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敏心中想著米芾的怪異故事，繼續向前行進，只見大相國寺的佛殿兩廊皆諸寺師姑賣繡作、領抹、花朵、珠翠、頭面、生色銷金花樣、幞頭、帽子、特髻冠子、絳線之類什物，還有諸寺尼姑手工制作的工藝品。
    僧人、和尚做廚師開飯店，尼姑動手做小飾品、衣帽出售，這種現象恐怕只有宋朝才有。
    劉敏默默尋思著，便就有點小激動；還在后世時他就思考過北宋朝的國土面積280萬平方公里是大漢2500萬平方公里的九分之一，大唐1500萬平方公里的五分之一。
    北宋的人口超過一億，光汴梁城的人口就有150萬之眾；這在當時沒有那個國家能與其媲美。
    北宋的經濟總量之繁盛，科技水平之高超；能將大漢、大唐摔下好幾條街。
    究其原因是服務業的發展，也就是現代人說的第三產業；第三產業的蓬勃發展，促成了萬眾創業的經商熱潮；和尚、道士、尼姑融入其中似乎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漢唐時期的都市實行封閉式市坊制度，市民居住在坊內，商店集中在市內，坊與市四周筑有圍墻，交易也有時限。
    北宋開國之后隨著農業生產工具的改進，農田水利建設的發展特別是江南等地區的開發；整個社會經濟呈現出繁榮的景象。
    從而為城市經濟的發展繁榮以至于打破原有的坊市壁壘提供了物質和生產力上的準備。
    隨著商品經濟的逐步發展，坊市制度失去了賴以存在的基礎；華夏傳統城市隨之進入了開放式的發展階段。
    伴隨著唐朝末年以來的坊墻的毀滅性破壞，商業大潮也沖決了市墻，坊市制度的末日，使商業活動擺脫了時空上的限制。
    北宋初年，東京雖然基本上仍保留東市和西市兩大商業區；但是商業貿易的迅速發展和人口的不斷增加，商業活動已不限于東、西兩市了。
    而在高墻市門、鼓鉦鎖鑰變成瓦礫廢鐵的同時，許多居民將自己的房子改造成商鋪做起了生意，一排排臨街的酒樓茶肆和經營日用百貨的店鋪不斷地修建起來。
    尤其是城內城外都可開設商店，而且相同行業的店鋪往往集中在一起，小賣行販更是十分普遍。
    東京汴梁的主要街道是通向各個城門的大街，從宣德門至南薰門，從宣德門外向東至土市子，再折向北經封丘門一直延伸到永泰門，從州橋向東經麗景門至陽門，從州橋向西經宜秋門至順天門。
    這4條街道被稱為“御道”，即皇帝出入之路。
    北宋開國20年后，也就是太平興國五年，即公元980年，東京的主要街道景陽門大街出現了商業市場“侵街”現象。
    不久，連皇帝經常出入的“御道”也出現了商業市場“侵街”現象。
    坊市制度開始全面崩潰和瓦解，“大眾創業”的經商熱潮滾滾而來；東京汴梁商鋪云集的繁華商業大街從此應運而生。
    北宋東京汴梁在當時已經是人口超百萬的大型都市，由于人口眾多，消費旺盛，坊市制度逐步瓦解后，不論是城內的市場，還是城郊的集市，都是一派客商云集、交易紅火的繁華景象。
    此時東京汴梁已經將商品交易經營擴大到全城街頭巷尾、橋頭巷口的各個角落，形成“南河北市”的一個龐大的繁榮市場。
    在打破坊市制度、放開沿街設鋪做生意的同時，東京汴梁還取消了因循千年的宵禁制度，放寬了商業經營時間。
    城門關得很晚，開得很早。據《宋會要輯稿·食貨》記載：太祖乾德三年四月十二日，詔：開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已來，不得禁止。
    此詔的頒布，明確宣布三鼓以前的夜市開始合法化。于是，東京汴梁開始有了燈火輝煌的繁華夜市。
    到了徽宗時期，東京汴梁的商業已發展到鼎盛時期；夜市更是盛況空前。
    沒有營業時間和營業地點的限制，夜市未了，早市開場，間有鬼市，甚至還有跳蚤市場，東京汴梁成了不夜城。
    當時的夜市往往直到天明方散，市場交易動輒千萬，不能不令人驚嘆。
    東京汴梁最為熱鬧的當屬馬行街夜市。這條街長達十多里，街上遍布鋪席商店，還夾雜官員宅舍，從而形成坊巷市肆有機結合的新格局；以至于在馬行街的夜市上，車馬擁擠，行人不能駐足。
    其繁華熱鬧程度可想而知“蠶市光陰非故國，馬行燈火記當年。”難怪曾經逛過馬行街夜市的詩人對這里十分懷念。
    汴梁夜市的酒樓茶肆更是一大特色，每到夜晚飯店酒樓燈火通明，通宵達旦，熱鬧異常。
    汴梁城有72家大酒樓，這些酒樓大都以妓女的美色來提高營業額；無不有讓妓女陪客侑酒的現象。
    尤其到了夜間更是燈紅酒綠，生意興旺。《東京夢華錄》中就有這樣的記載：“凡京師酒樓……南北庭院兩廊皆小閣子，向晚燈燭熒煌，上下相照，盛飾妓女數百，聚于主廊上，以待酒客呼叫，望之宛如仙人。”
    為了加強夜市的治安管理，官府派出了大量的治安巡警。尤其是御街上更是巡警林立。
    史料記載，當時御街上每隔二三百步便設一個軍巡鋪，鋪中的治安巡警，白天維持交通秩序，疏導人流車流；夜間保衛商宅和店鋪，防盜，防搶，防止意外事故。
    汴梁的軍巡鋪可能是歷史上最早的城市巡警，同時，汴梁的消防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
    當時京城“每坊巷三百步許，有軍巡鋪屋一所，鋪兵五人，夜間巡警收領公事。又于高處磚砌望火樓，樓上有人卓望。每遇有火警之處，則有馬軍奔報。軍廂主馬步軍、殿前三衙、開封府各領軍及時撲滅，不勞百姓。”
    這些十分有效的治安消防管理措施，給夜市帶來了良好的秩序及安定的環境，使夜市繁榮興盛成為可能。
    除了夜市，還有早市。汴梁的早市從每日五更開始。此外，還有定期集市、季節性集市和同行業集市，以及京郊的瓦市、草市。
    坊市合一的城市商業布局，夜市、瓦市和定期市場貿易的快速形成，成為了汴梁商品經濟突破性發展的顯著特點。
    汴梁的早市、夜市以飲食業最為繁盛，不僅有各種地方性的飲食店，如北食店、南食店、川飯店，而且設有各種分門別類的飲食店。
    飯店酒樓星羅棋布，小吃攤比比皆是；汴梁城中最大的“白礬樓，后改為豐樂樓在宣和年間更修三層相高，五樓相向，各有飛橋欄檻，明暗相通。珠簾繡額，燈燭晃耀，明開數日，先到者賞金旗，過一兩夜，則已元夜，則金一瓦隴中皆置蓮燈一盞。”每天在里面喝酒吃飯的常有上千人。
    水陸交通的便利為繁榮京城商業市場帶來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和優勢。
    汴梁利用這一優勢不僅快速發展內城商品經濟，而且大力發展外城和汴河兩岸的商業市場，打造“貨暢其流”的京城商業圈。
    北宋畫家張擇端的作品《清明上河圖》，描繪的就是清明時節北宋東京汴梁及汴河兩岸商業市場的繁華和熱鬧的景象，以及城郊優美的自然風光。
    京城商業圈的崛起大大促進了東京汴梁的整個城市商品經濟的繁榮。《東京夢華錄·序》說：“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斑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游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于天街，寶馬爭馳于御路，金翠耀日，羅綺飄香。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調弦于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春游，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這無疑是對當時東京汴梁商業繁榮、人文鼎盛的總體概括和真實寫照。
    劉敏觀看著大相國寺白晝商品的繁茂，噓出一陣：百聞不如一見，一見勝過百聞的感嘆；而僧尼的自食其力，使劉敏對華夏國儒釋道的和睦相處又有一個新的認識。
    宋朝的僧尼不光自食其力，而且十分頻繁地投入商品經濟的大潮之中；這在歷史上十分罕見。
    劉敏記得華夏歷史上的禁佛運動，好像都是僧人好吃懶做，不勞而食所引起。
    歷史上的四次“禁佛”事件，分別發生在公元444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禁佛；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宇文邕禁佛，公元841年唐武宗李炎禁佛；公元955年后周周世宗柴榮禁佛。
    這四次禁佛事件被后人統稱為“三武一宗”四次“滅佛”。
    對于“三武一宗”四次“滅佛”，有一種說法認為是因為佛道之爭。這種說法眼界太小，在幾次禁佛事件中確實有佛教和道教某些人物的爭執；他們在帝王面前爭風吃醋，斤斤計較于一些現實利益。
    但是，用此種理論來解釋禁佛的原因只能歪曲宗教的本意。不管是佛是道都要求遠離塵世，歸于平淡。為了在世俗社會的地位爭來爭去，這不符合真正的宗教精神。
    因此，參與佛道之爭的人，顯然不是真佛、真道，而是假佛、假道。。
    所以，如果佛道之爭是導致禁佛的原因，那么這些假佛、假道也確實該禁。
    例如，在北魏太武帝第一次禁佛的時候就發現寺廟藏有大量兵器涉嫌謀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