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科學家匡達人同志對我談起她的父親，我說我打算寫一篇懷念互生先生的文章，她等待著。一年過去了，我一個字也沒有寫出來。其實不是在一年以前，而是在五十年前，在一九三三年，我就想寫這篇文章。那時我剛從廣州回上海，匡互生先生已經逝世，我匆忙地在一篇散文（《南國的夢》）里加了這樣的一段話：

對于這個我所敬愛的人的死，我不知道應該用什么話來表示我的悲痛。他的最后是很可怕的。他在醫生的絕望的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