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一 研究思路及意義

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是啟蒙話語、知識者話語占主流的共名時代，那么，90年代以來更像是大眾話語、知識者話語、民間話語等多種話語眾聲喧嘩的無名時代或曰雜語時代。筆者本來打算研究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民間話語，但由于涉及的作家作品太繁雜，不好全面把握，就縮小范圍，以80年代造成巨大影響的尋根文學為研究起點，以尋根小說中的幾位代表作家為主要研究對象，考察他們在尋根熱潮過后，是否還繼續沿著某些文化尋根的理念在繼續創作。而90年代以來的小說研究，尤其是聯系文化尋根意識方面的研究，從目前的成果看，仍是相對薄弱。這就為進一步拓深提供了研究空間。就像吳俊教授所說：“翻檢80年代中期的文學評論，也可以明顯地看到，評論界的興奮點和聚焦點更多地匯集在現代主義的文學話題上。即使是在 ‘文化熱’的兩年中，‘尋根文學’也并未受到我們后來所想象的那種足夠的重視。隨著80年代末期中國社會變化的急劇加快，思想和文化的興奮點也迅速轉移，特別是進入90年代之后，‘尋根文學’已基本上成為歷史。90年代以來對80年代文學的回顧和探討，更多的也以現代主義文學思潮或現象為主要關注對象或討論框架，而對其中的 ‘尋根文學’的研究并不充分。這使得 ‘尋根文學’迄今仍可能是一個遠未說盡的話題。從文學批評的角度看，‘尋根文學’還是一個未完成的文學現象。”一般來說，尋根意識往往產生于民族歷史大轉折、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大碰撞的時期。而且，寬泛地看，尋根意識是一種帶有歷史必然性的思想現象，在各個文化領域都有體現。且不說20世紀80年代在文學領域轟轟烈烈的尋根運動，單在民間美術領域，就有很大的收獲。如喬曉光的民間美術考察手記《沿著河走》就很有影響。作者在此書的卷首語中說：“我們已習慣了從漢字了解中國，從古典史籍、宮殿遺址、文物珍寶、圣賢精英、帝王將相去認識中國。但我們很少從一個農民、一個村莊、一個地域的習俗生活、一首口傳的詩歌、一件民間藝術品……去認識中國。”如果追溯文化尋根意識在文學領域的出現，可以從文學的先鋒——詩歌那里找到端倪。朦朧詩人楊煉在20世紀80年代初創作了《諾日朗》《半坡》《西藏》《敦煌》和大型組詩《自在者說》等。這些詩歌或借用民俗謳歌遠古文明的生命力，或借助傳統文化構筑天人合一的哲學思考。筆者在第一章主要就80年代的尋根思潮進行概述：包括對文化尋根的大致過程進行梳理（“尋根熱”產生的背景、尋根作家的理論倡導及評論界的態度、“尋根熱”落潮的原因分析），對尋根小說的風格特點、分類及意義進行總結，對80年代尋根小說的文本意義進行回眸式解讀。第二章主要對90年代以來的“后尋根文學”進行概論：包括對“后尋根文學”的界定、分類及特點概述，對“后尋根文學”與“尋根文學”進行關聯性解讀（主要以李銳、張承志、第三代西北小說家為例）。第三章主要對“后尋根文學”與民間文化的關系進行文本細讀（包括“后尋根文學”對民俗文化、神秘文化、民間詼諧文化、民間戲曲的借鑒）。第四章主要就賈平凹、莫言、韓少功、王安憶四位作家進行尋根脈絡下的個案研究。之所以把他們作為個案分析，是因為他們從80年代起就是尋根文學的主要代表作家；而90年代以來，他們的創作雖然有所變化，但就他們的主要作品而言，仍有一種延續性和大致統一的氣質。而這種延續性或氣質正可以從“尋根”的脈絡上進行分析。

新時期以來的文學作品眾多，研究成果也非常可觀。尤其是80年代的小說研究，更是碩果累累。由于筆者自身知識、能力等各方面的局限，作深入研究雖常有力不從心之感，但勉力為之的過程也是自我提高的過程。另外，在文化尋根的脈絡下對近年小說作梳理性研究，畢竟還屬于評論界的薄弱環節。這些都堅定了筆者作進一步研究的決心。

二 “前尋根”“尋根”與“后尋根”研究現狀綜述

圍繞“尋根”，筆者認為存在一個“前尋根”與“后尋根”的現象，“前尋根”這一概念較早出現于季紅真教授的一篇論文中：“正如前尋根時期的重要理論宣言，汪曾祺《回到民族傳統，回到現實主義》一文，著力探討的是文學發展問題，而不是文化價值的問題。”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記事》，劉紹棠的《蒲柳人家》《鷓鴣天》，林斤瀾的“矮凳橋”系列等帶有明顯的民間文化風俗意味。尤其是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記事》充滿了民俗色彩和抒情風格。與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系列不同的是，前者側重表現民族文化，后者注重表現民族心理和社會變化；前者注重表現人性美，后者側重挖掘人性的弱點；前者沒有明顯的政治氣息，后者則把政治因素融進群眾生活。所以，一般把汪曾祺、劉紹棠、林斤讕的小說看作文化鄉土小說，或者說是特殊的鄉土小說；而把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系列看作一般的鄉土小說。至于鄧友梅的《那五》《煙壺》，陸文夫的《美食家》，馮驥才的《神鞭》《三寸金蓮》及“市井人物”系列、陳建功的“談天說地”系列，以及劉心武的《鐘鼓樓》等這些主要表現城市生活中市民階層的喜怒哀樂和命運變遷的作品，給讀者提供了一個世俗化、民俗化的審美空間，所以一般把他們看作“市井小說”。而“市井小說”與文化鄉土小說之間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表現民族文化，都消解了小說的政治化傾向。因此，一般都把這兩類小說放在一起研究，合成“文化風俗小說”。而這些文化風俗小說與80年代的文化尋根熱之間似乎存在著某種不可忽視的聯系。所以，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把文化風俗小說看成是“前尋根”現象。

關于尋根文學的作家作品及相關評論，第一手資料多集中在中國80年代以來許多知名的報刊上，如《收獲》《上海文學》《人民文學》作家》《中國作家》《當代》《十月》《鐘山》《北京文學》《文藝報》《光明日報》《人民日報》《讀書》《文藝理論與批評》《文學評論》《文學自由談》《文藝研究》《小說評論》《世界圖書》等。這些報刊不僅向讀者推介了尋根文學及其重要的作家與作品，還發表了大量介紹、研究及爭鳴性的文章。

關于“尋根文學”的研究成果，從縱向劃分，可大致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尋根熱”時期，集中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主要圍繞著尋根文學的理論主張，關于“尋根”的論爭，尋根文學產生的原因，尋根文學的藝術特征以及代表作家、作品的分析，尋根文學的思想意義。關于“尋根”的比較研究，尤其是與魔幻現實主義的比較研究等，既包括宏觀研究，也有微觀探析。比較典型的如陳思和的《當代文學中的文化尋根意識》第二個時期是“尋根熱”之后，從80年代末到當下。隨著“尋根熱”的落潮，評論界對尋根的研究既趨向冷靜，也趨向深入。這一時期除繼續圍繞尋根作家作品及尋根現象進行研究外，還出現了很多“再評價”“再思考”“再認識”“新論”之類的深入研究，還有前期缺少的對“尋根熱”落潮原因的研究等。而且，除大量單篇論文外，文學史、個人專著、碩士學位論文及博士學位論文大量增加。90年代以后出版的很多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大都把“尋根文學”作為重要一章進行論述。涉及尋根或尋根作家的專著，如何清的《張承志：殘月下的孤獨》（山東文藝出版社，1997），顏敏的《審美浪漫主義與道德理想主義——張承志、張煒論》（華夏出版社，2000），賴大仁的《魂歸何處——賈平凹論》（華夏出版社，2000），陳仲庚的《尋根文學與中國文化之根脈》（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邰科祥的《賈平凹的心閾世界》（陜西旅游出版社，2002），陳美蘭的《韓少功創作論稿》（延邊人民出版社，2003），韓魯華的《精神的映像——賈平凹文學創作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等。

鄧楠在《中國尋根文學研究述評》一文中把尋根研究分為三個時期，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及21世紀初三個時期。筆者認為，90年代及21世紀初兩個階段對尋根的研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與中斷，完全可以劃分為一個時期。不過，鄧楠提出的尋根文學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值得我們重視：“尋根文學的民族文化策略，尋根文學的美學追求，尋根文學的民族文學價值觀，魔幻現實主義從哪些方面影響了尋根文學，尋根文學在接受與運用魔幻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藝術技巧方面出現了哪些偏差和失誤”等方面還需進一步研究。另外，從內容關聯上，尋根文學的研究又可以分為外部研究和內部研究兩個方面。外部研究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關于尋根文學興起的國內外社會文化背景的研究。這一類研究多分散在一些論文或著作中，較少單獨論述。二是關于尋根文學與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文學、臺灣文學、“五四”鄉土文學等的比較研究。如吳奕锜的《新時期“尋根文學”與臺灣“鄉土文學”之比較》內部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五個方面：一是從尋根文學與傳統文化的關系進行研究，這方面論文最多。二是尋根文學的現代性研究，如楊慧的《現代性的兩種“瘋癲”想象——重讀“尋根文學”與“先鋒文學”中的“瘋人”譜系》對尋根文學的分類研究有根據地域文化來分的（以賈平凹為代表的“秦地文化”，以韓少功為代表的“湘楚文化”，以李杭育為代表的“吳越文化”，以張承志為代表的“草原文化”，以鄭萬隆、烏熱爾圖為代表的東北“山林文化”，以扎西達娃為代表的“西藏文化”等）；有根據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對于傳統文化的態度來分的（肯定、批判或二者兼有）；還有根據作品藝術取向來分的（或者從民族歷史和個體生命的原始狀態中發掘民族精神的心理積淀，或者從傳統文化和人文精神的思想資料中尋找現代社會的精神支撐，或者從民間文化和風俗習慣的歷史遺存里發現生存活動的文化秘密等）。對尋根文學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化批評、審美批評、地域文學批評、人類學批評、原型批評等眾多批評話語。

總體上，目前關于“尋根文學”的研究成果豐厚，不僅包括宏觀的思潮流派研究，還有很多微觀的作家作品研究，“尋根文學”已成為普遍接受的概念；但關于“后尋根文學”的研究，由于學界還沒有廣泛接受“后尋根文學”這一概念，明顯存在薄弱環節。筆者目前搜集到的與“后尋根文學”有關的零星論述主要有以下幾處：

季紅真教授在《無主流的文學浪潮——論“尋根后”小說（一）》一文中提出過“尋根后”的概念。她的“尋根后”概念是對文化尋根熱之后幾年無主流（即80年代后幾年）創作的一個廣義的共時性概括，而不體現文學主張。她不僅把馬原、洪峰、余華、殘雪等人的實驗小說歸入“尋根后”小說，陳思和教授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中提出了“后尋根”現象，“作為文學創作現象的 ‘新寫實小說’與 ‘先鋒小說’同時產生在80年代中期，大約是在 ‘文化尋根’思潮以后，可以看作是 ‘后尋根’現象，即舍棄了 ‘文化尋根’所追求的某些過于狹隘與虛幻的 ‘文化之根’，否定了對生活背后是否隱藏著 ‘意義’的探詢之后，又延續著 ‘尋根文學’的真正的精神內核。”朱大可教授在《后尋根主義：中國農民的靈魂寫真——楊爭光作品之印象記》一文中雖沒有對“后尋根”明確界定，但說楊爭光作品的“母題、敘事和風格則完全是80年代 ‘尋根小說’的某種延宕與回旋。這種母題起源于韓少功（《爸爸爸》）、賈平凹（《商州》）和劉恒（《伏羲伏羲》與《狗日的糧食》），并且在風格上保持了 ‘尋根文學’的一些基本元素：對農民的深層劣根性的痛切關注、草根寫實和民間魔幻的雙重立場、戲劇性（突轉）的結構以及鮮明的方言敘事，等等。”南帆教授對“后尋根”也曾有簡明扼要的論述：“根據字面的分析，‘尋根’具有回溯的涵義。也許，‘后尋根’的稱呼可以召喚另一種姿態——正視本土的當下經驗。這不僅包含了傳統文化的再現，而且清晰地意識到傳統文化與現代性以及全球化之間的緊張。我們來自傳統，這是一個不可更改的命題；傳統是我們的負重抑或是我們的資源？這取決于創造性轉化的成效。此刻，文學無疑扮演著一個積極的角色。”趙允芳在其博士學位論文《90年代以來新鄉土小說的流變》中寫道：“‘后尋根’是相對于八十年代中期尋根小說而言的一種表述，是指九十年代以來，新鄉土小說對民族文化、本土文化所面臨的一系列新問題進行的文化意義上的追問與探尋，其中既包括對于這一時期突顯的精神拔根狀態的關注，也包括小說家主體在新世紀前后所進行的精神文化的扎根。”從季紅真“不體現文學主張”的“尋根后”的提法，到陳思和歸納的“后尋根”現象，再到南帆、朱大可等對“后尋根”只言片語的提及，都沒有展開對“后尋根文學”的詳細解讀或論述。付偉強的《國民性批判——后尋根小說的文化特征》，倒是對后尋根小說進行了集中解讀，但由于碩士學位論文的容量及個人興趣，涉及篇目較少，未能進一步展開。趙允芳的《90年代以來新鄉土小說的流變》在其中一節涉及了“后尋根”，但未做深入的分析。還有個別論文雖然文中沒有“后尋根”的提法，但是在沿著尋根的思路或在尋根的大背景下進行研究。如陳仲庚的《韓少功：從“文化尋根”到“精神尋根”》、曠新年的《張承志：魯迅之后的作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