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其難，是因為該問題涉及的面比較廣，糾纏著許多紛紛繁繁的矛盾。譬如就繳納采暖費而言，沒有實行分戶管理的供熱公司，就覺得自己有苦難言：一個單元里，有一兩家沒有繳納采暖費，這個問題就不容易解決，若叫停這一兩家的供暖，也就等于叫停了整個單元的供暖。而作為供熱方，他們采取的辦法，大多都是讓整個單元“拔涼拔涼”。責問起來，他們也只會攤開雙手：沒辦法，這只能怨你們單元里的人，是你們首先“惹”了我們。而用暖戶也自有自己的道理：室內溫度達不到規定的18℃，也就是說你供熱方的產品不合格，我憑什么要給你付款？還有，作為供暖產品，難道也有“休息日”不成？即便你聲稱是設備出了故障，是不得已而為之，那我已經支付的足月足日的費用又如何來計算？——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說它易，是因為該問題既已成為民生問題，那就應該是壓倒一切的問題，是頭等大事。對于頭等大事的處理方法，其實無須涂鴉贅言，沒有人不知道應該怎么辦的。說到底，還是看我們是不是言行一致了，是不是把人當“本”了，是不是在科學發展。如果做到了這一點，就不會時時處處與用暖戶較勁，就會首先從自身做起，就會首先以改良自己為主。譬如，是不是應該做一下“家訪”，到用暖戶家里問個寒問個暖？聽取一些意見，改進一下工作？大家都知道，到商場里買個東西，商家還知道打個折呀抽個獎呀什么的，想著方法哄消費者高興。即便是過去身居“霸主”要位的通信行業，也因為有了“奪食”之主，其行為也變得“笑容可掬”了。

在供暖日進行18天之后，自治區政府副主席李銳親臨銀川探訪供暖問題，并因為平安巷居民沒有享受到供暖而向他們鞠躬致歉。雖然這是一個遲到的舉動，但應該說，未嘗沒有“亡羊補牢”之效。不過，身為銀川的居民，恐怕更應該看到的，是當地政府領導的“深鞠躬”。在供暖日已進行多時，尚有40萬平方米住宅寒氣襲人，我們甚至可以計算一下，這40萬平方米住宅中包含著多少人，有多少老人，多少兒童，多少婦女。他們的寒冷，換得一個“深鞠躬”又算得了什么？倘若問責，這又是誰之責？又該誰負責？又有誰會來自責？

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學習科學發展觀的目的肯定不是為了開開會、講講話、發發文件，實踐好才是第一位的，而實踐好又是最不易的。亦正是這個不易，方能凸現出我們的執政能力，體現出我們的執政水平。

人變

“女大十八變”，這是我們常說的一句民間俚語。當然我們的意思是，通過這樣劇烈的變化，人家小女子是越變越漂亮了，越招人喜歡了。因此，在民間這是一句褒譽的話。不過，“大”了就變了的人，在世間又豈止女子。譬如“官帽”大了的人，一般情況下，變化起來是相當突出的。

話說銀川中院的這位執行局局長，因為受賄和失職罪，不久前被公訴機關提起公訴。對此坊間的反應倒是平平，因為畢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人物，就即便是“大得了”的人物，我們難道還見得少了么？出事是不奇怪的，奇怪的倒是不出事。但是輿論界卻嘩然一片，搞得沸沸揚揚。何以如此？蓋因為此君曾在幾年前新官上任之時，通過輿論界信誓旦旦地公開表過態，發誓要破解一直困擾法院而又長期被老百姓關注的“執行難”問題，并率先在寧夏通過媒體曝光了一批老賴，還向社會公開了自己的手機號碼。在當時，這一舉措贏得了社會的廣泛好評。

這樣的人也會出事？笑話，這樣的人怎么就不會出事？！

胡長清不是也出事了么？成克杰也出事了，陳希同、陳良宇都出事了，他小小的執行局長為什么就不能夠出事？按照所謂的“有罪推理論”，我們視野所及的人，哪一個都是有出事的可能的。

起初其實大家都不錯，也都牢牢不忘自己是一個農民的兒子，心呀情呀的，也都在系著老百姓，沒往別處去系。但是時間長了，特別是一些東西“大”了以后，變化便隨之而來了。說一個涂鴉身邊的事吧。是七八年前的事，一位與涂鴉相處也有七八年的領導，去參加一個文藝界的什么會會，結果在會上就聽到了一位教授的發言，其中里面就有表揚涂鴉幾篇作品的言辭，領導聽了很是興奮，回來逢人就說，他為有涂鴉這樣的下屬、為能夠培養出涂鴉這樣的下屬而感到自豪和驕傲。涂鴉聽到這話，與領導一樣，也很是興奮。忽然有一天，領導更是領導了，也就是成為一把手了，能夠說一不二了。也是忽然有一天，涂鴉竟然出了一本專集，有了自己的書了。這時候涂鴉就想，幾篇作品受到表揚，領導都感到自豪和驕傲，若看到這樣的一本專集，領導的自豪和驕傲，一定是可以耍懸懸的了。于是慌忙把電話打過去，大有奔走相告的味道。結果呢，領導只是嗯嗯，然后說很忙，以后再聊，沒等說一句告別的話，便猝不及防地收了線。

很顯然，這就是“大”了以后的變化。但是還必須承認，任何一個“大”了就變了的人，仍然有他們持之以恒、亙古不變的東西。譬如對比他們更“大”的人，雖然他們的表現是認“大”不認人，但那種韌勁，也非一日之寒所能夠練就的。寬容些想，這些所有的“人變”現象，其實都不足為怪，甚至亦屬人之常情。但細究其理，卻無不發現之所以“出事”的根根。

大家都知道，早些年的時候，我們曾有過一番“尋根”狂潮，至于“尋”到了沒有，“尋”到了多少，或者究竟“尋”到了什么樣的根根，我們并沒有認真地捋一捋。過去講究出身，有所謂“出身論”，就是看你的根子紅不紅。現在不講這些了，現在我們大多數領導都覺得，自己是一個地道的農民的兒子。農民的兒子當然就是紅兒子了，是紅兒子當然就不會有問題了。但是，在我們的眼里，仍然看到一邊喝著茅臺一邊摟著下一代的紅兒子。雖然我們也知道，紅兒子也是人，但我們就是難以接受這樣的現狀，因為我們同樣也知道，紅兒子他爹更應該是人。在他爹尚未完全成為人的時候，他不應該已經成為人精了。

小崔唱：不是我不明白，是這世界變得太快。

其實與世界相比，變得更快的，應該算是人了。

相當有錢

著名的“待富論”已經出臺了，它的始作俑者就是著名的經濟學家厲以寧先生。按照厲先生的論調，每一個公民都應該是改革開放偉大成果的受益者，因而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富起來，應該是相當有錢了。我們之所以現在還沒有相當有錢，只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而已：不著急的，等著就是了。

讓改革開放的偉大成果惠及每一個公民，是以人為本方略的體現。一切為了人民，發展和改革開放當然也是為了人民，那么因為發展而取得的果實，當然就應該由人民來享受了。這個辯證關系是不難理解的。難理解的，倒是那個“待”字。甚至可以說，一個“待”字，讓我們產生了諸多的非分之想。譬如，原來富有也是可以等來的呀！

我們歷來強調，要克服“小富即安、小富即滿”的思想，其實意思很明白，就是要那些已經有錢或者自己覺得已經相當有錢的人，不要滿足，不要停滯不前，要創造更大的財富，要讓別人都認為你已經相當有錢，真正成為“大富”了才行。大家都有了這樣的思想，都有了創造的激情，發展的果實當然就會越來越大，越來越豐碩，吃到果實的人當然就會越來越多，有錢人和相當有錢的人，也就會滿大街都是。但問題是，這里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創造和發展。沒有創造和發展，坐在那里等，更甚至睡在那里等，要成為一個有錢人，肯定是白日做夢！

厲先生的演講很精彩，他對臺下黑壓壓的人群笑瞇瞇地說，你們都是待富者，等著吧！涂鴉相信，但凡聽到這樣的話，沒有人不鼓掌的。但遺憾的是，厲先生賜予不了我們富有，他雖然在某種程度上讓我們增添了信心，甚至刺激了我們一定的消費欲望，但同樣帶給了我們不少偏激的謬見。不過，“待富”也可以理解為“總可以富起來”的意思。人家厲先生也沒有直接說明白，說“待”就是靜態的，就不能是動態的。你們都“待”著，讓誰來干？

成為有錢人，成為相當有錢的人，是大家夢寐以求的。現在我們已不再認為，那就是資本主義的苗。社會主義也需要這樣的苗，需要遍地是苗。劃分“主義”是政治斗爭的需要，老百姓更關心的，是自己的日子如何紅火如何殷實起來。所以小平同志順應了人民，認為這個就是最大的政治。還所以，這個家那個家的，也都開始紛紛登臺演講，出場費與日俱增，噌噌噌的。當然也要時不時地整出點新名堂，否則沒有眼球率了。于是乎，“一語驚人”的事便經常發生了。至于這“一語”的科學性準確性什么的，全被置于“八卦場”上了，便也較真不得了。

眼淚汪汪

兩位出自重點大學的女學生，下課之后找到她們的代課老師，眼淚汪汪地責問老師：你怎么能批評中國文化、批評政府！然后，據這位名叫楊師群的代課老師講，她們把他告到了公安局，并且已被公安部門立了案。

我們能夠知道這件事，是因為楊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有同學告我是“反革命”》的文章。楊在文章中說：“這樣熱愛中國文化與政府的同學，我很敬佩，你們有這樣的權利！但為什么我就沒有批評的權利呢？”楊的責問或者叫喟嘆，涂鴉以為十分到位。批評的權利是應該人人都有的，于知識分子而言，批評甚至都可以稱之為他們的天職。有這樣的話，說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暫且不去評判這句話的得失，單就懷疑與批判精神而言，一個不枉知識分子稱謂的人，倘缺失了這樣的品行，怕也就背離了其學術研究的根基了。所以，基于這樣的思路，身為講授世界通史的楊教授，對于中國文化與政府的批評，即便是錯誤的，即便是條理不清晰、立據不堅實，恐怕也不應該就直接成為被告，成為被立案的對象。

我們都知道，“因言獲罪”在中國并不鮮見。就這件事而言，鮮見的倒是這兩位女大學生的眼淚汪汪。何以就眼淚汪汪？是因為愛得太深？恐怕并非如此簡單。用艾青的那兩句名詩來形容她們，也應該是有一點兒盲目。涂鴉覺得，重要的不是控告，重要的是眼淚汪汪。首先，對愛的認識和理解。雖然經歷了“5·12”國難以后，人們對“80后”有了新的認識，但從更廣的層面來看，他們對愛的認識和理解，還不無片面和偏激。譬如，愛是不是就不可以批評？批評就是對愛的背叛？就一定會產生恨？其實恰恰相反，更多的時候，批評是因為更愛。還有，由來已久甚至根深蒂固的傳統思維模式，或者叫“灌輸效果”，使他們難以接受批評的言辭，尤其是題材比較宏大的。五千年泱泱大國文化，博大且精深；十三億人口之政府，堅如磐石，功載千秋，怎么就能夠允你一個小小的教授“信口雌黃”？——這就是被楊教授稱之為不正常的思維。當然，這究竟是學生們思維的問題，還是我們實施的教育方略的問題，其實應該是很值得探究的。

眼淚汪汪的大學生們還能夠告訴我們一些什么？在我們為她們的眼淚汪汪而感到遺憾感到惋惜甚至感到悲哀的時候，我們是不是還應該更多地想到自己？面對一張潔白無瑕可以揮毫潑墨的白紙，面對需要不斷拓展的思維空間，我們是束手無策，還是在孜孜不倦地發揮著自己的能量？也許，一切都應該從身邊細微處著手，不放過任何一次改變的欲望。

癢癢肉

癢癢肉是寧夏人的稱謂，就像說腱子肉、肋條肉一樣，大家一點兒都不會覺得生疏。我們很多人身上都有癢癢肉，大多都在胳肢窩、肋骨處、腳心處，有些人還更多一些，耳根、脖子，撓一下甚至輕輕碰一下，他們就會癢癢起來甚至神經起來。

如此來看，癢癢肉顯然是一塊敏感的肉了。但也很明顯，癢癢肉長出來不是專供人們撓的。一般情況下，撓一下癢癢肉，不會給人們帶來痛苦，最不適應的人的表現也不過是不快而已。有些人還相反，撓一下舒服一下，撓兩下就會樂不可支。有一句“隔靴搔癢”的成語，它講的癢不完全是癢癢肉的癢，多半應該是皮膚發癢的癢，簡稱為皮癢。很多人在很多情況下，都容易皮癢。有一些老百姓還習慣說那些已經被揪出來的貪官是皮癢癢，他們認為，放著那樣舒坦的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不好好過，偏要不滿足偏要尋不自在，然后被政府收拾了，那不是皮癢癢是什么？特別是程維高，官至省級，不整天思謀如何發展地方經濟，如何為一方百姓造福，或者你即便懶得思謀這些，也不應該為幾個小人物而“孜孜不倦”，使得他們身陷囹圄，人不成人，家不成家。所以，老程是典型的皮癢癢，是皮癢癢的“典范”和“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