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的情況可視為英國人某種優柔虛弱心理狀態的典型事例之一，因為，英國人常常在自己還著實沒糟糕到一定程度時，便以主張一條壞的原則為樂。沒錯，上述的這些情況只是迫害行為的殘余，不能認為是故意實行的迫害行為，并且迫害的行為也停止了將近一個時代之久，但我們并不能因此而松懈，并且，不幸的是，我們無法保證這種法律迫害的更壞的形式是否能一直停頓下去。畢竟，在如今的這個年代里，試圖復活舊罪惡的嘗試行為就如同試圖倡導新的正確有益的行為一樣常常會輕易地使日常的平靜生活泛起波瀾。就像在狹隘而無文化的人們心中，目前對宗教復興的稱道被同樣看作是種迷信的復活；并且，無論何時在我們國人中所留存的不寬容情緒，只要還強烈地存在并醞釀于人民的情緒中，就無需進行任何費力的煽動，他們便會不管這種迫害是否正當，就去積極迫害那些本不該遭受迫害的人們。[26]長期以來，我們的國度無法實現精神的自由，正是因為人們對不信仰他們所信仰的信條的人所懷抱著的狹隘心理和敵對情緒。并且，法律懲罰的手段也在過去的很長時間里加深了社會的詆毀。這種社會的詆毀在束縛精神自由上發揮著真正的效力，這種社會的詆毀和法律懲罰的威脅，最終使得在英國敢于發表意見的人比其他國家還要少得多。除了法律在發表意見上的效力之外，對于除開經濟情況使其無賴于他人的善意而外的一切人，輿論在此問題上也同樣是有效力的；人們可以被投入牢獄，也同樣可以被拒絕獲得賺取面包的方法。將我們的憐憫心情所投向的公眾和替他們辯解的對象并不是那些已無需為如何賺取面包而發愁的人們，也不是那些無需再向有權勢者、團體，或公眾取得什么恩遇的人們，他們并不怕在公開場合發表意見，只是怕被人誤解、被人瞎議論，對這點小擔心的承受是不需要他們具備什么非凡的英雄性格的。雖然我們現在已經不像從前那么暴虐地對待和加害那些跟我們思想不一致的人，但我們現在也許會以我們現在的方式來對待他們并造成與以前同樣多的災難。即使蘇格拉底被處死，也不會影響蘇格拉底光芒萬丈的哲學思想長久輝煌地遍照整個知識長河，即使基督徒被投飼獅子，基督教會仍然會枝繁葉茂并掩蓋那些又老又缺少生氣的植物，甚至以其復蔭將其他生物抑制。雖然，我們社會現有的一點不寬容并不能殺死誰，也無法徹底根除什么意見，但這點不寬容卻誘導人們去掩蓋異議、極力避免意見的快速散播。在我們的社會里，異端意見正以每十年或每一代的標準顯示了其無法占優勢甚至逐漸消失的趨勢；它們從來都只是在一個勤奮深思的人們的狹小圈子里燃燒綻放著，而無法廣播深遠；并且，在此圈子中的那些發源開端也從未真正或些許地造福和照亮人類的一般事務。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在有些人看來是滿意的態勢，即在未絕對禁止那些沉溺于思想領域的異議者運用其理性的同時，就可以不需任何罰款或監禁的拙劣手段來保護一切得勢意見免遭起碼是表面上的騷亂。這樣雖然可以暫且維持知識界的平靜、保持其思考和研究一以貫之地進行，但卻需要以犧牲人類心中全部美好的道德勇敢性為慘痛的代價。在這樣的事態下，人們都偽裝起自己，使大部分最積極并勤于思考的知識分子們掩藏起心中真正的原則和信念，而把他們所本應拋棄的理念展現在公開的場合中。在這樣的事態下，那些知識界勇敢無畏的開拓者和合乎邏輯并堅持原則貫徹始終的知識分子是絕對不會產生的，大量產生出的只能不是那些陳詞濫調的附和蟲，就是真理的應時貨，在一切重大問題的討論上，他們的論證并不是真正地堅持自己所信服的原則，而是為迎合聽眾。除此之外，另一些人則是只去思考一些細微并實際的問題，以致不會觸犯到原則上的事情。而這些實際的事情是只要人類的心靈逐漸擴大和加強之后自然而然就會明白的。但如果真的等到那時，被遺棄的就不只是可以加強并擴大人們心靈的那些東西了，還有人們對于最高問題的自由而勇敢的思想的美好事物。

只要我們稍微思考一下，就會發現異端者的這種緘默所造成的一種災害，首先就是永遠無法公正公平透徹地去討論這些異端意見；由此，經得起討論的那些異端意見就此被掩蓋了，而經不起討論的那些異端意見也不會因為被遏止宣傳而就此消失。并且，這種對正統討論的禁止，破壞最嚴重的并不是異端者的心靈，而是那些非異端者的人們，因為他們害怕被稱作異端而限制其整個的精神發展，使得他們的理性變得畸形和扭曲了。這樣世界上就造成了大量本應有前途有思想卻生性懦弱的知識分子，因害怕自己被定為不信教或不道德的異端者而不敢去追尋真理、不敢追求任何有生機與獨立的思想。依此情景，在這個世界上所造成的損失又有誰能估量呢？也許，在這些人中還存在著某個深具良心之人，無法就此妥協他用他的細微理解力和不熄的智力一生從事著矯作世故，以及竭盡全力地調和良心、理性所堅持的東西與正統之間的矛盾，即使最后的結果很可能是失敗。一個知識分子如果要成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第一要義就是要致力于其智力所能及的思考和討論，而不管其結論會怎樣。一個非常努力地致力于進行自己思考的人卻可能產生錯誤比一個可能持有正確意見卻免于自己思考的人，所得之真理更多。思想的自由，不僅是因為要產生偉大的思想家才需要，對于普通人來說，為了獲得所應該達到的精神力量也同樣的需要。曾經有過偉大的個人思想家，并且在以后還將會有這樣的人在精神奴役的社會環境中脫穎而出。但是，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只要仍然存在著對原則一概不能爭辯的默許，還存在著關于能侵蝕人心的重大問題的討論已截止的默認，則那種思想和智力活躍的群眾就從來沒有并且永遠也不會產生，那些在歷史上一些時期十分突出的高水平的活躍精神也不會再出現。如果某一國人民的性格曾經接近這種水平，那一定是由于其社會暫停了對異端思想的禁止和恐懼。如果爭論避開了那些重大并且重要的題目的話，人民的熱情是不足以被點燃的，人民的心靈也永遠不會從根本上被攪動，而即使是最普通智力的人們也永遠不會被推動和提高到作為有尊嚴的思想動物的地步。歷史上思想活躍的時期有三個典型事例，它們在一些特定意見上的觀點是大為不同的，唯一的相同點就是權威的枷鎖在這三個時期被打破，精神專制的舊統治已被推翻，而新的還未建立。這三個時期，第一個是歐洲在宗教改革之后的一段時間；第二個是思考運動時期，思考運動發生在18世紀后半期，并僅限于歐洲大陸和比較有文化的階級；第三個是在歌德（Goethe）[27]和費希特（Fichte）[28]時期發生在德國的知識躍動時期，這一時期更短暫。正是這三個時期的歷史推動力才給予了現在歐洲社會與歐洲人思想的樣貌，現在，無論從人們的心理出發還是從制度出發的每次一進步，都可以清楚地從這三個時期中尋找到蹤跡。但在此之后又經過了若干時期的洗禮，有些現象表明這三個時期所產生的推動力已所剩無幾，差不多已被耗盡，精神自由如果再不被提上日程加以倡導，恐怕我們就沒有什么新的進步了。

我們現在再回到對第二部分的論證，如果暫且假定這些公認的意見都為真，而假定其不再會出現謬誤，那么此時如果不能自由、公開地討論這些意見的正確性而徑自去主張的話，會產生什么樣的結果呢？如果一個人堅持自己意見的正確性并且確實為正確，無論如何不甘于承認自己意見出現謬誤的可能性，但如果不能經受住討論的狂轟濫炸和無所畏懼的充分洗禮，那他的主張即使為真也只能是成為一條死的教條而不是活的真理。

有些人可能會想，只要那些人毫無懷疑地贊同他們所認為的正確意見，即便是對其根據一無所知也無所謂，因為他們也不會再為膚淺層面上的反駁而去辯護了。所幸的是，這樣的人已經不像以前那么多了，但仍然存在。一旦有一天，這樣的人接受到了權威方面給予他們的教條，便自然而然地不允許對此信條有任何責難，因為那樣是只有害處沒有好處的。再進一步，一旦有一天，當這樣的人得勢時，便會竭盡全力來禁止人們明智地去考慮一切的公認的意見并對其加以排斥；但即便這樣，也仍然會有因魯莽和無知而進行的排斥，因為，那些信條沒有堅定的信念為基礎，一遇到辯論的情勢便會想退避三舍，討論不可能完全被杜絕，一旦討論開，排斥的結果再所難免。即使是不假設這樣的可能性，即使是這樣正確的意見僅僅是一個深居心中的有成見、不加論證、脫離原則的意見，從根本上，一個真正的理性動物對待真理時也不應采取這樣的方法。這樣所持的真理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真理，而只是偶然披上了真理外衣的一個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