得之，以藤串其踵，令作山間?！?a id="w17"/>說明當時有些漁民因風暴而漂流到臺灣。
從地下出土文物也可以證明宋代已有漢人往來臺灣。早在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由周鐘瑄主修、陳夢林編纂的《諸羅縣志》記載：“鄭氏時，目加溜灣（今臺南安定一帶）開井，得瓦瓶，識者云：是唐宋以前古窯。惜其物不傳，亦不知此瓶瘞自何時?！?a id="w18"/>乾隆三十七年（1772），曾任臺灣海防同知的朱景英在《海東札記》中也說：“臺地多用宋錢，如太平、元祐、天禧、至道等年號，錢質小薄，千錢貫之，長不盈尺，重不逾二斤。相傳初辟時，土中有掘出古錢千百甕者，或云來自東粵海舶。余往北路，家僮于笨港口海泥中得錢數百，肉好深翠，古色可玩。乃知從前互市，未必不取道此間。”宋錢的“太平”，即“太平興國”之簡稱，是宋太宗年號，“天禧”為宋真宗年號，“元祐”為宋哲宗年號，“至道”亦為宋太宗年號，都屬北宋時期。這些宋錢有可能是北宋以后流入，但既云其“多”，“遂不得不疑及是項錢幣，乃隨其時海舶而俱來之矣”。有學者認為“說不定在北宋末年已有漢族人民移居臺灣了”。連橫在《臺灣通史》中也指出：“歷更五代，終及兩宋，中原板蕩，戰爭未息，漳、泉邊民漸來臺灣，而以北港為互市之口，故臺灣舊志有臺灣一名北港之語。”
考古發現為上述論述提供了有力的證據。位于臺北縣八里鄉的大坌坑遺址十三行文化層，出土了“開元通寶”、“乾元重寶”、“太平通寶”、“淳化元寶”、“至道元寶”和“咸平通寶”等唐宋時代的銅錢，鎏金銅碗、銅飾物和銅配件等銅器，以及一些瓷片。由于這些唐宋時代的遺物都是出自十三行的文化堆積層和墓葬當中，而不是出自漢人的聚落遺址，所以它們雖不能說明當時已經有了漢人的聚落，但是至少可以證明當時十三行文化的人，已經與漢人有了接觸往來。由于十三行遺址的位置正在淡水河口的南岸，該地在清朝曾是與大陸通商的重要口岸之一，所以據此可推測：唐宋時期的漢人，可能曾航行到這里入港上岸與臺灣的住民交易。
臺灣考古學者根據陶瓷編年所整理的重要類型，把十三行遺址出土的十一至十四世紀陶瓷分成三個階段：（一）十一世紀后期至十二世紀（北宋后期至南宋初期）；（二）十二世紀后期到十三世紀晚期（南宋中期至南宋末年、元初）；（三）十三世紀末期至十四世紀（南宋末年、元初至元末明初）。從陶瓷組合觀察，十三行遺址出土十二與十三世紀的貿易瓷，包括浙江龍泉窯系青瓷、福建窯系青瓷與白瓷制品等，此種組合與日本博德、鹿兒島、奄美大島倉木崎遺跡以及若干琉球遺址出土遺物類似。十四世紀，大坌坑遺址則可見到元代龍泉青瓷大盤、青瓷碟、高足杯、景德鎮青白瓷執壺以及德化窯白瓷軍持器、白瓷碗與盤等陶瓷。學者認為：“大坌坑遺址發現時間從十一世紀后期到十四世紀（北宋晚期至元末明初）的中國主力貿易陶瓷，或許不是偶然，而是從福州或泉州沿著琉球群島到日本九州島這條陶瓷貿易航線經常性的一個?？奎c。雖然進入淡水區域進行‘島際貿易’的規模不大，不過，經由大坌坑遺址的陶瓷組合呈現的時間延續性來看，或許可以說鄰近淡水河岸一帶的大坌坑區域，作為宋元陶瓷貿易路線的一個停留站或貿易點，比原來想象得‘常態性’”。說明在宋代，漢人與臺灣住民的貿易往來已比較頻繁。
根據文獻記載，宋末有漢人因戰亂而渡海居臺。郁永河《裨海紀游》載：“自南宋時元人滅金，金人有浮海避元者，為颶風飄至，各擇所居，耕鑿自贍，遠者或不相往來；數世之后，忘其所自，而語則未嘗改?！?a id="w25"/>這是北方女真人及漢人入臺的文字記錄。南宋兵敗，亦有部分漢人入臺?？滴酢吨T羅縣志》引沈文開《雜記》曰：“土番種類各異，有土產者，有自海舶飄來及宋時零丁洋之敗遁亡至此者。聚眾以居，男女分配，故番語處處不同?！?a id="w26"/>所謂“零丁洋之敗遁亡至此者”，指宋末帝趙昺厓山之役，有逃遁至臺灣者。乾隆初年《重修臺灣府志》云：“南社、貓兒干二社番（均在今云林縣侖背鄉），其祖興化人，渡海遭颶風，船破漂流到臺；娶番婦為妻。今其子孫婚配，皆由其父母主婚；不與別番同?！?a id="w27"/>道光十年周璽纂《彰化縣志》亦云：“貓兒干社番，有說興化話者，想系興化人入社所傳?！?a id="w28"/>該番社中，既能說漢語，又能保持有別于眾番的漢俗，自非少數人力所能致之，其必有較大之團體力量。然此較大之團體，何以甘心蠻荒，一至不返？想非有大故避地者，不得出此也。若是如此，則南社、貓兒干之“番”，即可能因亡國大故避地而來者。果如此，考察歷代鼎革之際，因亡國避地而遁跡赴臺者，“設非零丁洋之役，將無所屬矣”。后來亦有類似傳說，如道光十年鄧傳安《蠡測匯抄》云：“若卑南覓七十二社……今其女土官寶珠盛飾，如中華貴家，治事有法，或奉官長文書，遵行惟謹。聞其先本逃難漢人，踞地為長，能以漢法變番俗；子孫并凜祖訓，不殺人、不抗官。”又道光十七年《噶瑪蘭志略》云：“瑯嶠后為全臺適中之地，番王居之，統內外社。或云，宋零丁洋之敗，有航海者至此?！?a id="w31"/>這些記載，都可以與沈文開之說相呼應。
綜合上述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可知，漢人開拓澎湖的最早年代，應當不晚過北宋，極可能是在唐末或唐宋之間，大約到了南宋時才開始有漢人聚居，他們以捕魚、采貝、畜養和耕種為生，并且與福建沿海交易有無。而在這同時，也有漢人到達臺灣本島附近，并與臺灣的土著進行交易。
二 元代
元順帝時，汪大淵附搭海舶，遠游南洋及印度洋諸國，就其見聞寫成《島夷志略》一書。該書記載澎湖較為詳細，云：“彭湖：島分三十有六，巨細相間，坡隴相望。乃有七澳居其間，各得其名。自泉州順風二晝夜可至。有草無木，土瘠不宜禾稻。泉人結茅為屋居之。氣候常暖。風俗樸野。人多眉壽。男女穿長布衫，系以土布。煮海為鹽，釀秫為酒，采魚蝦螺蛤以佐食，爇牛糞以爨，魚膏為油。地產胡麻、綠豆。山羊之孳生，數萬為群，家以烙毛刻角為記，晝夜不收，各遂其生育。工商興販，以樂其利。地隸泉州晉江縣。至元年間，立巡檢司，以周歲額辦鹽課中統錢鈔一十錠二十五兩，別無科差?！?a id="w32"/>可見，其時有相當人數的泉州人到澎湖定居，半耕半漁，并有商販的往來，而且已設官置治。
對于元代澎湖之人口，連橫《臺灣通史》中指出：“當是時，澎湖居民日多，已有一千六百余人。”陳紹馨撰《臺灣省通志稿·人口篇》時，估計“人口當以千計”。盛清沂認為：元、明兩代澎湖人口，實以元末為鼎盛，自元末明初以后有減無增。據清將施瑯云：故明澎湖百姓，“始有五六千人”。那么元末澎湖鼎盛時期之人口，應不下于施瑯所說的明末之數字。也就是說元代澎湖人口應在五六千人以上。雖然以上諸家都沒有直接的材料證據，很難作出精確的估計，但從汪大淵“山羊之孳生，數萬為群”、“工商興販，以樂其利”等記載，可知當時澎湖之居民為數確實不少。
《島夷志略》琉球條記述了當時臺灣的情況，云：“地勢盤穹，林木合抱。山曰翠麓，曰重曼，曰斧頭，曰大崎。其峙山極高峻，自彭湖望之甚近。余登此山則觀海潮之消長，夜半則望旸谷之日出，紅光燭天，山頂為之俱明。土潤田沃，宜稼穡。氣候漸暖，俗與彭湖差異。水無舟楫，以筏濟之。男子婦人拳發，以花布為衫。煮海水為鹽，釀蔗漿為酒。知番主酋長之尊，有父子骨肉之義。他國之人倘有所犯，則生割其肉以啖之，取其頭懸木竿。地產砂金、黃豆、黍子、硫磺、黃蠟、鹿、豹、麂皮。貿易之貨，用土珠、瑪瑙、金珠、粗碗、處州磁器之屬。海外諸國蓋由此始。”從“余登此山則觀海潮之消長，夜半則望旸谷之日出，紅光燭天，山頂為之俱明”看來，汪大淵曾親歷其地，而不是道聽途說。郭廷以認為：“我們可以推知在他之前必已有內地民人來過臺灣，或遷住臺灣。澎湖既有民戶，進而入居臺灣，是很自然的。汪大淵之登山觀覽，可能即系由當地漢人引導。至于內地商人之早已到臺販賣，似更無可疑?！?a id="w36"/>曹永和也認為：漢人開拓澎湖成為漁業根據地以后，其捕撈的范圍，自不限于福建、澎湖間的海域；越此界而拓展至澎湖、臺灣間的海面，嗣后順次擴張至臺灣西南部的沿岸乃為極自然之事。
《元史》卷二百一十《外夷列傳三·瑠求》云：“瑠求，在南海之東，漳、泉、興、福四州界內。彭湖諸島與瑠求相對，亦素不通?！髂媳卑督运?，至彭湖漸低；近瑠求，則謂之落漈。漈者，水趨下而不回也。凡西岸漁舟到彭湖已下，遇颶風發作，漂流落漈，回者百一。”明確指出元代有漁舟在澎湖、臺灣本島間的海域活動。所謂“落漈”，是指臺灣海峽的黑水溝之險?！杜_灣志略·地志》曰：“黑水溝為澎、廈分界處，廣約六七十里，險冠諸海。其深無底，水黑如墨，湍激悍怒，勢又稍洼。舟利乘風疾行，亂流而渡，遲則波濤沖擊，易致針路差失。（按黑水溝有二：其在澎湖之西者，廣可八十余里，為澎、廈分界處，水黑如墨，名曰大洋；其在澎湖之東者，廣亦八十余里，則為臺、澎分界處，名曰小洋。小洋水比大洋更黑，其深無底。大洋風靜時，尚可寄椗，小洋則不可寄椗，其險過于大洋……）?！?a id="w38"/>《元史》關于“落漈”的記載，反映了其時對臺灣之地理環境已有較前代更詳細之認識，說明元代大陸赴臺之商、漁人等，應較宋代為盛。族譜記載亦提供例證，在《永春岵山陳氏族譜》、《南安豐州陳氏族譜》中，均發現有元代族人遷臺的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