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八○年四月十一日在日本京都“文化講演會”上的講話

我不善于講話，也不習慣發(fā)表演說，我一生就沒有做過教師。這次來到日本，在東京朝日講堂談過一次我五十年的文學(xué)生活。這是破例的事，這是為了報答邀請我來訪問的朋友們的好意。“文化大革命”中我靠邊受批判，熟人在路上遇見也不敢相認的時候，日本朋友到處打聽我的消息、要求同我見面，很可能問的人多了，“四人幫”才不敢對我下毒手。我始終忘記不了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