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經濟恢復和發展時期的倫理思想

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是韓國經濟恢復和發展的時期。1953年7月朝鮮戰爭停戰協定簽訂，李承晚政權即與美國和聯合國進行經濟會談。美國為維持李承晚政權給予大量的經濟援助，這對韓國經濟的恢復起了重要的作用。

樸正熙上臺后，吸取李承晚因政治腐敗、經濟停滯而垮臺的教訓，從1962年起實行政治體制改革，力扭官僚集團的腐敗，重用提拔了一批專家，充實政府部門的各級領導，有力地推動了經濟工作。

在這個時期直接影響國民倫理生活的社會現象是多方面的。其中，如下兩個現象是值得注意的。

一是隨著經濟恢復和發展以及美國殖民政治的影響，西方文明如潮水般涌入韓國。西方的精神文化尤其是德國的黑格爾哲學、康德哲學、科學哲學等相繼被介紹到韓國，并引起理論界的極大關注。在這里，值得一提的是存在主義哲學對韓國國民倫理生活的影響，早在30年代存在主義就傳入韓國，50年代至60年代得到了迅速的傳播。存在主義倫理思想在當時得以迅速傳播是由如下幾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第一，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較快發展為存在主義的迅速傳播提供了條件。馬克思曾經說過，交換本身就是造成“人的孤立化”和“人的獨立性”的一種主要手段。“它使群的存在成為不必要，并使之解體。于是事情便成了這樣，即作為孤立個人的人便只有依靠自己了”。但是，這個孤立化的個人還必須有充分發展的社會關系來陶冶他、鍛煉他，他才能成為一個個性發展的、具有多種多樣才能的人。造成這種豐富的社會關系的，仍然是商品交換。商品經濟對人的個性發展起巨大的推動作用。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培養社會的人的一切屬性，并且把他作為具有盡可能豐富的屬性和聯系的人，因而具有盡可能廣泛需要的人生產出來——把他作為盡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會產品生產出來（因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須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須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這同樣是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引者）的一個條件。”韓國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對韓國國民個性的形成和發展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而對個性發展的重視也正好迎合了把個人存在當做一切存在出發點的存在主義的傳播。

第二，韓國社會的頹廢風氣是存在主義能夠得以迅速傳播的精神條件。眾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雖然侵占韓國長達35年的日本帝國主義統治被推翻，但是在美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下，韓國人民不僅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放，反而成了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附庸。很多人尤其是廣大小資產階級陷入困境，他們找不到出路，對個人前途命運恐慌不安，感到自己的存在受到了威脅，尊嚴和自由遭到踐踏，變得“無家可歸”。他們煩惱、孤寂、悲觀、絕望，對周圍的一切（人、社會、環境、科技等等）都采取不信任的敵視心理，因而自暴自棄，拋棄對科學和理性的信仰。這種社會風氣成了存在主義思潮迅速傳播的精神基礎。

第三，韓國資產階級學者為了阻擋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在韓國的傳播也極力推行存在主義。他們公開宣稱：“所謂客觀真理，其實對任何人都是不適宜的。”意思是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客觀真理，任何人不能也不可能掌握這個客觀真理。他們極力阻撓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在韓國國民中的傳播。韓國某評論家說：“我們的不安，并不是因為感到不安而來的，而是因為在客觀上存在著造成不安的特殊條件。因此，只有消除此條件才能克服不安。”這就是說，要克服“不安”，就要消除造成這個不安的條件即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他們認為，要實現這個目的，就需要一個與之相對抗的理論思想武器，于是韓國一些學者就撿起了存在主義。

在存在主義社會倫理觀的影響下，有些學者公開鼓吹歷史悲觀主義。認為過去是靠不住的，未來被包圍在黑暗之中，而現在呢？它所站立的地盤正在崩塌下去。也就是說，后面是懸崖峭壁般的黑暗（黑暗中有深淵），站立著的地盤在塌下去。人們在這孤立無援的狀態中，不管愿意不愿意，非作出一種抉擇不可。既然社會歷史如此神秘不可知，那么人們對社會歷史發展還能有什么科學預見嗎？當然沒有；還能根據對社會歷史的認識而提出改造社會歷史以推動社會歷史進步的現實方案嗎？當然不能。人們在社會歷史面前軟弱無力，必然受社會歷史的擺布，成為社會歷史的奴隸。總之，在他們看來，人類歷史只能是一場沒有盡頭的悲劇。在存在主義思潮的影響下，韓國國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對前途喪失信心，走上放蕩頹廢的道路。他們不相信科學和理性，而要孤注一擲，盲目地冒險或指望神秘的力量來拯救他們。有的人為所欲為，按“意志自由”行事，造成了社會的混亂。

鑒于此，韓國政府為了防止存在主義消極影響的進一步擴大，確保社會安定，提出建構新的“民族的思想方式”來取代西方思潮消極影響的主張。何謂“民族的思想方式”？這實際上是韓國為防止西方思潮的消極影響而施展的文化戰略。根據這種文化戰略，韓國的學者們提出了種種理論。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便是韓國教授李箕永等人提出的“佛教—存在主義融合論”。他們認為存在主義與佛教在思想上不僅有“親緣關系”，而且有共同的理論基礎，同存在主義一樣，佛教也是以尊重人的價值為基礎的。

韓國學者們大力研究和宣傳曾經作為“護國教”的新羅佛教及其代表人物元曉的思想。元曉主張“諸法中實，不同虛空，性自神解，故名為心”。意思是說，人生是虛無無常的，但凈化“心性”，就能成為有意義的人生。元曉認為，眾生只有歸“一心之根源”，才能領悟人生真義的“歸一心源”。在這里元曉所指的“一心”并不是人的主觀意識，而是支配世界的超自然、超社會的絕對精神。“歸一心”就意味著人們歸到佛心就可達到超越虛無和死亡的超然境地。李箕永支持元曉的“歸一心說”，認為人雖是徒生徒死的無常存在，但是如果歸到佛心，那就能進入涅槃。他認為，“超越存在”，乃是“歸一心”，它只不過是“歸一心”的現代化了的哲學概念。這樣，就把存在主義與佛教“融合”成了“混合物”，建立了一種存在主義與佛教相結合的，東西方思潮“融合”的新的思想體系。

二是隨著經濟恢復和發展，經濟倫理提到了比較突出的地位。所謂經濟倫理是指在經濟領域所要遵循的道德行為準則。韓國同別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在生產過程中，追求的是剩余價值，而且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從各自私人利益出發的生產者和經營者往往處于相互對立甚至對抗的地位。于是各種道德上的消極現象就隨之滋生。有人說，60年代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各個經濟領域部門與部門、企業與企業之間產生了一系列的差距，這些差距導致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為了社會正常發展，人們普遍要求每個行業每個部門要遵循“平等”和“公平”的原則。韓國《憲法》明文規定：“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一切領域要均等各人的機會并使他們充分發揮能力……逐步提高國民生活的均等性”。《憲法》第120條規定，切實保障法律面前的平等，實現“社會的正義性”和國民經濟的“有比例的發展”。

商品交換的發展為自由、平等思想提供了土壤，因為商品生產者互相之間只有作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才能締結商業契約，依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從事買賣活動。這種自由、平等的人際關系同終生束縛在土地上（沒有人身自由）、對地主處于依附、服從關系（沒有平等）的農奴相比，無疑是道德的進步。但在商品化的韓國，任何一種形式的自由和平等歸根到底是以生產資料的不平等占有為前提的。由于經濟領域各種不平等、不公平的行為不斷引起多種矛盾，影響了社會的安定，一些社會團體和宗教團體呼吁各界要盡道德義務，遵循“公平”原則和“自利利他”的原則。新興的民族宗教之一圓佛教強調，人是社會的人，人離開社會就不能生存。每個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一刻也離不開別人提供的勞動，人們時時刻刻都不能脫離職業關系。各行各業之間的關系實質上都是互相服務的關系。處在各行各業的人都在為別人服務，也同時享受別人的服務，因此，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應該是相互提供、相互幫助、相互和睦的關系。圓佛教還認為，當今社會的行業大體分為士、農、工、商等四個行業，每個人都在不同行業中從事工作并獲取報酬。因此，每個行業、每個人、每個領域之間進行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的相互交換時必須遵循“自利利他”的原則和“公平”原則，這樣才能建立起個人與個人之間、家庭和家庭之間、社會和社會之間、國家和國家之間的和睦相處關系，實現世界的安定。

圓佛教提出“自利利他”原則，要求不同的個人、行業、部門在進行相互交換或發生相互關系時除考慮個人、行業、部門的本身利益之外，也要考慮他人、他業、他部門的利益。從形式上看，這種“自利利他”原則既不同于只顧自己的利己主義，又不同于強調他人利益的利他主義，但其思想內容并沒有脫離資產階級利己主義性質。因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條件下，“利己利他”一說也是一種適應現實利益關系調解要求的道德價值導向和行為調節原則。

注釋

參見趙要翰等：《韓國的學派和學風》，36~38頁，宇石出版社，198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冊，104、49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冊，39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