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人吃肉喝酒，替貪官窩藏贓物；甚至還密藏女人供yin亂活動。
    這位被佛教徒稱為“當今如來”的太武帝，即便沒有道教的背景也會下達禁佛的詔書。
    唐武宗禁佛的時候，佛教寺院的情況更糟；僧侶魚龍混雜，長安的寺院幾乎變成娛樂場所；藏污納垢，與玄奘時期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禁佛是儒佛之爭；這種說法也沒道理。
    北周武帝宇文邕尊崇儒家學說，曾經安排8次儒、釋、道的辯論；參與辯論的佛教人士從來沒把矛頭對準儒家，而是拼命與道教爭奪第二把交椅，甚至還辱罵、中傷道教。
    唐朝著名文人韓愈是一個堅決反對佛教的儒家重要人物。
    公元819年（唐元和十四年）正月，唐憲宗命宦官從鳳翔府法門寺真身塔中將所謂的釋迦文佛的一節指骨迎入宮廷供奉，并送往各寺廟，要官民敬香禮拜。
    時任刑部侍郎的韓愈看到這種信佛行為，便寫了一篇《諫迎佛骨表》。
    勸諫阻止唐憲宗，指出信佛對國家無益；而且自東漢以來信佛的皇帝都短命，結果觸怒了唐憲宗。
    韓愈幾乎被處死，經裴度等人說情，最后韓愈被貶為潮州刺史，責求即日上道。韓愈大半生仕宦蹉跎，五十歲才因參與平淮而擢升刑部侍郎。兩年后又遭此難，情緒十分低落，滿心委屈、憤慨、悲傷。
    潮州州治潮陽在廣東東部，距離京師長安有千里之遙；韓愈只身一人倉促上路，走到藍田關口時，他的妻兒還沒有跟上來，只有他的侄孫子跟了上來，所以他寫下千古絕唱的《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的詩句：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貶潮州路八千。
    欲為圣朝除弊事，
    肯將衰朽惜殘年！
    云橫秦嶺家何在？
    雪擁藍關馬不前。
    韓愈之后的儒家學者杜牧也激烈地反對佛教，但是佛教還是在唐武宗之后有所恢復。
    儒家人物并不都像狄仁杰、韓愈、杜牧那樣反對佛教。
    南北朝時期《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就大力為佛教辯護，隋代大儒王通也對佛教非常推崇，與韓愈同時期的柳宗元也批評過韓愈對待佛教的態度。
    到了周世宗第四次禁佛后，宋明理學更是融合很多佛教思想。
    另外一種說法認為，禁佛是出于經濟原因。
    這種觀點基本正確，但不太全面。北魏太武帝禁佛之前，僅洛陽就有寺院1400所左右，僧尼數萬人。史書記載“寺奪民居，三分且一”，“侵奪細民，廣占田宅”。
    這些僧尼們自己不勞而獲，靠著別人供養而養尊處優。北周武帝宇文邕禁佛時，境內佛寺3萬多所，僧尼數量200萬。
    宇文邕征服北齊后，堅持禁佛，因為北齊的佛寺超過4萬所，僧尼數量超過300萬，占總人口的十分之一。
    唐武宗禁佛時，歷史記載“十分天下財，而佛有七八”，全國的寺院居然還有15萬奴仆。周世宗禁佛時的經濟形勢也差不多。
    為什么佛教寺院過度膨脹不好？僧尼可以免除徭役、兵役，但卻需要其他人供養。
    換句話說，自己沒有產出，純粹只有消耗社會財富。
    為了穩固地獲得供養，寺院就要占有大量農田和房產，甚至還放高利貸，普通百姓就容易失去生活保障。出家人都是成年人，自己在寺院享福，孩子、父母誰來養？這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而且，一個國家十分之一的人天經地義地不勞而獲，勢必大大影響國家經濟。幾百萬人出家還會嚴重影響人口增長，在那個年代，人口是國力的一項重要指標。
    之所以說出于經濟原因禁佛的觀點不太全面，是因為經濟歸根到底還是政治。
    但是，這里的政治并非宗教團體的權利斗爭，而是世俗政治與宗教的角力。
    唐武宗禁佛前，杜牧曾經批評佛教，他指出，當時的佛教并沒有實現教人向善的目的。
    很多信佛之人，在日常生活中作奸犯科；明知自己有罪便向寺院捐錢，希望“有罪罪滅，無福福至”。
    而寺院也積極配合此類人的心態，大肆斂財。
    結果造成“買福賣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
    這種情況不禁令人想起歐洲中世紀教會發行的“贖罪券”，不管犯了多大的罪，哪怕是殺人罪，都可以用“贖罪券”來抵罪。
    歐洲是在16世紀出現了馬丁-路德，才開始改變這種宗教惡行，華夏早早就強力杜絕此類現象，實在是一件大幸事。
    對于華夏歷史上的四次禁佛，有人說是華夏人一貫的宗教迫害；這種觀點實為大謬。
    四次禁佛過程中，第一次北魏太武帝殺了一些人；但那是因為涉嫌謀反，而非針對信仰。
    第二次北周武帝宇文邕禁佛，只是強迫幾百萬僧尼還俗并沒有強迫他們改變信仰；在家當居士也一樣可以信佛。
    第三次唐武宗禁佛，有記錄的死亡人數只有300多人。
    這些人的死亡也是因為傳言奸細混入寺院，發生打斗，與信仰無關。
    唐武宗開始禁佛時的政策非常溫和：如果想繼續做僧尼，就要堅守不擁有財產（田宅）的戒律；如果不想放棄財產，那就必須還俗；對于犯淫戒的、娶妻的、不受戒的，勒令還俗；甚至還允許比丘、比丘尼保留一兩名奴仆。
    但是，驕奢淫逸慣了的僧尼們，根本不理；唐武宗不得不強迫26萬出家人還俗。
    但是，唐武宗仍然保留了部分寺院，規定了這些寺院的僧尼人數。
    周世宗禁佛時規定，出家前先得獲得父母、親屬同意，統一設置戒壇，不允許私度僧尼，同時還禁止了宗教習俗中的一些傷害身體的殘忍方式。
    應該說，歷史上的這四次禁佛事件是對佛教盲目發展的幾次規范；不存在純粹因信仰而迫害的事情。
    對比歐洲歷史上的宗教迫害，華夏的四次禁佛顯得仁慈太多了；再對比一下某些站在宗教立場上的人，他們對這四次禁佛的態度很不客觀。
    “滅佛”、“毀佛”、“法難”等詞匯顯示出隱含的恨意。
    甚至還有人說，這四位禁佛的帝王的下場都很不好，都是“滅佛”的因果報應，因為“滅佛”而墮入地獄。這種心態極其惡俗。
    歷史上的這四次主要禁佛事件，很典型地表現出華夏傳統對于宗教的理性態度。
    宗教不能成為超世俗的獨立世界，世俗政治可以與宗教合作，但也努力維護自身的非宗教性，并時刻保持對于宗教的有效控制。
    這種傳統使得華夏的傳統政治區別于世界其他國家，具有明顯的世俗特征；從而使得華夏歷史上，很少陷入大規模的宗教狂熱。這些特征也成為當今世界各國政治普遍承認的共同準則。
    四次禁佛之后，在華夏最興旺的佛教派別就是禪宗；這是有道理的。
    禪宗歷史上有一位著名的百丈懷海禪師，所處時代大致與反對佛教的韓愈在同一時期。
    百丈禪師制定了一套《百丈清規》，除了要求出家人立誓遵守戒律外，還要求：不坐高廣大床、不歌舞娼妓、不抹香涂身、不蓄錢財珠寶等。最為關鍵的是，人們現在最容易記住的一句話：“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他改變了印度佛教吃伸手飯的傳統，要求出家人自食其力，不做社會的寄生蟲。
    在此之前，來自印度的佛教輕視勞動，反對僧人勞動，認為僧人只應該接受供養，或者把乞討當成一種功德。
    而且，禪宗不靠經典、不依賴佛像，不主張建造佛殿。
    從禪院到禪師個人，都以簡樸為榮。上述種種特點，似乎都是對禁佛時期，佛教所存在種種怪象的反思和糾正，從而使得禪宗在禁佛事件中，基本上沒有受到影響，并且能夠日后在華夏獲得蓬勃發展。對比當今某些宗教現象，百丈禪師確實令人敬仰。
    宋朝僧尼的自食其力，一定是百丈禪師的《百丈清規》中得到的啟迪；也是宋朝政治、經濟現實的影響。
    劉敏有感而發，繼續向前觀看，只見大殿后資圣門前皆為書籍、玩好、圖畫，及諸路罷任官員土物、香藥之類，大致也是個文化市場。
    后廊皆占卜者貨術、傳神之類的物事以及占卜算卦之人用品。
    “萬姓交易”時常的文人騷客，這些文人學士來大相國寺是來“淘寶”的；淘得寶貝便就欣欣而歸改日再來。
    劉敏、王周、龔黃杏、沈婆婆四人繼續漫步，僧人展現廚藝的地方出現眼前。
    大宋朝的僧人自食其力，樂于經商的意識十分強烈；不比其他朝代的僧人坐吃山空，手中拎著木魚佯裝誦經；骨子里其實早就懶惰生成，終日依靠香客的供奉過著奇生蟲似的的日子。。
    宋朝的僧人不靠香客供奉，靠的是朝廷提供的大相國寺這方風水寶地和自己精湛的手藝竟能賺得盆滿缽滿。
    尼姑的刺繡女紅，男僧的廚藝、雜耍是大相國寺的一個亮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