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到了萬歷朝這個時候，皇帝已經不太干涉科舉題目的擬定了。
    或者說得更詳細一些，皇帝在名義上是殿試策問的出題人，但是萬歷朝的實際操作，是由內閣先擬定數道策題，隨后讓司禮監的秉筆太監送往皇帝面前選出一道作為最終考題，并密封送返內閣，然后在殿試當場再令宦官印刷出相應份數的試卷發往考生手中。
    如果皇帝不想用內閣擬定的策題，而想上手親自出題，那當然是沒問題的，像儒學功底比較扎實的崇禎皇帝就是一直繞過內閣文官，親自擬定策問題目的。
    至于會試題目，那是毫無例外，向來是由主副考官擬定，皇帝一般不對此發表意見。
    朱翊鈞對這一點是很清楚的，因為到了晚明，科舉已經成為了一種標準化的流程測試，基本上就是官僚體系內部自動循環的一個環節。
    這就好比現代的高考或者考公，真正關系到命題的是命題標準而不是命題人。
    明朝的會試共分三場，第一場考“四書”義三道、“五經”義四道，第二場考論一首、判五條，詔、誥、表各一道，第三場考經史策五道。
    其中考官最看重的，還是第一場的八股文，第二場與第三場的要求不高，只要文意通暢即可，相當于現代的附加題。
    以朱翊鈞這個現代人的儒學水平而言，在會試題目上最有能力插手或者發表修改意見的，理應是在于第二場的詔、誥、表，這一場的題目是要求士子模仿上位者的言行，寫出相應的公文，一般都是漢表、唐誥、宋詔。
    朱翊鈞是記得萬歷十七年的這場題目的，“擬宋召輔臣于崇政殿西廡，觀孫奭講《曲禮》，仍賜御書古詩各一章謝表，天圣三年。”
    這一道題目看起來平平無奇，實則處處暗藏陷阱。
    宋朝所謂“崇政殿說書”，其職業即相當于晚明的經筵講官，專門為皇帝講說書史，解釋經義，并備顧問。
    而歷史上的宋臣孫奭，是經歷了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三朝的儒學老臣，宋太宗曾親自到國子監聽孫奭講解《書經》，并給予褒賞。
    只是后來因宋真宗勞民傷財，以迎天書、祀汾陰，孫奭因勸諫其罷興土木而被迫外放。
    而題目中的“天圣三年”，正是宋仁宗繼位后，將孫奭重新擇為翰林侍講學士的那一年。
    這其中的諷刺意味便很明顯了，前一任皇帝有勞民傷財的前科，后一任皇帝又有廢后寵妃的苗頭，這指代的是今朝之何人何事還不明顯嗎？
    不過朱翊鈞并沒有打算要修改這道諷刺意味過重的科舉試題，事實上歷史上的萬歷皇帝也從來都沒有因為科舉試題在諷刺于他而感到不快的記錄。
    因為這道題目考校的并不是考生作為文官諷諫帝王的能力，相反，這道題目的本意是要讓考生在寫公文時能夠做到文過飾非，需要結合歷史背景，一眼看出潛藏在文字背后或許會讓帝王感到不悅的所有隱患，并且在作文章時一一繞過，以達到避重就輕的最高境界。
    這種境界朱翊鈞本人是達不到的，所以他在某種程度上是相當敬佩能達到這種境界，并且作為命題人再考校下一代接班人的文官集團的。
    因此他不去修改會試題目，即使他有穿越者的光環，但他不把這種光環用到他個人身上，朱翊鈞這人就是當了皇帝也本分，他現在的本分在于殿試策問，他就只談策問，
    “朕讀《漢書》，見董仲舒嘗有分說，‘正其誼不計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不知卿等如何看待？”
    許國是會試主考官，卻不知皇帝是何意思，于是中規中矩地回道，
    “《春秋》大法正是如此。”
    這一句話留給了皇帝極大的回旋余地，既適用于贊同也可適用于反對，朱翊鈞卻也不客氣，接著便自問自駁道，
    “‘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此語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論，既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而反以為詬病于天下。”
    許國應道，
    “古人以利和義，而不以義抑利，然則雖和義猶不害其為純義，雖廢利猶不害其為專利，此乃古今之分，皇上可以道義之辯考校……”
    朱翊鈞立刻搖頭道，
    “朕何嘗不辨道義之別？”
    這下許國不知如何是好了，只得再次請示道，
    “既非道義之別，莫非是義利之本？”
    朱翊鈞掩在袖中的兩手拇指又重新交纏了起來，他注視著三位輔臣的形容，心下憑空多出了一絲惶恐。
    他情不自禁地冒出了一種想法，就是內閣聯同滿朝文武正在集體對自己裝傻。
    這么多經過層層考校的聰明人站在朝堂之上，他們揣摩上意的本能已經刻到了骨子里，他們的權謀詭計、黨同伐異的本事連后世學者都為之爭論不休，他們怎么會從來沒想到過要追求民主和平等？
    看看方才，申時行和王錫爵為了洗清他們自己不曾在鄉試中聯通舞弊的嫌疑，隨手一個調度，就在覆試前將禮部尚書的位置“虛懸”了起來，他們為何從來沒想到過像歷史上的英國一樣，用內閣和議會去取代君主？
    他們總是在這些虛空的圣人之言里打轉，一個個似乎都當真堅信孔孟之道，難道就從來沒有對他們篤信不移的君臣之道產生過哪怕一絲的懷疑嗎？
    朱翊鈞的兩手拇指指甲尖兒在袖子里互相頂了起來，他覺得自己一定是得試一試啟蒙民主這件事了，他這人就是這么喜歡為他人著想，連看到別人有愚弄自己的嫌疑都不忍心，
    “非是為從此二者之中命題。”
    朱翊鈞的拇指開始在袖中互戳，
    “朕知為人君者，必盡知天下之害，而后能盡知天下之利，漢高祖嘗言，‘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于言表。”
    “自古漢家為君父者，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于帝王，帝王又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
    “以帝王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始而慚，久而安，豈非反為天下之大害？”
    “設若‘天下無君’，則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豈非利之于天下，為今朝貢士之所求者？”
    朱翊鈞說罷這一番話，自己也覺得有一點兒心虛，他想這一段話大約是要上史書了，不知道這個時空的后世學者往后翻到這一段話會怎么評價自己。
    又想，這輔臣一會兒要是又跪下了，自己該怎么辦？這說出去的話再收回來，豈不是反而顯得反復無常，并非是真心贊成“天下無君”？
    就在朱翊鈞左思右想之時，許國復開口道，
    “皇上，臣該記得，萬歷十四年丙戌科殿試策問，便是‘無為而治，不賞功而民勸’。”
    朱翊鈞沒料到許國對此言論竟然毫無反應，當真是在與皇帝討論殿試策問。
    他想想又覺得不是這么回事，萬歷十四年的科舉試題他也記得，并非是籠統地要考生討論“無為而治”這一句話在施政中的可能性。
    實際上萬歷十四年的策問討論的是“無為而治”與“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唐虞不能化天下”之間的辯證觀點。
    這里面的一大陷阱，是這道策問的最后有一句“以昭明圣祖之法而追古帝王之治”。
    也就是要求把明初朱元璋的嚴刑峻法，和上古無為而治的行為結合起來進行議論，還必須做到文意想通，能夠自圓其說，和自己現在所提出的“天下無君”完全是兩種截然相反的言論。
    朱翊鈞內心五味陳雜，他想輔臣也是挺不容易的，連反駁皇帝都是用三年前的殿試策問來反駁的。
    還得等皇帝自己想明白了，才回味過來這其實是一種反駁，而不是提醒皇帝接連兩次科舉的殿試策問出現重復了。
    朱翊鈞重新組織了一下語言，心底的氣勢已經比先前弱了一些，他原先以為文臣起碼是不會毫不猶豫地立刻就反對“天下無君”這種思想的，至少會流露出一點兒明貶暗褒的意思。
    不料現實是許國連這方面的話口都沒留，全然就是公事公辦，讓朱翊鈞不禁感到啟蒙國民的難度又增大了一些，
    “丙戌科所論，乃抑賞罰者為人君致治之具，而非其所以治。”
    朱翊鈞解釋道，
    “古者謂有治人無治法，朕以謂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三代之法，山澤之利不必其盡取，刑賞之權不疑其旁落，貴不在朝廷，賤不在草莽，所謂藏天下于天下，此即為人君其所以治者。”
    朱翊鈞覺得自己說得足夠明白了，法治大于人治，四舍五入就是憲法為一切根本大法嘛。
    卻不料許國即道，
    “臣謂法入策問甚合時宜，聽聞我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敷政立教，嘗諭侍臣曰，‘禮法明，則人志定，則上下安’，又曰，‘制禮立法非難，遵禮守法為難’。”
    朱翊鈞聽了，不禁皺了下眉。
    許國引用的這句話其實是來自于《皇明寶訓》，單從字面意思上來看并不算是引喻失義。
    當然朱翊鈞知道這句話還有一個背景是出自《明太祖實錄》。
    朱元璋前腳剛說完這句話，后腳就跟當時的左相國徐達說，“我當年起兵濠梁，見元末主將都是因為不講禮法，放縱部下暴亂，不懂得馭下之道，才導致早早就自取滅亡的，而我所任命的將帥，都是從前與我同功一體的人，他們臣服歸心于我，我即與之定名分、明號令，所以眾將士才沒有提出異議之人，都聽命于我，現在你們為輔相，也要遵守這些道理，千萬不要‘謹于始而忽于終’”。
    然后當年跟著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就當真“有謹始而無善終”了。
    “臣觀人君之于國，必有所與立，上之率下為紀綱，則君之所以提挈振舉之謂，設若以‘立綱陳紀，移風易俗’為策題，則一稟于禮法，以承皇上是為長久安寧之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