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中國有兩句俗語：“萬惡淫為首”，“好人不扛槍”……而土匪則當之無愧地能稱為——扛槍的淫惡之徒……奸、淫、燒、奪、搶是土匪混飯吃的看家本領……誰殺人最不眨眼，誰就能當土匪頭兒……舊中國的土匪多如牛毛，他們都是……
一、失去正業，只得去走歪道
舊中國土匪中數量最多的，正是毛澤東指出的城鄉失業人群。舊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人們的謀生手段，絕大多數總是與土地、與農業生產密切相關。
有專家認為：土匪是農業社會的產物，盜匪活動是農民對壓迫和貧困的一種反抗。在農業社會里，廣大勞動者受著地主剝削與自身生活壓力雙重鎖鏈的束縛。尤其在中國的鄉土社會，農民以一家一戶為單位，世世代代在小塊土地上耕種，加上對地主的依附關系和被固定的戶籍，他們從來是安土重遷，故土難離，過著生于斯、長于斯的常態生活。一旦結婚，他們還要受到家庭生活的一系列牽累，辛勤勞作以供養父母妻兒，無暇他顧。在通常情況下，這樣的農民要變成土匪是相當困難的。
在舊中國，農村土匪的主要來源是那些家境貧寒、失去土地因而勞動興趣不大的人群，換句話說，土匪主要來源于農村剩余人口。造成中國農村人口過剩的主要根源有兩個：一是人口本身的急劇增長，一是土地兼并嚴重。前者使耕地開發與人口增長的比例失調，人多地少的矛盾在許多地區非常突出；后者使封建土地關系畸形發展，土地高度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更加劇了人多地少的矛盾。
據統計：中國的人口，自清代至民國年間，大約增加了7倍；但同一時期，耕地開發增長的數字只有10%上下，因此全國人均占有土地面積大幅度下降。隨著人口的迅速增長，農村的土地兼并更趨嚴重，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壓迫更加殘酷，至清末民初，全國許多地區的土地，半數以上被地主階級所吞并占有。在河南西部就產生了富逾千頃、貧無立錐的貧富懸殊現象。大量的勞動人口被從農耕土地上排擠出來，他們大多找不到正當的謀生之路，最終不得不游離飄泊，弱者行乞為生，強者流為盜匪，這是舊中國農村土匪的一個經常的主要的來源。如豫西一帶，自清末至1927、1928年間，土匪猖獗，全境20余縣幾無一片凈土，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農民謀生手段的喪失，不僅僅是因為嚴重的土地兼并，而且還因為戰亂與天災。
民國成立以后，各種戰亂連綿不斷，尤其是1916年以后，軍閥之間的混戰，幾乎沒有一年休止過。戰爭一次兇于一次，戰區一次大過一次，1916—1924年間，每年戰區平均有7省之多，而1925—1930年間平均每年達14省左右，每次戰爭都直接或間接給農民帶來莫大災難和損失。與此同時，由于戰亂，各級政府疏于對天災的預防，水旱災害也給農民造成極大痛苦。1920年陜、豫、冀、魯、晉五省大旱，災難波及317縣，災民2000萬，占全國的2/3，死亡50萬人。1925年川、黔、滇、湘、贛五省大災，四川餓死30萬人。1928年陜甘大饑，餓死24萬人。有的地方，災荒更是連年不斷，如河北大名縣自1913年至1933年的21個年頭中，有17年發生了天災。新河縣自1913年至1928年的16個年頭中，有14年發生天災。每當天災肆虐、戰禍橫起之際，就有大批農民饑民投奔“綠林”。當時的報刊每年有大量的記載：1913年5月，河南大旱，“災民流而為匪，成群結隊，四出搶劫”。1914年，四川“為凍餒所迫之饑民，加入匪群中，日甚一日”。1917年，山東德州大水，“鄉村之民，泰半無田地，此輩赤足之徒，因無恒產，莫不躍躍然欲為盜”。1918年，山東遣散民軍數萬，自流為匪，“藉以茍延其生命”。湖北“荊襄獨立，所有散兵，皆多化為土匪”。“湘西湘南以連年兵災，農民從半入伍為兵，或竟流而為匪”。這些因天災戰禍流而為匪的農民，有的只是臨時性的當一陣土匪，有的則是從此開始其漫長的土匪生涯。還有一些地方，由于長年戰亂，村民相率加入土匪隊伍，他們常常白天耕作，夜間為匪，兵來為兵，兵去為匪。這種情況，1912年10月21日《時報》有一段報導：“駐正陽關第十五師第五十九團六十團奉調河南歸德剿匪，……該團初至歸德時，見鄉間農耕于野，工負于涂，不見匪事。迨夜間頓遭襲擊，小受其挫。后探知其鄉民無一非匪，日間工作，日落猬聚，而為多數股匪。一日哨探無意踏一土穴，穴中有詢其暗號，伊知遇敵，回營報告，當即出隊，直搗其穴，死匪百余人，獲槍械五百余枝，全系三十年毛瑟槍（查清江舊有第十三協，全系三十年毛瑟槍，共有二千支，此外無有用此槍之軍隊），子彈只得數十枚。既得此土穴之后，陸續覓得數十處，斃匪千余人。其穴口僅容一人出入，穴中空闊，容積頗廣。豫民精于穴居，匪挾此長，以抗拒官軍，忽出忽沒，初至之軍，不知其情，頗遭其害。”
這些城鄉失業人群，便成了土匪基本成員（普通匪眾）的主要來源。著名的社會學家嚴景耀先生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曾對當時12個省級監獄的記錄進行過統計，并據此寫成《中國的犯罪問題與社會變遷的關系》一書。
下面是嚴先生書中所舉的幾個土匪個案，具體說明了失去土地的農民是怎樣成為土匪的。
個案之一：
劉是東北的一個佃農，他為了從地主那里佃租土地，和其他佃農競爭甚烈。當時的規矩是佃戶在第一年就要付地租，第二年開始耕種。1927年收獲很差，劉交不起租，他知道如果他不能當年年底或來年初交滿租銀，他就不能再種這地了。但是他因歉收無力付租。
收成后，劉離開家鄉，參加了土匪組織，出外搶劫。到了來春，他交了全部租金并且繼續租佃。他的東家對于他付租非常高興，因為其他佃戶在那年都付不起租。第二年，年成又不好，劉又照去年一樣干了一番。其他佃戶對于他的錢是從哪里來的產生疑心。最后，他們肯定他當了土匪，否則，哪里來這么多錢？劉因為被疑為匪，“一不作，二不休”，就干脆參加了土匪群了。他說：“我一被拖進匪群，我就被介紹給其他匪徒，我發現我的鄰村里有許多人都和我一樣被迫為匪。”
個案之二：
李L.K，是東北軍的兵士，1928年他跟著軍隊在大同打閻軍。東北軍被擊敗了，他被丟在大同。當我在大同獄中訪問他時，他說：“我是個兵，老家在河南。我因老家鬧荒年逃到東北。當我參加了東北軍時，我被送進關內打仗，打敗仗以后，我們的兵許多被拋棄在這里，我是其中之一，沒有錢，沒有吃，只有一條槍。我別的不會，就會打仗和種地。我本想租點地種，可是別人都不租給我，因為我是異鄉人，口音不同，受當地人的歧視。而且我穿著軍裝，他們都看著我害怕，等我知道我無法找到事作，我就想用用這個槍桿子了。槍桿子只有兩個地方用得上：軍隊或者土匪。我既當不上兵，就只有當匪了。”他繼續為他的行為辯護說：“請您別以為我是在軍隊打垮以后唯一當匪的。在監獄里不多，可是您到山腳下或公路上調查一下看，當土匪的人多著啦。他們不是匪，不過是些失了業的能打仗的兵罷了。”
個案之三：
李L.和李T.是兄弟二人。他們在東北有一塊地，他們都已結婚。直奉戰爭時，他們的大車和牲口都被大兵搶走了。……他們不能再種地了。他們的一切生活資料來源都是來自耕耘。不種地了，不能生活，只有把妻子兒女送給父母去養活，自己就去當了土匪。這是他們謀生的最好辦法。他們想社會是不會帶給他們公道的，當了土匪對于社會來說也只是他受了災難的補償。
個案之四：
莫是吉林省的農民，他種富戶家的田。1927年因歉收無力先付田租。王收回租田，把地另租給姓朱的種了。莫沒有辦法只好回到王家要求寬恕。王執意不肯，因為朱已付了田租。莫因此對朱十分懷恨，和朱大吵了一場。后來動手打起來，莫用棍子打朱，打在致命處。莫發現朱被打死，他再不能留在自己的村莊了。他害怕受法律制裁，也怕謀生無路。他最后也只好投奔匪軍，一則逃避法網，一則謀求生活。
至于城鎮人口中因失去原來的謀生手段而鋌身走險的情況，請看1915年廣東南韶連州鎮守使訊辦土匪盧百妹、李道新等人的供詞：
盧百妹供：小的現年20歲，英德縣人，父歿，母鄧氏，兄弟6人，居三，妻子無。
小的家道貧苦，游蕩度日，素識歐龍大哥帶入三點會，舉為鐵板，隨同開始拜會數次。他帶小的到乳源陽山英德等處作發財生理，記得攔途截劫有七八次，每次兄弟五六人七八人不定，每次小的得洋五六元三四元不等。反正后，與歐龍大哥并李道新、李觀福、李發魚、陳炎、陳得都充民軍棚長，歐龍大哥為排長，馮生龍、馮七亦在民軍，系別棚棚長。后民軍解散，小的與歐龍大哥并馮生龍、馮七及諸兄弟均回乳源，馮生龍、馮七則在水心村塔廠居住，歐龍及小的等則在長逕村背石山塔廠居住，來往人數無定，此山形勢險阻，可資固守。
今年正月，聞香港何克夫派軍師邱強亞來尋小的，帶往廠內住宿二夜，與歐龍大哥商議劫監叛官攻城，起事成就，許以官職，人各應允。他送歐龍大哥洋銀五百元，作臨時軍餉，辦備快槍等十余支，至正月二十四日，兄弟多來了，有百余人，共搭廠九間，各式槍械齊備。三十夜，李道新則帶兄弟30余人，各持槍械到英陽墟與馮生龍、馮七會齊，馮生龍、馮七亦帶二三十人，因他到遲了，至二月初一日天明時方下山鯉魚沖地方搶劫。當時歐姓喊捕，兄弟們開槍，不知何人致傷事主，后歐龍大哥先帶小的并諸兄弟入搜，劫洋銀數百元，及黃牛大小五頭，衣服二擔。后黃牛、衣服由他發賣，每人兄弟無論有去無去，歐龍大哥每人給洋三元，小的只得三元，并無多得。李道新、李觀福、李發魚、陳炎、陳得都是在場行動，每人亦得三元，馮生龍等則擄捉婦女、小孩10人，帶下清遠發賣歸來，我們兄弟旋在山下附近地方搶得大豬3頭，于三月初一日拜旗后，聞軍隊到英陽墟圍捕，小的與歐龍大哥并各兄弟一起同到長逕村背石山廠內御敵。初四日，軍隊果來，歐龍率小的暨各兄弟與軍隊對敵，相持甚久，不料官兵出其不意，繞上山后，兩面夾攻，兄弟們不敵，死者死，逃者逃，不知其數。小的與歐龍、李道新、馮生龍、馮七等30余人且戰且走，奔至木角地方，復與軍隊死戰，無奈兄弟們已剩無多，兼之腹饑，以致小的與歐龍、李道新同時被獲到案。
李道新供：小的現年32歲，英德縣人，父歿，母陳氏，兄弟二人，居大，妻子無。
小的素來當撈，向無事業，與歐龍大哥相識，邀入三點會。馮生龍、馮七、盧百妹、陳炎、李觀福等彼此往事，談及貧苦難度，隨兄弟們在陽山乳源英德各處攔搶兩次，每次兄弟三四人七八人不定，他們皆有槍，小的只有雙刀，每次分贓小的只得半份，得洋三四元一二元不等。反正后，小的與歐龍大哥并盧百妹、李觀福、李發魚、陳炎、陳得都充入民軍，歐龍為排長，小的與馮生龍、馮七為棚長。民軍解散后，小的得有長短槍支，隨后與歐龍大哥到乳源，各兄弟均在一處。……（以下情況與盧百妹供相同，從略）
根據對民國檔案中所存山東、安徽、河南、河北、東北、貴州等地處決匪犯的職業統計，我們可以對舊中國土匪的構成情況有進一步的了解：統計的1186名處死刑的匪犯中，竟有74%以上即885人是無業游民！而另外一些檔案材料中，某些地區某個時期處決的匪犯，其職業居然全部是“無業、游蕩度日”。如山東曹州地區1918年5—6月處決的53名匪犯，沂州地區1914年5月處決的53人，兗州地區1914年9—11月處決的79人，1915年1—5月處決的100人，就全是這種情況。這一方面說明這些地區的社會生態嚴重失衡，另一方面也表明，無業游民的確是土匪隊伍的經常的和主要的來源，是永久性土匪隊伍的基礎與骨干。
這些失去正當謀生手段的人們，在土匪隊伍中占了大多數，但他們很少有成為匪首的。一般來講，他們總是擔任搖旗吶喊的角色，對于他們來說，落草為寇只是因為生活環境已經惡化到再也無法忍受的地步時，才不得不采取的一種反抗手段。
二、脫下軍衣，換上匪裝，有槍就是草頭王
土匪的第二個主要來源，是潰散的士兵。民國以來，軍閥混戰，國無寧日。據統計，僅從1921年至1933年，四川一省就發生大小戰爭479次，平均每年達20次以上。大小軍閥為了爭權奪地，無限制地擴兵。有兵就有權，兵越多則權益大，仗越打越大，兵越招越多。民國時期，各省軍隊之多，駭人聽聞。據統計，1922年四川省有8個軍，30個師，33個混成旅，兵額30余萬；1924年，山西省有3個軍團，共轄12個軍，17個師，12個騎兵師，7個獨立旅，計20余萬人；山東省有軍隊20余萬；1925年，河南駐軍也超過20萬。僅以四川、山西、山東、河南四省而言，軍隊已達百萬以上，其他各省的情況也就可想而知了。全國各地區的大小軍閥，一旦干戈擾攘，必有勝負，潰敗的士兵，在那兵荒馬亂的年代，找不到別的生活出路，往往流而為匪。
與此同時，各地士兵常常因不堪忍受軍閥政府及其頭領的殘酷剝削和壓迫，而發生反抗暴動的“兵變”。據不完全統計，從1911年至1922年間，全國各地就發生了177次兵變。這些變兵，大多投奔土匪，有的則整隊地加入土匪隊伍。
上一節中提到的那個李L.K，他的遭遇，就是由失業農民到軍閥的士兵，又由軍閥的士兵到土匪的一個典型例子。
二三十年代的山西大同縣縣長曾說，以前山西是“模范省”，是和平之鄉。那里沒有內戰，沒有土匪。但是從1929年到1930年山西發生內戰，就帶來了大量的盜匪問題。以至于嚴景耀先生要到距大同僅30公里的某處訪問時，該縣長堅持要派兩名武裝士兵護送。他說：“這在1928年以前是不需要的，在現在，誰也不能預料會發生什么事。”
當地一個綽號“野狐貍”的土匪也說：“戰時或災荒年里是招兵買馬最容易的時候。在內戰時期，所有被擊敗的士兵都沒有地方去營生。他們常要求參加大規模的土匪集團，這樣他們就可以得的多而失去的少。”
的確，民國時期各地匪情猖獗，與連年不斷的戰亂密不可分。軍閥混戰的年代里，鐵蹄踏遍大江南北，農民大批破產流亡，為了混口飯吃，就去“當兵吃糧”。而一旦軍隊潰散，他們別無生機，就只好流而為匪。
從前面的統計中看，在各地處決的匪犯中，當兵出身的只占總數的6%，即使在兵匪最多的山東曹州、河北等地區，這個比例也不過達到20%左右。這并不能說明潰散的士兵在土匪中比例很小，而是因為，這些由兵而匪的“兵匪”，往往是成建制地變成了土匪，他們武器精良，訓練有素，比一般的土匪更兇悍，所以，當時的政府很難用軍隊來剿滅他們，而改用了招撫、收編的辦法，這就是我們為什么在被處決的匪犯中只能見到少量當兵出身的人的主要原因。而這些被處決的當兵出身的匪犯，絕大部分也只是被打散的零星潰卒、逃兵、革兵以及一部分退伍兵。至于那些成建制的兵匪，軟弱無能的官府又怎么奈何得了他們呢！山東有個悍匪毛思忠，手下擁有萬余眾，系前解散之定武軍，地勢熟悉，槍械又利，縱橫于蘇、魯、皖、豫四省交界，北洋政府曾派張敬堯為剿匪督辦，集聚四省勁旅會剿無效，后經官匪雙方協議，將毛思忠部改編成一支“新編陸軍”。
既使潰兵們自己不去當土匪，但軍閥混戰你勝我敗的局勢，也使不少武器散落于民間，這就為土匪的武裝提供了一定的物質條件。豫西嵩縣東區黃兌村有個村長叫郭燦，是郭姓大族中的一個霸主，因為派差得罪了同族另一個地主郭某，被郭某買通殺手給打死了。郭燦的孫子叫郭紹緒，才12歲，當時住在他舅父家，聞訊投靠當地的軍閥部隊鎮嵩軍當了小勤務兵。六七年以后，郭紹緒長大成人，又在軍中結了把兄弟，弄了兩枝手槍。1921年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郭紹緒攜槍回村尋仇，一下子殺死仇家大小四口。行兇之后，他還在街頭高叫：“我是郭紹緒，是來為我爺爺報仇的，與村中老少爺們無關！”
郭紹緒據說后來又回到了軍閥部隊，還當上了副官，可是好景不長，部隊潰敗之后，因他有血案在身，無計過正常人的生活，只得落草為匪。
三、替天行道，殺富濟貧，俠盜式土匪的幻想
前兩節我們分析了土匪隊伍的基本成份是失業人群，包括由于災荒、土地兼并和戰亂等原因造成的農村和城市中的失業者以及潰兵。這些人，多是社會下層人物，在土匪中的地位也不高。從本節起，我們將主要分析匪首們的來源。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土匪頭目之所以加入匪伙，并不完全是因生活所迫；他們的落草，其原因十分復雜，而且往往是由一些偶然事件引發的，例如訟事受挫、被人凌辱、抱打不平、野心不遂等，甚至家庭失和也會使他們走上占山為王的道路。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是來自社會的上層階級或邊緣階層。其中有一種類型，便是頗具俠義心腸的以“替天行道”為己任的所謂俠盜式人物。他們中的許多人，是由于對社會現實的嚴重不滿而又找不到一條正確的道路去改變這種現實而淪為土匪的。
馳名河南的“中州大俠”王天縱即為一例。
王天縱幼名天同，原名天從，字旭九，河南嵩縣鳴皋鎮（今屬伊川縣）人。他父親原是鳴皋附近一個貧農，全家種七八畝山坡薄地，由于天災歉收及官府劣紳的苛捐雜派，雖終年辛勞，仍不得溫飽，因此他父親把地賣掉，移住鳴皋街上做小生意。天縱有弟名天佑，兄弟兩人讀不起書，自幼隨父勞動。自移住鳴皋街上后，天縱于幫父勞作余暇，常喜參加附近的練武場子，學習練拳使棒，舞刀弄槍，從此思想上就崇尚游俠作風，跟一伙年輕人斗群架打不平，到18歲上便補上本鎮保衛團的團丁。時團上已有幾枝快槍，天縱愛之不忍釋手，精心練習射擊。
鳴皋鎮是伊河上游的一個大鎮，商業興盛，經常有巡防營駐此維持秩序。鎮中有孟先生老七其人者，他父親原任山東省游擊，老七幼隨父在山東任上，也喜歡武事，30歲返回鳴皋，以宦門公子身份交游鎮中練武青年，聞天縱精于射擊，遂延之于家，以友待之。孟家槍彈俱全，天縱更有練習射擊機會，技更精進，幾乎射無虛發，人呼之為“神炮”。孟七之為人，講義氣，敢作敢為，愛交游，不擇良否，且疏財濟困，好打不平，故附近數縣各階層中皆有交結，甚至差役乞丐，亦樂于供其驅使。其最大短處是不愛讀書，使氣任性。
孟七的這個短處終于發展到了致命的地步；他得罪了當地的文人泰斗郭銘鼎，兩家明爭暗斗，一直鬧到官府。官府兩相權衡之下，最后決定左袒郭氏，孟七因此棄家出逃，而王天縱也因挺身救助孟七的家眷，率眾反叛，并擊殺數名官兵，然后奔向南山。
王天縱率眾入南山后，首先把孟七的眷屬秘密安置在山中朋友家，然后對眾人說：“事情是鬧起來了，誰回去也得殺頭，梁山的好漢還不是逼出來的？我們也只有走這條路。七爺雖走，不久可回，我們就打著我的旗號干吧，有福同享，有罪同受。”眾以為然，就從此過起綠林生活。初無定址，游竄于伏牛山區伊洛流域。官府雖屢派隊搜剿，但飄忽不定，也打不著他，有時遇見地利，反把追剿官兵狠狠地揍一下。
由于王天縱的“盜亦有道”和馭下有方，部眾發展到千余人，王天縱成了伏牛山中的綠林領袖，東西數百里內的綠林刀客，莫不聽他指揮。
王天縱雖未像小說中描寫的山大王公然掛著什么“替天行道，打富濟貧”的旗子，事實上卻以綠林好漢行俠仗義來標榜，故當時人以“中州大俠”稱之。因之不但各路綠林推王為盟主，即附近各縣一般窮百姓亦公認天縱為公道大王，而樂為之通風報信。
王天縱雖在山寨中，但很注意外邊形勢，訂有上海《申報》寄到洛陽轉至山中，除知道不少時事外，也了解了上海的繁華，很想見識見識。他就和軍師馬文德商量，馬認為去上海游歷借以開闊眼界是可以的，但作為一個普通人去也沒有多大意思，最好扮成官員去，可以排排場場地交接些上層人物，從而歷練歷練外間的世事。于是又把天縱的朋友、秀才冉信甫請上山來商酌，冉也同意馬的意見，并自告奮勇陪王去滬。在動身之前，由冉設計把王裝扮成候補道，又偽造了公文，由冉先在山寨使天縱演練熟悉官場的禮節儀注談吐派頭，又由關老九介紹兩個熟悉官場交際場面的人作為隨從。一切準備妥當后，又挑選了多名精干隨從人員，才微服乘夜下山，晝息夜行，間道由漯河車站乘京漢車赴漢口，轉乘長江輪船至滬，住租界高等旅社中。在十里洋場中，一住兩月，初則游覽參觀，借廣見聞，繼則漸有交游。由于天縱氣宇軒昂，舉止中節，言詞謹飭和用錢大方，輾轉介紹，認識了不少朋友，其中有官有商，有幫會中人，也有教育界和報館中人，天縱均能應酬細致，不露真相。他托人購辦了一批德國短槍（自來得手槍），在漢口交貸。有住在一旅社的候補道張某，與王交游過從頗密，慕王富有和豪放，將愛女（女學堂的學生）許王為婚，即于旅社中結婚。新夫人姿容秀雅，舉止大方。王恐久留露出破綻，即帶新夫人經漢返豫，由京漢鐵路某小站下車，乘騾轎車仍是夜行晝息。新夫人問為什么夜里走，王說夜里涼快。乃到楊山，她才知道“候補道的官太太”變成了山大王的壓寨夫人。由于王對她備極鐘愛，遂亦安之。每日給王讀報紙念小說，也教王讀書寫字，伉儷之情頗篤。王游滬歸來，既慕西洋的物質文明，又恨外國人在中國境內租界的橫行霸道，萌發了民族革命思想，從此就與同盟會的河南籍革命人士有了聯系。
辛亥年武昌起義，陜西第一響應，光復西安后出兵潼關，北方震動。河南同盟會黨人楊勉齋、蔣我山、劉純仁、劉鎮華、石又謇、吳滄洲等會集洛陽，圖謀舉事，派吳滄洲、劉純仁上楊山聯絡王天縱及伏牛山各路綠林武力，推王天縱為丁部大將軍，約王攻占洛陽迎接陜西的東征軍。王即發動各路綠林，北出龍門，進攻洛陽，嗣以清廷派陸軍第六鎮十二協周符麟部接守洛陽防務，戒備極嚴，攻城失敗。楊勉齋、劉純仁建議說：“前年（1909年）在洛陽曾與伯英（東征軍首領張鈁的字）計劃，如陜西革命先成功，豫西革命力量就先與陜西結合，然后全力東下，河南革命方易成功。我們不如仍照此計劃西去與伯英的東征軍會合。”王天縱、張治公、柴云升、憨玉琨、張屏、趙忠、丁同等等皆以為然，劉鎮華、蔣我山、石又謇等也都贊同，于是眾綠林決心棄山寨參加東征軍。
王天縱等率領其武裝8000余人于10月下旬先后到達潼關，正值潼關二次光復、清兵東退的時候，驟然增加這些力量，東征軍士氣愈益旺盛。王等部隊到來之前，楊勉齋、劉純仁微服先來說明情況。王部到后，由楊勉齋等帶領王天縱等與張鈁會見，王穿軍服，其余張治公等也有穿便服的，也有穿軍服的。王的身材高大，鷹鼻鷂眼，兩眼炯炯有神，態度威而不野，彬彬有禮，言語無多而中肯，似胸中懷有經綸者。張鈁以慰勞和歡迎的口氣首先發言說：“諸位為國勤勞，辛苦了，我代表革命軍歡迎諸位。”王說：“為國家的事，說不上辛苦，我們是來聽指揮的，當不起歡迎。都督以后不要客氣，我們一定服從命令。”張鈁聽了天縱這兩句簡單而恰當的話，暗暗佩服他的天才。王天縱解下自帶的德造自來得手槍對張鈁說：“我闖蕩豫西十幾年，就憑這玩意兒，現在贈送給都督，表示我的心意。”那時陜西軍隊中還沒有自來得手槍，張鈁笑著收了，并說：“你在豫西的俠義行為是久仰了，今日得見，并將共同革命，真是有幸！”于是就設宴歡迎。張鈁與勉齋、純仁等晚間略加計議，次日即委任王天縱為東征軍先鋒官兼第一標統，委張治公、柴云升、憨玉琨、丁同聲、趙忠、王修己等為標統，委張屏等為營長。另聘劉純仁為總參議，楊勉齋為秘書長，劉鎮華、蔣我山、賈巨卿、石又謇、劉玉山等為參議，在東征戎幕中參贊軍機。因之軍威為之大震。接著即出潼關攻擊清軍（趙倜的毅軍和河南巡防營）。在戰斗中，天縱表現了積極和勇敢，連敗敵軍。天縱親自率隊攻克函谷關天險，會同柴云升、憨玉琨、趙忠等攻進靈寶城，并一鼓作氣將敵追退至澠池。嗣以清軍增援（第一鎮、第六鎮一部及炮兵），王等不善于正規阻擊作戰，在英豪、張茅等處損失頗大，遂復退至潼關。
天縱向張鈁建議說：“只憑我們這一路隊伍東征，敵容易集中力量對付，如先占領南陽、再發動伏牛山中武力從南進擊洛陽，與東征軍收夾擊之效，使敵兵力分散，較易成功。”他并且自告奮勇，愿意自帶一部分隊伍前往。張鈁同意他的說法，問他：“你只帶一部分隊伍能夠打下南陽么？”他說：“南陽是謝寶勝防守（時謝任南陽鎮臺），他是我手下敗將，他的命是我給留下來的，我去打他，非死即降，一定有把握。再與湖北革命隊伍聯系起來，夾擊中原，這聲勢和力量就大啦。”張鈁撥給他一些銀子，他卻只帶幾百人槍經龍駒寨、荊紫關，在伏牛山中發動些綠林武力，進出鄧州，與鄂北革命軍季雨霖部聯系會攻南陽。南陽鎮臺謝寶勝聽說鄂軍來攻，還打算抵擋一陣，又聽說王天縱率部到鄧縣會攻南陽，他長嘆一聲說：“完了！”遂自殺于鎮臺衙門內。
王天縱到南陽后，其參謀長馬文德（原住南陽天主堂中養病）亦病愈來會，并獻計于王，應準備如何發展。會南北議和，清帝退位，袁世凱被選為臨時大總統，各省皆停戰，王慶邀請赴京，從此離開了帶領10余年的綠林部隊，為袁所羈縻。王天縱后來又與孫中山先生取得聯系，組織靖國豫軍，在土匪中，他也算得上是一個得成正果的人物了吧！
與王天縱齊名的丁老八，也是為人們所稱道的一位“俠盜”。
丁老八名同升，又名功輔，洛寧孫洪峪人。父繼蘭，清生員，教書于私塾，曾與大地主袁駱駝爭地界訟于官，官吏受賄，訟不得直；新官到任則繼訴，由此糾纏不休。袁苦于訟累，將丁繼蘭暗殺。時丁老八年幼未婚，尚有胞弟同慶在母懷抱；弟依胞叔丁繼周撫養，而丁老八則避居岳父袁宗洛家（此人與袁駱駝同姓不同族）。宗洛亦生員，與丁繼蘭誼屬同年，相契結親，家住楊峪河莊，宅建炮樓，有自衛力，丁老八就在岳父家讀書。18歲時，忽被岳父毀親逐出。由此投身綠林，出沒于崇陽溝一帶。當時伙眾僅10余人，惟槍械糧精，擁有斜排五洋鋼、八里通、九里竄、十響毛瑟、攀機大六輪等新武器，常作案于陜州、靈寶、盧氏一帶，以殷實富戶為劫掠對象。陜、靈本富庶地區，盧氏地廣民稀，兼有山貨之利，因此洛寧貧雇農民傭工于陜、靈、盧者頗多。丁老八就利用傭工同鄉的線索，向陜、靈、盧踩盤子（掛線），他宣稱“打富濟貧，替天行道，得財不傷主”。他一向不在西五鎮一帶作案，說是：“兔子不吃窩邊草。”所以丁老八開始拉桿后，三三五五的零星散匪及許多小桿紛紛來投，短時期內就集聚人馬達1000余眾，聲勢浩大，為當時山北（伏牛山）獨一無二的總駕子。當時地方武力既不能與抗，而正式官軍因人地生疏，亦感剿辦棘手，所以時間不久，他就在這里扎下了根子。丁老八對窮人表同情，曾于積雪盈門時到古廟，送點搶來的糧食，并約束匪眾“不準采花攝朵，不準路劫商旅”。在洛、盧交通大道上，如七里砭、雙陽坡、五里灣、桐樹嶺、硤石河、十八盤坡等處，一向稱為商旅難關。有一次有個洛陽基督教神父，路過五里灣遇匪，匪徒拔槍持刀，大喝留下包袱再走，該神父棄其行囊，跪地連呼“主救命，主保佑”。適有郵差畢丙午過此，將他扶起，他一邊口呼“阿門”，一邊問他的包袱何在，郵差說：“上帝拿去了。”土匪走后，他同郵差一同到了董寺飯店。事為丁老八知悉，將土匪張老二、張安父子扭獲梟首，將首級懸五里灣樹梢。該神父說：“丁爺是遵上帝旨意懲罰了魔鬼。”一時傳為笑談。由此在丁老八的轄區“輦條子”者絕跡。至于土匪如有采花行動，更為丁老八所不容，違者多數即行暗中處理。有一次崇陽河東竹竿園外，發現尸體一具，失去陽物，首級割下置兩腿間，死者名梁才，乃當時的著匪，即因奸情被丁老八殺的。因此當時那里流傳了兩句話：“只要一采花，腦袋就搬家”；“只要你采花，難瞞丁老八”。故丁老八有“戴花英雄，人間報應”之稱。
丁老八曾三打范蠡街。范蠡街乃盧氏首鎮，是個商業集中地區，主要商品為漆與桐油以及猴頭、木耳等，此外水煙、火紙亦屬大宗。盧氏水煙，牛毛細絲，質量之佳馳名已久。這些商品都是聚銷在范蠡街。正因為如此，自衛組織也比較嚴密。所以丁老八有三次攻打之舉。頭兩次俱未得逞，并且傷亡了10余人。就一般土匪說，這就結下了深仇大恨，如果卷土重來，那就非來一個“破孽苦”不可了（“破孽苦”是燒殺泄憤的意思，打開之后，就要殺個雞犬不留）。而丁老八卻與一般土匪不同，他于一再失利，傷亡重大之后，卻暗中整頓所部，周密計劃，增強力量，終于乘對方防備疏忽之時，攻破了范蠡街。攻開之后，既未殺人，又未縱火，只是盡量搶掠財物而已。事后有人問他為什么不“破孽苦”，丁老八說：“我為劫掠，人為自衛，誰能說殺人不讓人還手呢？達到掠劫目的就夠缺德了，何必再去燒殺呢？”
丁老八于辛亥革命期間，編入張鈁部任團長，驍勇善戰，頗有戰功，后以張鈁不掌軍權，丁乃轉任北京京畿稽查處稽查，在職時得識蔡鍔。1915年，響應云南討袁起義，途徑潼關，守軍白綾子（潼關城防司令）迎入，設筵款待，筵間出陜督手令捕殺之。同行36騎，免于難者只李生田1人。
丁老八鼎盛時代，鄉間頑童常自稱丁老八以為游戲，丁老八遇之而笑曰：“當刀客最丟臉，不要學我。”
民國時期俠盜式的土匪差不多全國都有，這不能稱為偶然現象。在階級矛盾極端尖銳的社會中，勞苦大眾飽受官僚和地主階級的壓迫、剝削，在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情況下，那些以劫富濟貧、替天行道為口號的俠盜式土匪的出現，應該說是反映了被壓迫階級中較大一部分人的愿望。霍布斯鮑姆說得好：“當農民社會感到需要一個斗士和保護者時，他們就會創造他和召喚他出場。”
當代表了先進階級意志的革命運動出現的時候，這種俠盜式的土匪極有可能一拍即合，投身到革命運動中去。關于這一點，我們將在下編《匪史搜秘——土匪的演變與覆亡》中詳細加以討論。
四、有仇不報非君子，當土匪也要報仇
在政治動亂、吏治腐敗的情況下，無論是公仇還是私怨，要靠正常的途徑即官府的合理斷案來解決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加入土匪隊伍或自己拉起桿子，依靠草莽力量，往往可以一伸冤屈。民國時期，有不少著名土匪頭目就是為報仇雪恥投奔綠林的。如著名的馬占山將軍，原籍河北豐潤，因家貧逃難到東北，定居在懷德縣毛家城鎮毛家城子村西炭窯屯。馬占山七八歲時，即為本屯地主放牧，由于習練騎馬賽跑，很快成為一個精于騎術的牧童。后來馬占山又到蒙族聚居地方為蒙族富家放牧，幾年時間，他習得蒙族騎射的技術，不管什么樣的烈馬，都能降服。到19歲時，馬占山回到本鎮姜葳子村，為大地主姜大牙家放牧。不久，因一匹馬走失，姜大牙硬說是馬占山把馬偷賣了。馬占山據理辯駁，被姜大牙派人綁送毛家城子鎮警察分局，勒令馬家賠馬。警察綁住馬占山兩手的大拇指吊在棚頂上，拷打逼供。倔強的馬占山，不管警察怎樣毒打，總是說：“沒偷就是沒偷，打死我也沒偷！”警察見拷打無效，只好將他關了起來。后來馬占山家將自種的麥青全部賣掉，賠了姜大牙的馬錢，才算了事。馬占山回到家中不幾天，丟失的馬終于跑回來了，但愛錢如命的姜大牙一口咬定馬沒跑回來，不肯將馬錢退回。賠了馬挨了打的馬占山，這時更是恨透了姜大牙。他決心要報仇雪恨，于是就瞞著父親和妻子，上黑虎山（即哈拉八喇山）落草了。
馬占山上黑虎山后，結識了早已在這里落草為寇的“弟兄”數十人。由于他精明強干，有一身善騎射的武藝，加之他為人豪爽，講義氣，不久便被舉為頭目。幾個月后的一天晚上，馬占山帶著十幾個“弟兄”闖進姜大牙家。姜家見勢不妙，一齊跪倒向馬占山叩頭求饒，承認過去的罪過。馬占山狠狠地痛打了姜大牙一頓，警告他說：“今天不殺死你，讓你們這些有錢有勢的東西，認識認識老子們的厲害！”后來馬占山被奉軍收編，發跡于奉軍。“九一八”事變后，他在東北奮起抗日，血戰江橋，成為蜚聲中外的抗日名將。
如果說馬占山的揭竿而起是為洗雪自身的恥辱的話，那么董世武的落草為寇則純是為報父仇了，而且他的復仇對象，恰恰也是一伙土匪。
董世武乳名正學，字紹文，洛寧下峪鎮磚峪村人。家道小康，有地約百畝，主要是靠他父親勤儉創立起來的。清末民初，土匪蜂起，其父赴下峪趕集，在歸途中被匪綁去，索價過高，且急，董備辦遲緩，說票人楊永培缺乏經驗，與匪首言語沖撞，匪將其父處死，尸體沒有下落。土匪駕桿（即匪首）的馮老七，是下峪北莊頭人，怕董日后報復，常有斬草除根之意，于是董隨母逃避于舅父苗子實家。苗家住崇陽街，無力掩護，送其母子住南禪寺寨內以保安全。從此董就在南禪寺入私塾，塾師苗某，一日為生等講解“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句，董很受感動，次日即逃學出走，數月無音信。據說，他當時打算進城報名當兵，因為走的是洛河南路，飯鋪多不留宿，夜間摸黑進一小村莊，見有小房三間，尚有燈光，推門而入。一老漢坐在床上看《三國》，董便以實相告。問訊之下，老漢對他說：“當兵要找保人，你城里沒熟人，恐怕不成！”董說：“要么我就去當土匪！”老漢說：“亂世當土匪也沒啥丟人，不過也得存個好心腸，還須有人引進。你要當土匪怎么辦？”董說：“殺貪官污吏，殺壞人孬種，打富濟貧，為父報仇！”老漢點頭贊許，又說：“最主要的是積德不缺德呀！我有一個學生叫孫金貴，他也是個駕桿的，我給你推薦去罷！”于是董世武便投奔孫金貴加入一伙。孫金貴擁匪眾百余人，在縣東部洛河南岸一帶活動，綁票搶掠，破村劫寨，兇悍異常，有殺人不眨眼之名。當時鄉間，尤其東鄉，遇小孩啼哭時，只要說：“孫金貴來了”，立即止哭。有一次土匪在崇陽溝內碰桿（幾伙土匪聚會），石板溝、順水溝、蘆花溝、砂坪等村，都住滿了土匪，孫金貴桿住砂坪，人槍整齊，如軍隊一般。招集碰桿的是武鴻章（乳名武煥），乃丁老八部下骨干，曾充丁團營長武中魁的嗣子，家住崇陽下河月陽坡。后在劉鎮華部第八方面軍任團長。這次為碰桿而到的桿頭中也有馮老七。武鴻章說：“我們這次碰桿是為了套交情（換帖結拜）摸底，打開窗戶說亮話，咱們不能跟那些壞蛋相交，馮老七就是壞蛋，馮老七怎樣壞，就請孫金貴詳細說一下。”孫金貴說：“我們桿不足200人，都是好交情，本來無所謂誰是駕桿不是駕桿，不過推舉我與董世武應個名義，但董是在患難中，他父親被馮老七偷票撕票，有孽未報，不便暴露姓名，實際上桿中事都是董主持的。今天，董有了報父仇機會，各位說董世武殺父之仇應當報否？”大家異口同聲說：“決無不報之理。”這時董世武已把馮老七綁在別的房里，于是就將馮推至下峪集市，梟其首而刃其腹，腹部刀口血涌如注，董伏地而吮其血，觀眾驚駭。董世武當場叫牌子說：“我是磚峪董正學，馮老七是我殺父的仇人，這與別人無關，各位叔伯大娘不要驚惶。”他歷述其父被殺經過。由此董世武殺人喝血的聲名，就在民間傳起來了。
1914年，董世武名聲正盛，他和孫金貴雖同駕一桿，而他比孫的名氣更大。當時政府兵力薄弱，洛寧城內只駐一營人，無力分防，董世武便在崇陽街一帶活動，出沒無常。
董世武的綠林生活，時間不長，他是專為報仇而當匪的。如愿以償以后，顧慮到將來無法安業，只好隨孫金貴另作打算。1915年他們就接受了劉鎮華的收編，孫為營長，董為營副，駐防商南龍駒寨。孫在職年余病故，董補其缺，后升團長。在憨玉琨與胡景翼作戰的前夕，董世武已位至旅長，屬于憨之陸軍三十五師建制。憨軍潰敗，戰事結束后董避居北京。1930年間曾一度充京畿稽查員，職微薪薄，遂返汴梁。原先董在職時，曾將個人私款交由旅軍需裴子云代存于銀行，折據亦由裴代執，數額8000元。嗣后董在京數次函裴提取，裴以款在活動中，或定期未到等詞答復。董返汴后，向裴索要，裴竟說款交某商號經理周轉，人逃未歸，看來是昧心之意。后來裴任二十路總部參議，在洛陽買了房子，董就住在他家里，向他討債。裴一味推諉，不予清還，有時給一元二元來虛意應付。董懷恨在心，一天乘裴不備，將沉睡中的裴殺死，出門潛逃。事后裴家雖報官緝拿，終無結果。董世武由此下落不明。
一般來說，土匪以男性為多，但也有女子為匪的。為子報仇的張寡婦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張寡婦原名賀貞，光緒六年（1880年）出生在河南省洛寧縣洛河南岸草莊村的貧苦農家，生下來就因母親吃糠咽菜而沒奶吃，但爹媽對她還是愛如掌珠的。
賀貞成年，性格開朗，通情達理。18歲嫁給德里北村貧農張洛山之子張有為妻。過門后，孝敬公婆，體貼丈夫，勤快和氣，深得公婆和丈夫的喜愛，左鄰右舍，也都夸贊張家娶了個好媳婦。
張洛山是個忠厚善良的莊稼人。他的妻子是個賢慧而多病的婦女。獨生兒子張有，因為家窮，沒有讀書，但人很聰明、能干。賀貞對這個家很滿意。
賀貞到張家的第二年，大孩子振升出世了，恰恰在這一年，久病的婆婆離開了人間。又過了三年，公公張洛山也相繼去世。兩個老人的先后謝世，給張有夫婦留下了一大筆外債。夫婦二人雖胼手胝足日夜操勞，但三年還沒還清債務。次子明升、三子先升都在這幾年里先后降生。小倆口背著沉甸甸的高利貸，養著三個嗷嗷待哺的孩子，日子是相當艱難的。
賀貞26歲那年，張有竟一病不起，丟下賀貞和三個孩子死了。從此，賀貞被人稱為“張寡婦”。
在那風雨如磬、弱肉強食的舊社會里，孤兒寡婦的日子好像過刀山一樣艱難。“寡婦門前是非多”，又給她帶來很多麻煩和苦惱。但性格剛強、不畏強暴的張寡婦，拉扯著三個孩子，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盡力拼搏。她40歲那年，大孩子振升已經是一個21歲的小伙子了。老二明升19歲，連最小的先升，也17歲了。三個勞力，因為土地太少，卻解決不了一家四口人的溫飽。她大伯張更山（張洛山的哥哥）是個心狠手辣為富不仁的地主，在張寡婦窮困到人人勸她賣孩子的日子里，有人求他幫幫侄媳婦，救救侄孫子，他竟冷冷地說：“窮富都是命里注定的。常言說：‘救急不救窮’，她這個窮坑我填不滿。”當人們把這個情況告訴張寡婦時，她氣得渾身發抖，咬咬牙對人說：“凍死、餓死也不去求他。”
民國九年（1920年）秋收后，振升聽人說張更山村南那四畝地要出租，他想把它租來，反正他租給誰都是繳租，何況自己又是他的親侄孫，于情于理，都應該有優先權。于是在一天夜里，他背著母親，去到大爺家向他請求：“大爺，聽說你村南那四畝地要出租，你看租給俺弟兄們好不好？課租不會比別人少繳。”張更山一聽，怕這個窮小子將來賴著不肯繳租，就馬上回絕說：“那幾畝地我要留著自己種，不出租！”振升一再懇求，張更山都說不出租。振升氣乎乎地回到家對媽一說，媽氣得跺著腳說：“誰叫你去找他哩？我以前說過，餓死也不去求他。”說著，張寡婦把過去不曾對孩子們說過的往事又對振升說了一遍，要孩子記住，人窮骨頭不能軟，寧可去搶，不能去求。
第二天，老二明升從外面回來說：“他說不出租是瞎話，那塊地被張清溪家租去了。”大哥振升聽后憋了一肚子氣，第二天一早就去犁那塊地。張清溪家一聽說，馬上跑去制止，先口角爭執，后來竟打了起來。張更山聞訊也跑到地里，一問情況，就怒斥張振升道：“我的地，我愿租給誰就租給誰。你這樣霸道，想造反不是？”說著朝張清溪一努嘴：“給我打，打死人有我哩！”后來明升和先升聞訊趕到，清溪才歇了手。這次振升被打得鼻青眼腫，順嘴流血。回到家里，一家人都氣得悶聲不響。夜里振升實在咽不下這口氣，對媽說：“媽，這真把咱逼得走投無路，我再在屋里蹲下去，要憋死的。我想出去闖一闖，闖不出人樣不回來。”媽沉默了一會兒，鄭重地說：“你走我不攔你。放有出息點，不要忘記是誰逼你出去的，給咱窮人爭口氣！”兒子斬釘截鐵地對媽說：“媽，你放心，我忘不了張更山，也忘不了張清溪，有朝一日我掌住刀把子，非宰了他們不可！”媽說：“逼咱走絕路的是張更山。張清溪打你是不對，可他和咱們一樣，也是窮人，不能一樣看待。”后半夜，張振升辭別了媽，出走了。
張振升和他爹一樣，是個手腳利落，辦事干脆的人。他離家時，除了胸腔里一顆復仇的決心以外，手無寸鐵，送他的明升和他分手時問他：“哥，你到哪里去？投靠誰？”振升說：“去東南山，誰能幫我報仇，我就投靠誰。”
當時宜陽、洛寧交界的洪崖、高灣一帶，是有名的“刀客”窩。振升毫不猶豫地撲向那里入了伙。由于他好交朋友、講義氣，對人赤膽忠心，時間不久就當上了二駕桿，成了匪中的小頭頭，有人有馬，有刀有槍。胸中報仇的烈火驅使著他要報仇，要雪恨。
1922年（民國11年）秋天的一個夜里，他帶著人馬回德里村報仇了。他聲言：“殺死張更山，財產搶個干；抓住張清溪，套上去拉犁。”
張振升明火執仗進村后，警惕性很高的仇人，早已聞風逃跑，他撲了個空。據至今還在的目擊者回憶當時的情況說：當時人們從睡夢中被人喊馬叫驚醒之后，都紛紛跑出來看時，只見棵棵樹上都拴著馬，振升帶領著那些手執刀槍的人，殺氣騰騰，從張更山家正院、偏院，跑進跑出，尋找張更山。最后，當發現仇人已經逃跑，無法找到時，振升對在場圍觀的鄉親們說：“鄉親們不要驚慌，我恨的是大爺。他為富不仁，見死不救，我回來就是找他報仇的。跑了和尚跑不了廟，我將來還是要回來和他算賬的。搬不倒他，我就不回來安居樂業。”說完就帶著人馬出村去了。
張振升率領人馬重回南山之后不久，被一個叫韋聚臣的同伙打了黑槍（有人說，韋聚臣是想搶奪張振升的槍支，當二駕桿；更多的人則說是張更山花錢買打手韋聚臣打死張振升的）。幾乎在同一個時間里，打死張振升的韋聚臣也被張振升的朋友們打死了。
一肚苦水、滿腔怒火的張寡婦，為了替子報仇，1922年一個秋風吹落葉的夜里，她咬牙切齒地對老二明升說：“明娃，人家逼得咱無路走了，只能拼上跟他們干，走，上山！”說罷，向老三先升交待了幾句話，就帶著明升，連夜奔向高灣，投入匪伙，開始了她的趟將（土匪）生活。
由于她是振升的母親，同伙中的年輕人都把她當長輩看待，很尊重她，有事也和她商量。由于生活的劇變，剛入伙時，她還不知道怎樣處理和應付這種刀客生涯。但她處事果斷、有勇有謀、大公無私的氣度和作風，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愛戴和信賴，大家推她當總駕桿，并稱她為“干娘”，她也親昵地把那些青年人叫“孩子們”。她說：“孩子們，以前我只會拿針、拿線，現在叫拿刀拿槍，沒法呀，這是人家逼的，要從頭學，跟你們學。大家抬舉我，讓我當總駕桿，推不掉，咱就一塊兒干吧。不過我有幾句話要說在前頭：第一，眼前咱要搶富戶、拉肥票，購買槍支、子彈，招兵買馬，擴充勢力。第二，拉票不傷人，女票不能欺侮，快結婚、還沒出嫁的快票，誰也不準近身……。”
當時，他們這個桿子人槍還不多，還沒力量對大村大戶公開搶劫，只有采用秘密綁票法。第一次就綁了兩個大戶人家的大閨女，因未婚女子必須當天贖回，所以他們把這種肉票叫“快票”（洛寧土匪拉“快票”從此始）。這種快票也有當天來不及贖回，必須隔夜的，張寡婦對她們也特別優待，晚上有床有被，她并且親自放哨保護。一次一個匪徒偷偷去撥快票的門，想干壞事，被張寡婦發現，一槍把那個壞蛋打死在門口，從此沒人再敢對快票起歹心。
張寡婦行事仗義，有膽有識，愿追隨者日眾。當時一些散桿都紛紛來聚集在張寡婦的大旗下，于是她這個桿就成了一支兵強馬壯的綠林武裝，連當時著名的大駕桿楊德廉、金老十、袁祿、王瑞等都到她的麾下聽命。他們活動在洛寧、宜陽、嵩縣、澠池一帶，攻村破寨。大的攻破搶劫活動，張寡婦總是坐在大隊后邊的抬斗上，跟隨指揮。小的搶劫拉票，她雖不親自出馬，但手下人都照例叫張寡婦的牌子。有些根本不是張寡婦的人，殺了人，放了火，也叫牌子道：“我們是張寡婦的人！”有些向殷實富戶“下黑帖”（要錢要槍的恐嚇信），署名也寫張寡婦。因此當時豫西幾百里范圍內，一提起張寡婦，大人吃驚，小孩止哭，地主老財們則編順口溜：“蛇蝎心毒，寡婦心狠，犯她手下，挖苗斷根。”張更山和德里的一些富戶，痛恨張寡婦，一天夜里，將其在家安業的老三孩子張先升拉到洛河灘打死。張寡婦聞訊，悲痛欲絕，下決心殺回德里北村，為兒子報仇雪恨。確實張寡婦已經變了。
1925年，張寡婦擴充到近2000人。她常對“孩子們”說：“逼我們造反的是地主老財，他們的仗恃是官府衙門，咱不光要殺有錢有勢的財主，還要攻城劫獄，殺那些貪官污吏。”洛寧、澠池、宜陽、嵩縣的各大村鎮，為防備張寡婦的人馬來打寨，經常處于戒備狀態。洛寧縣城，不僅從洛陽調來重兵防守，還從各區調來許多民團協助守城。坐鎮洛陽的吳大帥（吳佩孚），也紛紛收到各縣告急。
正當張寡婦準備破城劫獄，進行大舉的時候，駐扎在洛陽的鎮嵩縣第二師師長張治公派人到張寡婦部下活動，要收編這支綠林武裝。來人先把楊德廉、金老士以及張寡婦部下的頭頭們都說動之后，才征求張寡婦的意見。張寡婦開始表示不同意。她對來順說的人講：“我拉桿是為了報仇，不是想當官。再說，一個小腳女人，也不能帶兵當軍官呀。”來人說：“仇早晚都能報，可是刀客不能當一輩子啊。況且你也得替他們年輕人想想，你不要前程，也不能耽擱人家一輩子呀。”幾句話說得張寡婦動搖了，答應商量以后再說。
張寡婦同部下一商量，除極少數不愿下山外，絕大多數都愿意接受收撫。大家說：“收編后，有軍餉，不怕圍剿，人離山溝，心不離干媽，早晚有事，招之即來。”張寡婦看到這種人心思去的情況，就同意來人的要求，接受收編，條件是：（一）按實有人數改編。（二）原班人馬不能遣散。（三）收編后，所有軍官，統由張寡婦親自指派。條件談妥后，1926年初春，張寡婦坐著抬斗，帶著這1000多人馬，浩浩蕩蕩開到洛陽。按實有人數，編了一個團，張寡婦指派楊德廉當了團長，她的二兒子明升當了連長。她在洛陽親自將人馬、槍支點驗交給楊德廉后，又匹馬單槍回洛寧南山架子嶺拉桿子去了。
地方上的殷商富戶及官府衙門的官老爺們，正為張治公調虎離山而額手慶賀；散居在洛河南北的零星股匪，正以失去依靠而不安的時候，張寡婦的重新歸來，震動很大。張寡婦在架子嶺上又樹起了大旗，那些群龍無首的小桿子，很快都來集合，人馬越聚越眾，聲勢越來越大。他們不僅在洛寧東河南的洛宜交界處打家劫舍，而且北去澠、陜交界處鬧騰，簡直把熊耳山、伏牛山之間弄得神鬼不安。
1929年張寡婦的人馬又擴充到1000多人，當時萬選才剛剛叛馮投蔣，正要擴充實力，也派人到洛寧誘張接受收撫，張寡婦照樣把人槍交給“孩子們”去接受收編當官，她自己再次回洛寧拉桿。
她在鎮嵩軍當連長的二兒子張明升，1931年奉命到陜縣頭峪去催辦“日行兵差”，因性情暴躁，打罵地方紳民，激起公憤，當地一士紳，借請客之名，開槍將張明升打死在酒席上。張寡婦聞訊，惱怒萬分，在明升所在部隊配合下，血洗了頭峪。全村死傷慘重，幸存者寥寥無幾，房屋也被燒殆盡。二兒子的仇是報了，但張寡婦確實欠下了頭峪人民一大筆血債。
血洗了頭峪之后，就準備回德里北村為老大和老三報仇。1932年秋天的一個夜里，張寡婦的大隊人馬由宜陽向洛寧的德里北村出發了。出發前，她對部下把張更山的罪惡敘述了一遍，交待大家到北村，要殺他個雞犬不留。出發時，大隊銜枚疾走，張寡婦坐著抬斗殿后。先頭人馬沿著今澗口鄉東陶峪南進。這里上陶峪村北也有個北村，領頭的二駕桿誤認為陶峪就是王召峪，一問村名，也叫北村，于是見男人就殺，一下殺了33口人。等張寡婦趕到一看錯了，立即命令停止亂殺，一問情況，才知道真正的北村還在西邊一道峪里。張寡婦捶胸跺腳，對這次誤殺無辜，深表悔恨。
1933年秋，張寡婦帶著幾百兩鴉片煙土，匹馬單槍，坐著一輛人力車，經洛陽龍門，到許昌販買槍支。當她進入郟縣境，正過一座小橋時，路沿高處一個持槍的匪徒向她高聲叫喊道：“站住！帶私貨沒有？”橋上另一匪徒攔住去路要搜。張寡婦不慌不忙，把包袱扔在地下說：“搜吧！”然后從車上跳下來，趁勢拔出手槍，對準路沿上那個匪徒“嘭”地一槍，把他的手槍擊落在地，并叫牌子道：“我是張寡婦！”兩匪徒聞聲嚇得馬上跪倒地下，請求饒命。她對高處那個匪徒說：“把槍拾起來，以后把眼睛放亮點，要眼不是光占臉的！”說罷又扔給他一包槍傷藥，才若無其事地上車繼續趕路了。車夫過來問她：“你老人家就是張寡婦？真看不出，剛才你咋不把那兩個家伙打死呢？”張寡婦笑笑說：“打掉他個手指頭，教訓教訓他就夠了，何必害他兩條性命呢，他們要有辦法，也不來劫路。”
到許昌辦完事，她本想乘火車南下武漢，再轉南京、上海流浪漂泊，以終殘生，但一想起大仇未報，張更山還沒除掉，就恨不得馬上返回洛寧，設法報仇。
她是從許昌乘火車經鄭州返回洛陽的。在鄭州到洛陽的火車上，被洛寧王范的一個回民認出盯上。到洛陽一下火車，那人悄悄跟在張寡婦的后邊，親眼看著她住進西關一個旅社之后，便馬上跑到周公廟警備司令部作了報告。警備司令部很快派槍兵包圍了那個旅社，并把機槍對準張寡婦的房門高喊道：“張寡婦，你被包圍了，趕快投降，把槍繳出來！”張寡婦揭開門簾向外一看，冷笑說：“何必做這陣勢！要人跟你去，要槍給槍！”說著把兩枝三把盒子槍往院里一扔，出來就要跟著那些官兵們走。那些官兵們要綁這個巨匪，張寡婦坦然自若地說：“老娘不是孬種，不會逃跑的。”
要犯張寡婦被擒的消息，很快傳遍了洛陽。開庭審問時，法庭內外，布滿崗哨。當軍法官提審張寡婦時，她態度昂然，旁若無人。
軍法官問：“你就是張寡婦嗎？”
張寡婦：“是的，張寡婦就是我，我就是殺人放火的大刀客頭張寡婦。”
軍法官：“你犯的罪你都承認嗎？”
張寡婦：“好漢做事好漢當，我做的事，我不賴。”
軍法官：“你罪大惡極，判你死刑你服嗎？”
張寡婦：“要殺要剮隨你們，犯到你們手下，我就沒打算再活！”
整個審訊過程很短。過了兩天，洛陽城內的大街小巷都貼滿了警備司令部要在當天中午12點鐘槍決張寡婦的布告。
現在洛陽老城七八十歲的老年人，都還清楚地記得槍斃張寡婦那天的情形。他們說，十來點鐘，東西大街兩旁都站滿人。一輛卡車載著張寡婦和押解的官兵，11點鐘從周公廟警備司令部徐徐開出，到西大街時，人們看見被綁著的張寡婦帶有皺紋的臉上，被微風飄拂著兩綹灰發，態度很安詳，背上插著亡命旗，上寫著：“槍決死刑犯張寡婦”。站在高處的圍觀者，還看到張寡婦的小腳。車到井胡同口時，視死如歸的張寡婦突然用洪亮的嗓子叫牌子了。她高聲喊道：“鄉親們，你們都聽著，我就是張寡婦，我是被逼當刀客的，我殺過人，我放過火，可我的仇還沒有報！我今年五十三歲，再過五十三年，還是這粗這長。”她喊著，車開著，一直到東關，她的喊聲沒有斷。在刑場她還最后高喊：“死了也要報……”“仇”字與槍聲同時留在人間。
像這樣為了給家族成員復仇而投身為匪的，在舊中國土匪中數量是很多的。
五、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
正如水泊梁山的宋江一樣，舊中國土匪中有不少人，是懷著出人頭地的個人野心走向山林草澤的。從他們抓起槍桿子的頭一天起，他們就壓根沒打算推翻眼前那個腐朽的社會制度。他們充其量只不過是把斗爭的矛頭指向了曾經欺壓過他們的貪官污吏、曾經魚肉過他們的土豪劣紳，而更多的時候，他們只是在普通的老百姓頭上嶄露身手。他們總愿意把自己制造的“匪禍”弄得聲勢再大一些，以便引起官府的足夠重視，好來關注他們這一伙——舊中國的統治者們實在是精力有限，面對遍地的匪伙，很難專門地關注哪一伙。同時，這些懷有個人野心的土匪們，還非常注重擴充自己的實力，因為在他們看來，這種實力是同統治者們討價還價的必要籌碼。
這些人，通常不是地主豪紳的子弟，因為對于地主豪紳的子弟來說，接受教育和成長為地主資產階級政府官員的機會是不難獲得的。但這種機會對于農村中的貧苦農民子弟來說，卻是少之又少的，即使是一些比較富裕的自耕農子弟，希望也很小。這類人很少上學校受教育，但又有事業心，他們面對著的只是一片荒涼暗淡的前景。正如白朗在一份告示中所說：“余欲為官吏，奈不善鉆營；余欲為議員，奈不能運動。”（關于白朗，專家們一直吃不準究竟應該將其歸入農民起義，還是土匪，但他的這段話，倒的確可以代表追求升階的土匪們的思想。）由于極端缺乏創業者的合法機會，這些想出人頭地的農村青年只得另擇他途，即到犯罪的天地里去碰碰運氣。而就民國時期社會動亂的境況來說，沒有比拉桿子當土匪這條路更容易“升官發財”的了，以河南的洛寧縣來說，由拉桿子當土匪而升官者就有：丁老八（團長）、梅發魁（軍長）、董世武（旅長）、李老幺（師長）、程秀明（旅長）、吉長升（團長）、鄭復禮（團長）、萬宗（旅長）、武鴻章（團長）、夏維禮（旅長）、王漢清（團長）、李其芳（團長）以及金耀坤、韋鳳岐、馬德勝等。所以在河南民間有“想當官，拉大桿”之諺。根據1923年的調查，河南南陽的著名大桿就有32股約一萬余人。這些人拉起桿子，有了較多的人和槍，不論政府招撫與否，都可作為自己的進身之階。從當時的實際情況看，凡幾百人或千數人一股的大桿子土匪，一般都要被招撫。一旦被官方招撫，就得根據其力量的強弱、人槍的多寡，分別委以軍、師、旅、團等職務。所以當時土匪中流行這樣一句話：“鬧得越大，得的官越大。”由于這種誘惑，在一個時期內，河南各縣的富戶子弟，也都以桿為榮。1925年7月10日《時報》有一段報導：“汴省土匪之多，早為各省之最，考其原因，則以土匪之領桿者皆有得軍官之希望也。桿愈大，及至收撫，非團長即旅長，營連微職，不值一顧，因之近兩年來，各縣富戶之子弟，亦皆以領桿為榮。其先土匪猖獗，尚在深山各縣；平坦交通地點，猶無此現象。但自去年以來，省門附近地點，即有大股土匪架票勒贖，屢經民間報告，亦無辦法。刻得確耗，言開封縣境之陳橋聚有土匪一二千人，既有多數之快槍，又有極大之炮隊，軍裝軍械，似較官兵為優。陳橋距開封僅有五十余里……嗣以毅軍不肯開仗，不得已又調駐洛河南陸軍李鴻翥部下前往，……第此股土匪乃從滑縣竄來，為首者即滑縣有名土匪王二王三，但其所出布告，文義尚好，內中似有人才在內，且該匪此次竄抵陳橋，尚未搶掠，聞其用意，亦似要求招安，可得一旅長。”這種通過拉大桿升官發財的匪目，全國各地都有。
震驚中外的津浦路劫車案中，肇事的匪首孫美瑤就是這樣的人物。關于這件大匪案，我們將在中編《匪患錄秘——著名匪伙與匪禍》中詳細講述。這里，讓我們看另一個野心家式的土匪“張結巴”，從他時而為匪、時而官的反復中，或許對土匪的另一個來源會有更為感性的認識。
張結巴原名不詳，后頂替別人之名叫張占彪，因其口吃，故有“張結巴”之綽號。他是云南西北部蘭坪縣人，生于1899年，從小父母雙亡，由祖母撫養。后來由于天災，家鄉無法生活，祖母帶著他和他的大姐到俞川羊岑、鶴慶牛街打短工，有時也沿門乞討。他9歲時，其大姐嫁到牛街鄉下，他就在牛街給人放羊。一天，羊群被豹子咬死十來只，主人硬逼著要他賠，他沒有辦法，逃到靈應山羅剎洞躲藏。他的祖母一氣身亡，被拋在仙人掌叢中。為了埋葬祖母償還羊價，他從山上回來，自愿賣身。恰有一鄧川焦石洞商人路過牛街，見此情景，遂生憐憫之心，出資給他辦了事，并將其帶往焦石洞。
到了焦石洞不久，他被瓦窯頭村無兒無女的漢炳林夫婦以1500文銅錢贖出做撫子，并改其名為漢結蘇。他在漢家的頭幾年很勤快，放羊砍柴種地樣樣都干，漢家夫婦也還喜歡他。不料后來漢炳林夫婦一連生了三男二女，對他就冷淡起來，而張結巴也自覺在漢家無指望，便整日趕著羊群在山上生活，直至把羊殺光吃光也不回漢家。這時，他與永北人長毛老人、尖嘴老三相識，三人便在鶴慶北衙山上“爬龍背”（匪語，即當土匪）。漢炳林為甩掉張結巴，便以此為由報知縣署。這時縣上正在募兵，縣署里有一姓衛哨長親戚張占彪也在應募之中，衛哨長遂以張結巴頂替自己的親戚，張結巴便當了兵，并在其后沿用了張占彪之名字。
此時張結巴20歲左右，在鄧川常備隊服役。他不愿受軍紀約束，常外出游蕩，惹事生非。有一次他約了幾個人到酒館喝酒，調戲酒館姑娘，并借酒撒瘋，高叫：“梅花鎮上耍風流，終日酒醉桃花宮。”嚇得酒家老小躲閃不迭。一些人與他評理，他卻大打出手，將酒館砸得稀爛。回隊后，他受到嚴厲的訓斥，挨了四十軍棍，并被關了禁閉。一天夜里，他將看守打死，拐帶槍支，越墻逃回焦石洞。
然后，張結巴又找到了長毛老二、尖嘴老三，并約了喻東狗、羅全友等60多人，打制了一批長矛、大刀、匕首，正式上山“爬龍背”去了。眾人推他為匪首，干起了攔路劫殺人的勾當。他們頭一次搶劫，便顯出了張結巴極殘忍的性格。一日，他帶著眾人到鶴慶西園，路上遇著40多人的娶親隊伍，他一聲令下，眾匪將人全部殺死，財物一掠而光，就連死人身上的衣服、新娘的繡花鞋、新郎的紅袖布、鼓手的嗩吶、轎夫的紅轎也全數擄盡。張結巴與眾匪回山后，即用這些殺人越貨得來的“財喜”盡情享樂揮霍了一番。爾后，為擴充力量，他又令喻東狗帶200元到大理買槍支彈藥招收人馬。
豈知喻東狗到了大理，吃喝嫖賭，將200元錢花得一光二凈，不敢回山交差。張結巴等不來喻東狗，惱怒之極，遂帶領幾人到喻家，將其妻子及兩個兒子殺死。半年之后，喻東狗才回到家中。張結巴得知后，即給他寫信道：“東狗兄：別來無恙？思念非淺。事未辦妥，無關緊要。君子不念舊惡，弟以友誼為重，決不計較。現有大事待兄來共圖之。望接信后速回山寨，弟迎候之。弟占彪。”喻東狗見此滿心歡喜，連殺妻滅子之事也扔在腦后，請了兩個保人趕往山中。
喻東狗到達匪巢時，張結巴與眾匪正圍坐在篝火旁。他見喻東狗等人來了，便說：“你們一路辛辛苦了。坐坐下，東狗兄，你你來得真好！”話音剛落，一匪即舉槍沖喻東狗頭上放了一槍，喻應聲倒地身絕。張結巴假意一驚，故意申斥道：“哪哪個打槍？了得！”那個匪徒說是槍走了火。兩個保人見此陣勢嚇癱在地，亦被張匪殺害。隨后，張結巴叫人將喻東狗的心挑出炒熟，邊吃邊說：“今天我吃了這條狗的心，方解心頭之恨！”張結巴如此殘忍狡詐，真是世間少有。在他一生土匪生涯中，一直如此行事，成為滇西一帶為害極烈的惡魔。
1924年元月初，另一股土匪的匪首朱石寶派頭目“草上飛”來找羅高才、張結巴匪股，約他們共同搶劫漾濞城，以抑制省軍對土匪剿辦。羅大喜，認為這是殺朱石寶受招安的大好機會，遂欣然同意，并決定朱石寶攻打城北門，他攻打南門，兩股會合于縣衙門，時間定在初六夜間。
“草上飛”走后，羅即招集親信，暗中授計。爾后他又與張結巴、趙石掌商議，偽稱：“從前朱石寶要我們跟他歸標（合股之意），兄弟以為是屈居其下，故不同意。當前共約搶漾濞城，并訂先占領縣衙者為尊，不知二位意見如何？”張、趙二人皆表示必須捷足先登，以便左右朱匪。隨后三人互相吹捧，羅有意推張結巴為尊，以便穩住他，以利于招安的進行。張結巴喜之不盡，以為羅高才真要讓位。其實他們在這里算計朱石寶，而朱石寶卻也在打他們的主意，想借攻打漾濞城之機，吃掉羅、張、趙的匪股，壯大自己的力量，并占領漾濞城。這些匪魁各懷鬼胎，單等初六夜晚一見分曉。
初六晚上，大約亥末子初，漾濞城南門外火光一閃，張結巴、趙石掌即猛攻南門。朱石寶到北門附近聽到南門槍聲甚急，便不顧一切向北門攻來，沖到距門不遠的一片松林里，即為羅高才所率親信匪眾包圍，羅高才手舉槍響，“叭”地一聲，朱石寶仰面朝天，腦漿涂地。朱手下眾匪見“龍頭”已死，一陣慌亂，以為是省軍來剿，紛紛逃竄。羅高才趁勢冒充省軍，將朱匪眾打得潰不成股。接著，羅高才告訴張結巴，說朱石寶被省軍伏擊，已被打死，讓張馬上停止攻擊，立即回山。次日晨，羅高才宣布招安，眾匪懾服，不敢異議，只有張結巴憤憤不滿，但一時無計可施，無可奈何強忍下這口氣。羅高才砍下了朱石寶的頭，寫了文書，派親信送到大理。大理鎮守使李選廷得報大喜，賜給羅一枝五眼三響的左輪槍，子彈百發，令他開赴大松甸，聽候正式招安。
此后，這股降匪名曰“洱源保衛大隊”，以羅高才為大隊長，駐在洱源城內財神殿里。
張結巴自招安后當了保衛大隊副大隊長，心里一直不痛快，一是他從未有招安之心，二是他只是徒有虛名。羅高才大權獨攬，為升官發財吃空額，扣克薪餉，與昔日匪友口是心非，同床異夢。保衛隊中不少人不滿他的行為，不是拐槍逃跑重新為匪，就是偷偷溜走回家務農去了。剩下的人也是不著軍裝，不訓練，到處東游西逛，不成體統。張結巴表面上不像過去那般放蕩不羈，為所欲為，實際上常到城內外觀看虛實，勘查路徑，結幫納伙，圖謀不軌。
火把節快到之時，羅高才要張結巴同回羅的家鄉大松甸設宴招待鄉親和眾弟兄們，僅留少數人駐城里。張結巴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心中定下暗計。火把節這天他欣然同羅至大松甸，竭力為羅捧場，指揮布置一切，儼然是羅的得力副手。是夜，火把高燒，燈燭齊明，宴席大開，張結巴里外周旋，殷勤敬酒，把一干人灌得東倒西歪。至半夜，張結巴提槍在外放了一槍，并大聲喊道：“逃逃兵，抓抓逃兵！”旋即返回席前，報告羅高才，要求帶上一班團兵去抓逃兵。羅高才不知是計，且已醉意三分，便由張結巴去了。就這樣張結巴帶著十多個心腹，重新反水為匪。
張結巴帶人在羅坪山遇到了原朱石寶的部下陳克武和李翊伯等小股土匪，遂結成一股，張結巴被他們擁為匪首。其后，他們在洱源、鄧川、鶴慶等地，大肆收羅潰散匪徒，糾集流氓惡棍，并指名道姓逼勒青壯年當匪，還強派各村送糧送槍，違者就遭打挨殺。為了攏絡人心，欺騙百姓，他還散布什么“上等之人該我錢，中等之人莫肇閑，下等之人跟我來，每月十五元”。當時，有不少窮苦百姓上當受騙。張結巴就這樣以種種手段，聚集了數百土匪，重操搶劫殺人的勾當。
是年秋，張結巴率匪部竄到洱源東山南大坪一帶意欲攻打縣城。他聽說縣城開來省軍一個連，即設計將其調開，隨后將匪部分為三股：他親率一股悍匪攻打羅高才的老家大松甸（羅一直未回縣城）；陳克武帶領一股準備在打下大松甸后進攻洱源城；李詡伯、楊老幺率一股在清水河策應。
羅高才已知張結巴要攻打縣城、大松甸，除報大理鎮守使要求省軍增援外，還在大松甸周圍布置好了埋伏，準備迎戰。張結巴帶著土匪連夜竄到大松甸附近，于拂曉派出3個匪徒下山偵察。突然間，埋伏的保衛隊哨兵從樹叢中竄出，舉起緬刀將他們殺死，然后又人不知鬼不覺潛回原地。張結巴等眾匪不知前面發生變故，繼續向前趕來，走入了保衛隊的伏擊圈。保衛隊官兵舉槍齊射，土匪傷亡大半，余眾抱頭鼠竄。張結巴見狀大怒，暴跳如雷，親自驅趕著剩下的頑匪進攻，占領了幾個據點，將保衛隊逼進村中。雙方一直激戰到中午，不分勝負，各有傷亡，張結巴的左肩也中了一彈。他捂著傷口，圓睜紅眼，狂呼亂喊指揮著土匪進攻。正當他帶人由村東沖進村時，西北方向傳來密集的槍聲，原來是省軍派出一個排來大松甸支援，張結巴即下令撤退到村西樹叢中。
這時在山坳里正有3個老人放羊，張結巴看見，即令手下捉來，以泄未攻進大松甸之恨。他們把老人綁在樹上，張結巴瘋狂地叫喊：“剜心！我我我要吃！”他將匕首拔出，活活將老人的心挑了出來，點著火燒熟了，和幾個土匪分吃了之后，又令人從老人尸體上剝下3塊皮，貼在自己的左肩的傷口上。這時，省軍逼進大松甸，將張結巴擊潰，另兩路土匪亦不敢露面，竄回山中。
幾天后，他們派出匪探到洱源城內偵察，得知省軍已回大理，城內兵力空虛，縣長王用口到大理去開剿匪會議，保衛隊主力隨羅高才在大松甸，只有保衛隊、政警隊等50來個官兵守衛，便決定乘機洗劫洱源。
農歷九月十一日，張結巴匪部由清水河傾巢出動向洱源城撲來，到達時已半夜。洱源居民正在酣睡中，守兵亦在抽鴉片賭博之后松懈警惕睡大覺，無人站崗放哨。土匪摸進北門城堡，連砍10多名團兵，余下的團兵不能抵抗，蜂涌逃出東門外，只有保衛隊曹教練帶著3個伙夫與匪徒死戰，守住保衛隊隊部。此時城中槍聲四起，火光沖天，匪徒肆意搶劫，民財被掠搶一空，還擄走了近百人，連縣長王用中的小兒子也被抓走。隨后張結巴下令：①清點所抓之人，勒索贖命費，限期交清；②清點被抓女子，任匪徒奸污。于是城中群魔肆虐，弱女子受盡凌辱。
張結巴率眾匪退出洱源城后，緊接著又到鶴慶松桂街、鶴慶城內燒殺搶掠，然后才帶著從鶴慶搶來的“壓寨夫人”大喬及眾匪竄入永北山中，吃喝作樂。就在1925年的春節時，張結巴遭到了永北山中另一股蠻匪的襲擊。張匪部當時正在聚賭玩樂，毫無防備，結果被這股蠻匪搶走銀元6馱，長短槍15枝，燒毀糧食無數。遭此一通劫，張匪元氣大傷。1925年四月初八時，他們在燒搶象眠山一帶村莊時，被鶴慶團防隊趕入黑混哨山中，后來又被省軍圍剿，潰散成兩股：張結巴帶著一股，楊老幺、李翊伯帶著一股，經過一段時間流竄，他們才會合于洱源羅坪山北段的清水河，并在這里建立匪巢，裹脅了一批百姓強逼為匪。張結巴這時匪焰更為囂張，分封手下的楊老幺、陳克武、李翊伯、草上飛為“四大金剛”，揚言要搶洱源、攻大理、占昆明、獨霸云南。另一股駐馬鹿塘，以楊老幺、李翊伯為首；他自己則帶著“特務隊”（以金牙齒為頭）不時來往于兩大股匪之間。為了恢復元氣，擴大匪勢，他在周圍村莊強派壯丁、槍支彈藥、各種物資，鬧得羅坪山雞犬不寧，人心惶惶。不久，他們風聞省里要派一旅之軍到滇西剿匪，便決計在省軍未來之前大肆燒殺搶掠，把洱源搜刮干凈，使省軍來后“焦土自斃”。
自此洱源百姓遭了殃，張結巴匪部殺人如麻，搶劫無數，手段極其殘忍，令人發指。
從農歷五月初一開始，張匪大肆行動。楊老幺率一股土匪來到寧北區，乘五充街趕晚街之際突然出現，擄去百姓300余人，搶走物資無數。李翊伯率另一股土匪在幾日之內先搶劫蕨菜、橫水、哨平等一帶山村，然后撲下茈碧湖西岸，先后搶劫24個村莊，所到之處先搶后燒，一片片火海吞沒村寨，不知多少財產化為烏有，多少百姓死于非命。張結巴為搶到更多的財物，不斷變換殘暴手法。起初幾天，他每到一處燒殺搶掠一陣就走。后來他發現搶來的財物由土匪自己背著影響轉移和作戰，就逼著老百姓將財物背到山上匪巢中。以后，他嫌這樣做也累贅，干脆改為搶人，把大批老百姓趕上山去，逼著其親友以錢物去贖人。
五月二十四日未時，張結巴和陳克武帶著土匪擄掠了寧南區。在他們的燒搶后退到趙天子廟東邊沙壩上休息時，有一叫趙錫保的小頭目要求到煉城村去“找紅旗”（即搶劫），以報當年受該村欺負他父子之仇。張結巴即應允說：“快快去！狠狠地整！”趙遂帶人沖進村中，放起大火，剎時火苗亂竄，蔓延全村，有24戶人家40多間房屋燒成灰燼。土匪走時還擄去百姓20多人，其中有楊全美母女3人，因不愿受奸而被殺死。六月五日，張結巴與楊老幺又帶人搶劫了鳳羽街，擄走了50多人。那天正是趕街的日子，在慌亂之中被殺死、踩死、打死、嚇死的百姓有10多人。還有8座民院、3座古廟被焚毀。沿途各村亦均遭搶燒，在黑氵惠江兩岸的村村寨寨，張結巴手下的草上飛、段丙功、羅秉義等從北向南，從南向北來回燒殺，并喬石井一帶17個村子、潭溪村一帶的房子財產全部燒光搶盡。在這一段時間里，由于張結巴匪股連續作惡，洱源大部分地區均遭匪亂，百姓苦不堪言。
張結巴的殘暴行為罄竹難書，傳出之后，城里鄉下無人不怕，誰家的孩子哭鬧，只要聽大人說：“不要哭，張結巴來了。”孩子立即不敢哭鬧，躲進大人的懷中。滇西的一些達官貴人士紳更是害怕，紛紛上書云南督軍唐繼堯，要求派兵來剿。
滇西北不斷傳來告急匪警，正在與顧品珍爭權奪利的唐繼堯不得不引起重視，于1925年年底電大理剿匪司令部，派出獨立營史華部赴源專剿張結巴。張結巴聞知，即施展狡猾伎倆，分一股土匪至沙溪，揚言要困毀沙溪，吞吃鶴慶，企圖把史營調開，他自己則率主力躲到西山伺機而動。但是張結巴詭計失算，正當他帶著匪眾南竄時，撞到了史營槍口上。雙方展開激戰，史營兵精將悍，張匪乃系烏合之眾，經過半天惡戰，將張匪擊潰。這一仗張結巴的土匪被打死145人，史營繳獲了160枝槍，200馱銀元、煙土等。張結巴手下惡名昭彰的頭目楊老幺也被擊斃，其首級被掛于鳳翔鎮上。老百姓聽說后，無不拍手稱快，盼望張結巴也落此下場，千刀萬剮方解心頭之恨。
張結巴吃了敗仗，沒命逃竄，幾天之后，他又糾集殘匪，并在蘭坪收羅了一些土匪，又去搶拉雞井。拉雞井是個鹽場，在附近一帶算是較富裕的地區。井區有一保井中隊，訓練有素，武器精良。他們偵察張結巴來到附近，便做好迎擊準備，并設計引誘張結巴前來攻擊。張結巴中計，又一次打了敗仗，潰逃回山中，一面繼續搶劫，一面整頓匪部。
1926年5月，前大理鎮守署副使羅樹昌，打出反對唐繼堯的旗號，大肆招兵買馬，收編地霸土匪武裝，擴充實力，并佾永北揮戈南下，進攻大理。其所部陳大光先進鶴慶，又直搗鄧川。羅樹昌此前曾招安張結巴，但張一直未加理睬，待陳大光攻下鄧川后，羅又來招安張結巴，并許其攻占大理后委以旅長要職，張結巴這才點頭同意，但卻不下山，準備見風使舵。這其間，羅樹昌揮兵猛攻上關，而守兵僅史華一營，兵力分散，漸不能支。張結巴這才出擊，將史華布置在蒼山腳下防堵他的一個連打散。羅樹昌遂奪取上關。然后張結巴又馬不停蹄直搗喜洲，攻進亂搶一陣，退到南中休整。這時陳大光的先遣中隊也來到南中，在張結巴的駐地附近待命。
先遣中隊隊長邱回才，是張結巴的死對頭；其父曾被張結巴勒贖殺害，拋尸曠野。此時與張結巴近在咫尺，不由勾起他報殺父之仇的念頭。正巧陳大光來令，讓他與張結巴會談。他考慮再三，決定與之會談，到時相機行事。張結巴也接到了陳大光會談的命令，他根本未把小小先遣中隊長放在眼里，也不知對方是自己的仇人，遂同意會談，但提出只談一個時辰，來者只身一人與張結巴會面，余者要在場外。
邱回才強壓心頭之火，來到會談地點，見到張結巴只隨便說了幾句，就猛地拔出手槍一梭子打過去。只見張結巴已應聲倒地，其余的土匪嚇得呆若木雞，會談地點周圍的土匪及與邱隨來的官兵也不知所措。邱回才以為張結巴已死，大仇已報，遂大喊：“不要怕，是槍走火，弟兄們安靜。”然后帶人回到自己的防地。邱回才剛走，張結巴就一骨碌爬了起來，原來張結巴是詐死。他狡詐過人，邱回才一拔槍即被其發覺，他立即彎腰隨槍聲倒地裝死，再加上邱的手槍是河西土造拉七，槍管大，火力散，只將張結巴的左臂擦破了幾塊皮。張結巴爬起來后，即指揮眾匪向荒甸壩方向逃去。這次挨黑槍，他還以為是陳大光借邱回才之手殺他，做夢也沒想到是自己種下的禍根。
是年9月，羅樹昌反唐失敗，唐繼堯派陳維庚（被任命滇西剿匪司令）、唐繼麟（唐繼堯的堂弟、省軍第三團團長）等進駐滇西。唐勝羅敗，張結巴不但沒有絲毫受損，反而在這一場混戰中極度擴充了匪勢，不但收編了羅部大批殘兵敗將，搶劫槍械、糧餉、被服，匪巢中堆滿這些物品。此時唐繼麟的步三團轄區是大理以北各縣，其任務主要是剿滅張結巴。但是張結巴盤踞在深山老林里，行蹤飄忽不定，牽得唐團亂轉，也未能收到成效。張結巴得意狂妄之余，忽發奇想，企圖進占大理，獨霸迤西，為此他決定招安，還擄來了寧山應山鋪一清末遺老呂咸熙、號呂進士的老先生，為他向陳維庚招安疏通牽線。
這時云南各派軍閥為鞏固自己的地位，擴大實力，均在收羅土匪武裝，張結巴的招安要求一說即成。唐繼堯還委任給他一個既大且長的官銜：大理、鄧川、洱源、劍川、鶴慶、麗江、蘭坪、云龍、漾濞、永平10縣游擊統管帶兼“北伐后援軍”獨立第二混成旅旅長。他將自己匪部千余人編成3個團，制作了繡有“福國大昌”的大旗，到處得意洋洋耀武揚威地炫耀，并吹噓說：“我我有這么多雄兵猛將，滇滇西誰是對手！”并還自封為“軍長”、“省長”等，其野心愈發不能抑制。他雖已招安，但其殘暴本性并未改變，經常反復無常地尋找借口殺人。
1927年上半年，云南軍閥爭權奪利的混戰加劇，唐繼堯在云南的統治被胡若愚、龍云、張汝驥、李選廷推翻，爾后，胡、張、龍三派又發生火亻并，戰禍殃及全省，最后結果以龍云勝利告終。就在軍閥們兵戈相見的時候，張結巴雖為唐繼堯的“北伐后援軍”的旅長，但并不賣力作戰，只要見勢不好，他即拉隊伍避戰。唐軍失敗后，龍云勢力尚未到達滇西，大理暫時成為一座空城，張結巴乘隙進駐大理。
稱霸滇西是張結巴久已蓄謀的，亂世之口他忽而匪，忽而兵，保存擴充了力量，并進駐了他久已向往的大理城。大理原為唐軍所據，官吏亦為唐繼堯所派。唐繼堯一派失敗后，城內軍隊官吏均作鳥獸散，給了張結巴一個極好的機會，他打著招安軍的旗號，名正言順地開進大理。
為了盤踞此城，他進城后不燒不搶，反而一反常態，下令不擾民，實行公平買賣，使提心吊膽的大理人民暫時安定下來。隨后他召集了大理所屬的10縣洪幫頭目開會，說：“我張占彪招安進城，是要要10縣人民清清靜，請眾眾輩弟兄來捧捧場，日后決不不虧待你們！如如若有我們洪門子弟不守紀律，破壞壞我名譽的，你們就來報旅部，我我給他下油鍋。”他這一串不倫不類的行幫話，聽得這些洪幫頭目不由暗笑，但表面也不敢露出絲毫，依然唯唯諾諾，點頭稱是。事后，他招待這些人大吃大喝，同他們弟四哥三、大爺長老幺短的，借此籠絡這些地頭蛇，以鞏固自己在大理的地位。此外，他又將大理餉械局庫房里的舊槍破管，悉數搬出，偷運至他在鶴慶牛街的旅部中去。
不久，在諸軍閥角逐獲勝的龍云，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肅清地方匪患，派出一〇一師張沖部來到滇西，剿撫土匪。張沖字云鵬，綠林出身，自歸附龍云以后為其立下汗馬功勞，不僅在軍閥混戰中出了大力，還收編了迤南眾多土匪，對付土匪很有一套辦法。他到滇西楚雄后收編了前唐繼堯的近衛二十團，并委軍官史華為一〇一師副師長。史華即是前面所提到的追剿張結巴的史營長。接著他在滇西剿滅了李濟川、鐵鹵、獨角牛、張良等數千土匪，一時頗得人心。然后，他率師西進大理。
就在張沖快要抵達下關之時，張結巴慌了，不知張沖此來是兇是吉，他急忙召集手下干將李翊伯、陳克武、楊光培、段炳功、羅炳義等開會計議，在大家七嘴八舌地發表意見后，張結巴說：“現現在不忙打，也不要守，而要退退，讓他張沖進城，我抖抖點威風給他瞧瞧，給他碗辣子湯叫他嘗嘗，才曉得我張張占彪的厲厲害！”隨后他們定下計策，決定先節節退讓，直到鵝卵哨為止，并設一“鴻門宴”請張沖。若張沖不敢來，就師出有名，殺他人仰馬翻；若張沖來了，就提些條件進行要挾，逼他就范；如若不從，則擲杯為號，大殺一場，重新上山。計議已定，眾匪分頭布置。
張沖來到下關后，獲知張結巴從大理撤往喜洲，并擄走了城內幾名外國傳教士。他正在揣摩張結巴此舉時，又收到張結巴的一封信，邀他去喜洲，張結巴要為他“洗塵”。當晚張沖召集團以上軍官作了安排，于次日偕與張結巴有交情的洪幫大爺、大理鹽稅局局長郭邵宗，僅帶5名衛士前往喜洲。豈知到了喜洲，不見張結巴人影，只見其留下紙條要張沖于第二日到鵝卵哨會談。原來狡猾的張結巴又將隊伍拉到了鵝卵哨。
第二日，張沖7人前往鵝卵哨，幾里地外便是張結巴已布置的十步一崗，五步一哨，個個氣勢洶洶，殺氣騰騰。張沖久走江湖，并不在意，從容前行。到距會談地點本主廟不遠時，張結巴手下幾十名衛士分用長矛、緬刀、刺刀交叉搭起，阻住去路，意在給張沖一個下馬威。張沖舉起指揮刀一路將其撥去，毫無懼色，走進本主廟大門。一進去張沖就發現院中、墻角、門背后已布滿了埋伏，有意無意地露出槍管刀尖。張結巴坐在大殿中虎皮椅子上，叼著牙骨煙嘴，做未見張沖狀。張沖見此，先聲奪人，怒斥道：“哈哈，我聽說你張結巴是條好漢，怕死的不來！來的不怕死！”接著拍拍胸脯又說：“聽說你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殺吧！要是在你面前皺一下眉頭，就算不得好漢！”邊說邊逼進張結巴。
張沖的舉動震住了張結巴，感到此人不同一般。他從座位上一躍而起，翹起大拇指說：“有膽量，有見識，好！好好漢！”還裝模作樣地斥罵左右：“哪哪個叫你們這樣干？還還不快給老子滾滾開！”說著請張沖就座。張沖趁勢勸張結巴說：“占彪！你我都爬過龍背。我以前在迤南爬龍背時，老百姓送德政碑；你在滇西北爬龍背，老百姓恨入骨髓。這是你要深省的。現在招安了，以后好好干，走正道，不要貽人口實，給綠林豪杰蒙羞。”張結巴聽了，虛情假意地迎合：“張師長，兄弟我我服你。”張沖恩威并施，說服張結巴招安，郭邵宗在其間周旋，張結巴原來計劃的一套全失去了作用。他的手下幾次欲擲杯，都被他用眼色制止。最后他終于懾服于張沖，答應服從調遣，放回外國傳教士，并提出與張沖結拜。張沖婉拒，送其兩枝槍，張結巴亦回贈兩枝。這時郭邵宗又以洪幫規矩規勸張結巴一番，張結巴均點頭稱是。
臨別之時，郭邵宗使了眼色，張沖站起，上前一把抓住張結巴的右手腕，拉著就走，口中說道：“我們一起去看看弟兄們。”郭邵宗及張沖的幾個衛士也湊上前，擁著張結巴向外走。張結巴猝不及防，多年江湖生涯從未被人挾持過，一時害怕起來，只好乖乖地向外走。張結巴的手下及埋伏的人馬都被嚇住，呆若木雞，看著這幾人往外走去。出了大門不遠，張沖對張結巴說：“占彪大哥，好好待弟兄，好好干！后會有期！”旋即放開手揚長而去。張結巴好不容易才緩過勁來，氣急敗壞地大吼道：“威風掃地！快，回回旅部！”
自鵝卵哨會談后，張結巴被省軍委任為鶴（慶）麗（江）游擊司令，并命令他克日赴防。張結巴得令后退出大理，但卻盤踞在鄧川焦石洞和鶴慶牛街一帶，拒不北上，并派人分赴大理、鄧川、洱源等10縣，請來洪幫頭目和士紳，威逼他們呈文挽留他。這些人懾于他的淫威，遂馬馬虎虎寫了呈文一報了事。張結巴遂按兵不動，等待下文，但卻如石沉大海，沒有消息。張沖得知后，即改調張結巴去楚雄，并再三勒令他速往。張結巴無奈，只好打點人馬上路。為防止張結巴反叛，張沖親率精銳輕騎在前，另派兩團勁旅在左右監視。
幾日之后，張結巴行至賓川井處，其先頭部隊兩個團已達姚安，他手下團長陳克武、李翊伯、楊光培突然跑來向他報告，說弟兄們不愿去楚雄，已跑三分之一，并煽動說，張沖誘騙他們至楚雄是為了解決他們，去楚雄是死路一條，叫嚷趕快反了。正在張結巴拿不定主意之時，手下抓住一個“奸細”，并搜出一封密信，大意是等張結巴所部到達姚安某山谷時，前后夾擊，全部剿滅之。張結巴怒火萬丈，一槍斃了奸細，大吼道：“反！反！反！”立即命所部退回。
實際上此奸細此信究竟是何人所為，是個疑問。有的說是前洱源縣王用中為報殺子之仇，收買人寫假信，以借張沖之手殺張結巴；亦有一說是陳克武，李翊伯等為激反張結巴，設計如此。但不管如何，張結巴本性就決定了他早晚也要反，此信不過是一根導火索而已。
張結巴在賓川井反叛后，向著鄧川方向竄去。這時監視張部的一〇一師兩個團早有防備，分從東西兩面包抄過來，張結巴慌忙逃竄，又被另一伏兵打了伏擊，結果眾匪被打死打散過半。張結巴狼狽萬狀，帶著殘匪竄入深山。時值陰雨季節，張結巴等蜷縮在石洞中，以為安全了，可以高枕無憂了，又做起了東山再起的美夢。其余眾匪亦各自尋歡作樂，賭錢喝酒。他們沒有想到張沖所部龍霖團趙源清營的“蓑衣隊”已逼近他們的匪巢。
張結巴率匪逃竄到深山后，趙清源營尾隨其后。當地百姓聽說追剿張結巴，無不鼎力支援，送來了干糧、草鞋、長矛棍棒等，還自告奮勇帶路直搗匪巢。當時正下傾盆大雨，老百姓送來了蓑衣篾帽，有50名官兵穿戴上，組成了蓑衣隊，連夜冒雨向張結巴躲藏之處摸去。到了洞外，他們偽稱是從焦石洞來送吃的，把匪哨干掉，接著和土匪激戰起來。張結巴等匪魁見勢不對，急忙從另一洞口爬出去逃跑。天明了，土匪被擊潰，蓑衣隊也返回營地。
張結巴如驚弓之鳥帶人竄進另一深谷，清點人數，所剩不多，決計分頭活動，分三股流竄，然后至老君山會合。張結巴帶著這股，直竄老君山；楊光培帶20多人化裝成軍隊模樣，潛回洱源應家鋪，拼湊人馬，籌集資金；段秉功、羅炳義等去鄧川西山臘坪哨，收羅散匪，以備后會。但是他們的如意打算又落了空，楊光培、段炳功等沒竄出多遠，即分別受到地方聯防隊的阻擊，將他們再次打散，段炳功等逃至臘坪哨，楊光培等下落不明，只有張結巴順利逃出。這時，張結巴原來東下楚雄時的先頭兩個團，也在省軍的圍攻之下潰散。張結巴的整個土匪隊伍已經瓦解。
張結巴此時身邊只有50多人，匪目有陳克武、李翊伯、草上飛等，每人各有長短槍一枝，子彈所剩也不多。他們先潛到牛街、三營一帶活動，后又到蘭坪壩搶劫；被龍霖團趕入老君山以后，又竄至鶴慶壩子搶劫。張結巴在省軍及地方聯防隊的追剿之下日暮途窮，難以生存，遂派其手下吳老三到牛街聯系當地哥老會和士紳楊葆元，以做他圖。但吳老三一到牛街即被人認出逮捕。龍霖根據他的口供，派趙源清等10人化裝成土匪，打入張結巴的匪巢；另派一排官兵化裝成商人、農民模樣前往右所、焦石洞一帶策應趙；又與洱源張笏縣長商議，以張去楊葆元處，定計誘殺張結巴。楊葆元曾任麗江、永北縣長，后來告老回家，在地方上頗負聲望。
這時已是1928年的臘月。楊葆元為協助省軍、地方百姓除掉張結巴這一魔頭，幾度前往張的匪巢與之會談，以招安之事誘其下山。但是張結巴詭計多端，反復無常，后來才對楊慢慢有所信任，帶10多隨從下山，與楊住在雙龍寺。一日，楊借給張結巴一歲半兒子理發之機，將其認為“義子”，張結巴高興異常，遂以“親家”稱楊，對楊更進一步信任。楊葆元借機將張結巴請到自己家中，將張的隨從人員愿意回家給資遣散，張及其妻小、貼身警衛等7人均住楊家院里，楊葆元繼續安撫張結巴，每天陪他吹煙喝酒，商談“招安”。
臘月二十日，楊葆元與張結巴吃完早飯，又在煙床上吹煙。這時張妻正與楊夫人在外院天井逗張子玩樂，張的貼身警衛除頭目草上飛值勤外，其他3人到村外閑逛。團防中隊長楊子昭于此時帶著幾人手提火腿、雞鴨、小菜、糕點等東西來了，說是來送年貨，請楊葆元到廚房過目。楊葆元不耐煩地“哼”了一聲，便下床到廚房去了，只有張結巴仍躺在床上吸煙。
這時，楊子昭手持名片走到床前說：“大爺，彭團首上劍川，要我們代他向大爺辭行。”張結巴起身用右手接名片，說時遲，那時快，楊子昭一步上前，用雙手猛然卡住張結巴的脖子，用勁往床上按。張結巴拼死掙扎，反手去抓枕頭下的手槍。隨楊子昭來的李品芳、柯副官見狀猛沖上去，對準張結巴的心窩連放兩槍，其余人也拿刀在張的身上連戳幾刀，混世魔頭張結巴立時斃命身亡。值勤的草上飛聽到槍聲急忙奔進來，正碰上故作驚慌的楊葆元，上氣不接下氣地說：“不好了，快……”草上飛問：“哪里打槍？”楊葆元說：“那里，那里！”推著草上飛說：“快跑，張大爺在門外，我們快去跟他！”草上飛跑出去后，楊葆元在他身后將大門關死，回屋等待消息。
草上飛被哄出大門后，即遭伏兵追擊，但他逃出追捕，竄向東山。其他3名土匪有一人被擊斃，另外兩人也逃向東山。張的妻子大喬及兒子也被打死，其尸首解往大理。張結巴的首級先解往洱源，懸掛示眾，隨后又與尸解往大理，驗明正身后，頭身被縫，綁在木樁上示眾。
在張結巴的土匪老巢焦石洞，龍霖團長與趙源清營長里應外合，全殲殘匪，匪首陳克武、李翊伯、羅秉義3人首級被割下來，懸掛洱源城中示眾。
至此，橫行肆虐多年的張結巴的股匪徹底冰消瓦解，他再也不能做他那殺人放火受招安的野心夢了。
六、子繼父業，世代為匪
舊中國社會有一個比較奇特的現象，就是職業的家族繼承性。人們常說：“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一般人總把這句話當做“血統論”的代表觀點加以批判，其實，這句話也有其正確的或曰客觀的一面，那就是，在以小農經濟為主的舊中國，人們選擇職業時并沒有太多的自由度。職業，總是作為一種謀生手段和一種家族的傳統而世世相襲的。農民的兒子，最理想的出路仍然離不開土地，而世匪的后代，大部分仍然要去當土匪。因為那是“輕車熟路”，不需要另外打出一片天下的。
正是由于職業的這種家族繼承性，在那些匪患累世的地方，世匪、慣匪、職匪，就成了土匪匪酋的一個重要來源。
下面讓我們看一個例子。這個例子的主人公斃命多年之后，仍被一部電視連續劇當做了一個匪酋的生活原型。他就是姚大榜，在文學作品里叫做田大榜。
姚大榜，字必印，號占彪，光緒壬午年（1882年）生于湘西晃縣（現新晃侗族自治縣）方家屯鄉楊家橋的牯牛溪，上過私塾，畢業于貴州銅仁講武學堂。1950年12月在十家坪偷渡氵舞水時被我堵擊淹死河中，時年68歲，為匪50余年。
幼年時的姚大榜濃眉大眼，楞頭楞腦，兩腿滾圓，兩膀粗大，父母疼愛，稱為“大膀”。“榜”諧音，由此得其名。姚成年后兩顴高聳，嘴巴大，雙唇厚，下巴像把鏟子似的朝前凸出，兩腮凹進呈猴像，除兩顆門牙外，其余均脫光；鷹勾鼻子，兩眼充滿殺氣，幾根既長又黑又粗的眉毛，長相十分兇惡。冷天時常穿件長衫，臟得油光發亮。熱天著短白布衫，青布衣，腳系布襪套草鞋，戴緞子殼球帽。無事喜歡拿人取笑，特別是喜歡用煙袋燒婦女、青年人后腦勺頭發，發出“吱吱”響聲，以作取樂。被燒者，不得發氣。否則，他就借故生端。由此，人們與他接近也要怕他三分，故稱“姚老輩子”。
姚家世代為匪，縱橫湘西24代，只是到了他父親這一輩，才金盆洗手，改以務家為本，除耕種幾十石谷田外，沒有做過邪惡之事。姚大榜年幼時，一家7口，除父母外，一個哥哥早先夭折，一個姐姐兩個妹妹留在家里吃齋當老姑娘，一生沒嫁，姚大榜年齡最小。自哥哥夭折后，他被視作獨子，嬌生慣養，少年時期就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交往，好逸惡勞，吃、喝、嫖、賭是其之能事，家里管他不著。父母為他費盡了心血，開始送他讀私塾，識幾個字，看些雜書，好的沒學，被那些綠林好漢、老奸巨猾的人所啟示，把搶劫殺人者稱為“強人”。姚大榜自小便萌發了要做強人的念頭。
姚大榜16歲時，在貴州講武學堂學會一套玩刀弄槍本領，且跑步如飛，登山如同走平地，因其父死后無人管教，便流浪成性。一次，蔡建狗偷了他一頭牛，姚大榜知道后，要其退牛，蔡家人多勢大，蠻橫地講：“要退，只有拿白魚崽（意指小刀子）退你。”姚大榜見他們口出狂言，一怒之下用土夾板槍把蔡建狗打死，爾后，相邀鄰近的姚國安（綽號牙生矮子）和姚本富（外號富林麻子）結為一伙，并從當時晃縣有名的大土匪唐青云（混名唐大王）那里搞到20多條槍，開始了土匪生涯。
起初，姚大榜羽毛未豐，有些膽小，第一次殺人，怕別人找麻煩，便帶其槍兵到貴州岑鞏縣龍鰲、牛場坡等地擄搶，打家劫舍，殘害無辜，得了一筆橫財，回牯牛溪，發展為大土匪。為了便于作惡，他把家從離縣城不遠的牯牛溪搬到湘黔兩省交界的偏僻地區——方家屯所棚居住，此地山高林密，人煙稀少，利于活動。不久，搶來橫財頗多，姚便在那里買田置地，由一茅棚，擴大到一棟正屋，兩棟廂房，又在不遠的貴州玉屏縣的霧程，新修一棟別墅，供霸占來的老婆蔣冠英寄居。而且先后搶了龍氏、黃氏、梁氏和彭氏5個民女，恣意玩弄。其家產由原來的60石田，發展到1200多石，掌握有200多土匪武裝，并在新民、學堂坪和張家寨等地開辦兵工廠，鑄造槍枝，成為聞名湘黔邊界的大地主、大惡霸、老慣匪。
人稱姚大榜比狐貍奸、比泥鰍滑，比老虎兇，比蛇蝎毒。他能為匪50余年，在他那團小天地里，自有他的護身符。他知道“兔子不吃窩邊草，老鷹不打腳下石”。他不允許外人或手下人在方家屯一帶為非作歹，若有不軌事態發生，將追查到底。有一次，他手下一吳姓匪兵，在他管轄范圍內殺一個過路商人，外人說是姚大榜干的，他氣極了，追查到姓吳的，嚇得吳面如土色，全身發抖，立即跪下對姚作揖道：“我真該死！我真該死！請老輩子饒命。”姚大榜為了殺雞儆猴，不再追問，就叫道：“好！你回去吧！”吳以為他大發慈悲，連連磕頭，起來轉身剛走幾步，就隨著“叭叭”的槍聲倒在血泊里。
離方家屯不遠的陳老滿家，被貴州匪首潘橋橋搶劫，陳老滿告知姚大榜。大年初一，他就帶人去把潘橋橋等3人抓來，一面從中大飽私囊，要潘出500塊銀洋的“辛苦”費給他；一面要潘退還陳家財物。待錢物交清，他又當眾人面把3人殺了。附近幾個村子，國民黨不敢去抽兵派款，青年人被抓兵或遇官司等事，只要給他錢，就可以萬事大吉。鄉里發生糾紛，不惜重金，酒肉相待，請他這個“老輩子”去“主持公道”，不必定輸贏，都由他說了算。巖上有一個叫妖婆的，家有萬石谷田。一年，她出賣百多石，開始賣給張家灣的一個地主，還未落實，晃縣大地主楊宗貴與妖婆關系較深，又背地唆使妖婆將田賣給他。因此，兩家發生爭執。雙方請姚大榜去解決，姚各詐取光洋200塊，錢交清，把田解決給張家灣，并當眾說楊從中插手，給楊宗貴幾個耳光。從此，姚、楊結下冤仇。
為了籠絡人心，掩人耳目，他在晃縣、玉屏、萬山交界的三角地區，辦了一所玉屏中心學校，自任“校長”，表面上解決附近兒童讀書難的問題，不明真相的人，也認為“姚校長”給地方上辦了一件好事。實際上他是以此為據點，與各處土匪勾結，坐地分贓。
1918年，姚匪猖狂，龍溪口商號對他產生畏懼，想把他籠絡起來，以免后患，請他擔任晃縣保商大隊的中隊長。姚則勾結了一些紳士商號的頭面人物，又不擇手段地向商家要供給，以肥私囊。當大批錢物到手后，姚把人槍全部拉走，與玉屏匪首曹云周合股為匪，駐扎玉屏縣城。國民黨無奈，進行招安，封姚為湘黔邊區晃縣、玉屏、萬山聯防辦事處的大隊長，主持三縣治安聯防。姚大榜的隊伍得以擴大，武器裝備充實，私囊中飽后，又反水上山，重操舊業。
今玉屏縣長嶺鄉的汪家溪，過去團防局設在此。局長馬玉書與姚大榜相互勾結，打家劫舍。有一次密探告知，有10人挑鴉片路過此地，姚與馬密商，欲將得來的鴉片均分。便設下埋伏，把鴉片搶了，挑鴉片的10人中有9人被殺。剩下的1人被姚大榜用馬刀砍了一刀，滾下田坎，帶傷逃脫，到銅仁專署控告，國民黨有人來捉他，早已躲藏，隊伍撲了一空。無奈，白師長就怪罪局長馬玉書管轄此地無方，治理不力，抓去坐牢，并押赴刑場陪斬。姚一口鯨吞搶來的鴉片，馬則驚厥癱瘓，成了姚的替罪羊。
1926年，北伐軍第十軍軍長王天培在貴州天柱招兵買馬，姚大榜便帶其嘍羅投奔，被封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十師一團一營營長，得了不少槍彈軍餉之后，又連人帶槍拉回老巢為匪。
1934年，國民黨政府為了堵截紅軍，又一次對姚大榜進行招安，委為“晃縣鏟共義勇總隊副總隊長”。次年7月，他又拖槍上山為匪。
1936年初，賀龍率領紅二、六軍團長征過晃縣時，就曾給姚大榜去信，告誡他不要執迷不悟，與人民為敵，要改邪歸正，把槍口對準國民黨。姚不聽勸阻，相反還大量屠殺紅軍留下的傷病員和靠攏紅軍的群眾，如新合鄉農民廣志橋因給紅軍帶路，被其活活逼死。
國民黨政府數次對姚招安，還把他掌握的匪伙進行收編，而他服招不服調，反反復復，屢招屢叛。因此，國民黨政府對他束手無策，毫無辦法。
1940年8月，國民黨政府對姚大榜采取清剿，派陸軍獨立一旅三團前往。一次，清剿隊得知姚從萬山搶來一民女，在霧城過夜，迅即派了一連人星夜兼程，趕去捉拿。昏暗的油燈下，姚正與這女子打牌，捉拿隊伍靠近屋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把房子給包圍了。姚大榜聽外面有響聲，知道事情不妙，吹熄燈，推開那女子，掏出槍，迅即爬上屋頂，憑著能在瓦屋上奔跑無聲的輕功避險，并將一床爛棉絮捆成一個大包裹，往房子另一頭扔去。圍房子的隊伍，看見有個黑影從屋上掉下來，以為是姚大榜逃跑，叫喊“抓活的，抓活的”，都往黑影撲去。趁慌亂之際，姚大榜又從屋上另一頭，縱身一跳，待士兵們從這邊撲來，他已溜之乎也。這時連長才知道中了姚的聲東擊西調虎離山之計。
一天，下著毛毛細雨，清剿隊得報姚大榜已回到家里，天亮來到姚大榜寨前。早已起床的姚大榜一看情況不好，順手撈一斗笠，披上蓑衣，把兩枝快慢機放在裝滿糞水的糞桶里，裝扮一老農，挑著糞桶就往外走。沒走多遠，帶隊隊長抓住他問：“老頭，姚大榜在家吧？”姚大榜裝著老老實實的樣子，一換肩，糞水就往外濺，污了隊長的褲子，隊長后退一步，又問姚大榜在哪里？他用手指著一房間道：“他剛起床，正在抽大煙哩。”部隊迅即圍攏去，將房子層層圍住。姚大榜過了兩條田埂，把糞桶一扔，掏出兩枝快慢機，逃之夭夭。部隊把他家里一搜，只見他的幾個老婆和崽女。隊長問其老婆，姚大榜在哪里？他老婆說：“剛才挑糞的不是嗎？”隊長指著士兵喊：“還不趕快給我追。”可為時晚矣。清剿隊伍幾經追剿，幾經撲空，一怒之下，抓去了他的老婆、崽女，將他搶劫得來的金銀財物8擔多全部挑光。此后，姚更加警惕，每晚睡覺總是把香捆在手指或腳趾上，作為他的警報器。待香燙手時，又另換一個地方，往往一夜間轉移數處。這便是他為匪的傳家寶。
姚大榜殺人越貨，血債累累，遇人不免產生疑懼心理，恐遭不測。他的雙槍總是放在衣袋里，與人說話時也手不離槍。某日與一客商在一店內談話，對方由于感冒，打了個噴嚏，伸手到口袋里取手帕，而姚則以為他心懷不軌，頓時掏槍將其擊倒在地。其他人擁進店，問其事端，他氣憤地說：“你們看，他的手在口袋里掏槍，我不打死他，他必打死我。”眾人扶起死者，抽出衣袋內的手，捏著一張手帕，無不為之愕然。甚至吃飯時，姚也端著飯碗蹲在屋角，靠近無人過往的地方，以防萬一。
姚大榜年過花甲后，仍能步履如飛。有一次他和隨從數人從芷江回晃縣途中，看見一條狗在前面跑，便問隨從，誰能前去把狗抓來，隨從們個個搖頭。姚見罷，卷起衣袖，三步并兩步地趕向前去，一會兒就將狗抓回，旁人見了驚愕不已。
在晃縣，有一人使姚大榜大傷腦筋，即是黃埔軍校一期生，任過國民黨正規部隊團長、旅長的大灣羅毛溪人張本清（又名張文項，外號張老虎或張大炮）。早年，張得到蔣介石的器重，曾任蔣的警衛團長，后因聯名反蔣，遭到蔣的遺棄，回到家鄉晃縣，擔任省參議員。他在晃縣參議會第一局一次會議上說：“我不允許惡勢力發展，我要保境安民，最低限度上至鲇魚鋪（酒店塘），下至門樓坳，即在晃縣境內，我不允許土匪們作亂，誰要作亂。我就殺了誰。”由此，晃縣土匪一時不敢放肆，匪勢沒有多大發展。對張本清，縣府官員、地方紳士都不敢得罪他，其勢力之大，令人生畏。
姚大榜視張本清如眼中釘，但不敢在虎口拔牙，表面上還是和睦相處。1939年，他們聯合擊敗了經營晃縣酒店塘汞礦的張平剛，合伙經營汞礦，來往甚密。不久，姚因在晃縣為匪作惡，又支持龍溪口商號紗布走私，遭國民黨獨立團的圍剿。姚雖化裝逃脫，但他全家被抓入獄。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姚請張本清出面說情。獨立團得罪姚大榜，可得罪不了張本清。張以他的威望和能量，救了姚一家大小。此后姚多次宴請，感謝張本清，并口口聲聲對張說：“張旅長，多虧你的搭救，我今生來世也不忘你的救命之恩。”張本清開玩笑說：“殺人算你的，打官司算我的。”姚大榜回答說：“我殺了人，就是打贏官司，我的比你的快。”兩人同歡而散。過后不久，二人共同經營汞礦因瓜分不勻，姚派姚錫昌當汞礦管辦，而張本清又派一秀山人楊洪當管辦，姚大榜暗地將楊洪殺了，開始埋下無可調和的矛盾。
其次，張本清因要娶其堂妹張善芝（又叫張學英）為妻，其前妻郭順清憤而出走。張之舉被其家族視為敗壞家規門風，遭到家族的責罵和社會輿論的譴責。對此，姚大榜也進行諷刺。在姚、張二人參加的一個宴會上，姚針對張娶其堂妹之事，當著眾人說：“牛欄立在田坎上，糞水不落外人田。”張面紅耳赤，如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言，心里忌恨著姚大榜。又有胡積善（又名胡惠卿）從中挑撥，使姚、張二人矛盾更加激化。
張回晃縣后，為發其家業，在龍溪口開了一家本善公司。公司占用了江西幫的房子，江西幫要求歸還，張不允。張大量收購桐油等產品，生意興隆，加上經營龍溪口碼頭，大肆征收碼頭稅，奪了江西幫等各商號之財。江西幫對張懷恨在心，決意除掉張本清。可誰來干此事呢？姚大榜愛財如命，早為他們所掌握，是最合適的人選。江西幫不惜重金，暗給姚送去白紗布數十匹，銀元數千塊。芷江匪首楊永清趁火打劫，極力支持姚大榜剪除張本清，并為他出謀劃策。
1949年農歷二月十四，正逢龍溪口趕場，人多擁擠，姚大榜派了手下得力親信、分隊長吳玉清（外號叫吳麻子或斗雞麻子，其人在張本清手下做過事，后暗投姚大榜），帶吳本軍、吳本眾、姚應林以及姚大榜的舅佬龍永安、彭秀才等人化裝潛入龍溪口。姚大榜還派人在進出龍溪口的必經之地——楊家橋的土地坳、龍溪口的坳上等地接應。沒過多久，張本清帶著一個警衛到江西街。張指使警衛去辦事，自己一人來到斌星街口小攤買煙時，等候在這里的吳玉清，上前喊道：“張旅長，你買煙。”張剛回頭，身著長袍的吳玉清，從內肘下拔下槍對準張的太陽穴就是一槍，緊接著又竄出兩個隨從，在張的后腦勺和腰部又各開一槍，張頓時斃命。隨即街上一片混亂，吵吵嚷嚷，人群中叫喊：“打死人，打死人。”吳玉清等人趁混亂，慌忙逃脫。張本清——姚大榜的救命恩人，就這樣死在姚大榜的手下。
張一死，姚大榜實現了稱霸晃縣的美夢。不久，在一些紳士、商人的簇擁下，姚帶其匪部進駐龍溪口，以壯聲威。隨即成立晃縣保安第二團，自任團長，并兼晃縣治安委員會副主任、晃縣警備第一大隊長。
1949年冬，人民解放軍進入晃縣剿匪，敲響了土匪們的喪鐘。在解放軍的追剿下，土匪陷入重重包圍之中。然而，為阻撓人民解放軍解放湘西，芷江警備司令、“復興楚漢宮”的雙龍頭楊永清于1949年8月、10月先后兩次竄到晃縣同姚大榜策劃，擴大“楚漢幫會”，發展其匪勢。姚以晃縣“楚漢幫”龍頭大爺、開山主之身份相迎。楊、姚二匪密謀拼湊“芷晃剿共游擊總隊”，姚任副總指揮，率其匪部隱藏在貴州玉屏的樟寨，以及玉屏、萬山和晃縣的交界地——六龍山，伺機反撲。
1950年春，姚大榜趁人民解放軍駐晃部隊主力往懷化支援中心區重點剿匪之機，聯合肖宗淮、蒲老翠、楊國政等匪首率匪眾600多人攻打晃縣縣城，被解放軍四一九團副團長王滿昌率領守城部隊擊潰。
1950年秋，姚主要活動在玉屏的板山、黑巖場等地。有一次，縣大隊抓到一名叫黃東生的土匪，黃供出姚的藏身處，并帶路去捉拿。縣大隊會同民兵百多人，連夜奔襲，趕到那里，才得知姚頭一天率部從酒店塘過河，又逃往扶羅、新寨、涼傘等地。
8月30日，湘黔邊界5000多名土匪蟻集涼傘，姚身任“湘黔邊區反共游擊司令部副司令”，妄圖在涼傘（土匪稱為小臺灣）與人民解放軍決一死戰。烏合之眾，哪經得住解放軍一擊。“雪涼合圍”一役，數千名土匪被擒被殲，姚從駐地新寨的龍寨帶匪逃往壕慶灣。解放軍勇追窮寇。壕慶灣一戰，姚的人馬幾乎喪盡，家當輸光。他的兒子，匪營長、機槍射手姚應金被擊斃。姚的老婆彭氏和女婿楊宗振、舅佬龍永安等被活捉，姚僅帶幾十名匪徒臨陣逃脫，竄往中寨，后過禾灘，逃到波洲上面的十家坪，在此又集結了一些散匪，妄圖在此偷渡氵舞水河，回到六龍山坶巢繼續作惡。由于解放軍和地方部隊跟蹤追剿，土匪疲于奔命，日夜潰逃，幾天沒吃上東西，一個個狼狽不堪。12月25日，土匪逃到十家坪的當晚，姚召開匪支隊長、連長以上緊急會議，商討下一步對策。他聲嘶力竭地在會上說：“我們好壞，死活就在這一夜，如能過河到六龍山，就有安身之所，大家要同心協力，成敗就在此一舉。”說罷，預感到末日來臨，威風一世的姚大榜，從眼角里掉下串串淚珠。
土匪們按吩咐，作渡河準備，晚12點，開始偷渡。姚渡河的消息事先已被我方得知，在中共晃縣縣委書記楊建培的指揮下，十家坪的河對岸埋伏了堵截姚的部隊和民兵。當兩船土匪渡到河中，堵截的隊伍開槍射擊時，船上的土匪慌作一團。一只船調頭回逃，姚乘的那只船被踩翻，船上的人都掉入河里。第二天，民兵從河里打撈出10多具尸體，其中，有一尸體上還挎著一枝快慢機，經辨認，此人就是姚大榜，是被淹死的。
姚大榜一死，標志著晃縣百年匪患的消除。人們知道姚大榜淹死的消息后，都奔走相告，喜形于色。
七、橫行鄉里，由流氓而土匪
還有一種匪酋，原來不過是一些地痞無賴小流氓，因為平日里橫行鄉里，激起公憤，難以繼續欺壓良善，干脆一不作二不休，要鬧就鬧個大的，上山當了土匪。
這里我們僅舉兩個例子。
一是原察哈爾的宋殿元。
要說宋殿元，恐怕鮮為人知；但要提起“小五點”，察北壩上一帶的人民近乎家喻戶曉。其實，“小五點”也并非生有“三頭六臂”。他身高不滿5尺，其貌不揚，胸無點墨，目不識丁，文不能看書寫字，武不會打仗用兵，他曾帶領的人馬，少則一二十個亡命之徒，多則二三百名烏合之眾。這個兵匪竿頭子對察北、察盟一帶的人民禍害至極，老百姓對他深惡痛絕。
宋殿元出生于貧困農家，其父宋榮，其母姚氏，一慣以農為業。宋殿元從小受父母兄姐嬌慣溺愛，不受約束，放蕩成性，打架、罵人、偷雞、摸狗當做本事，十多歲便染上賭博惡習，經常偷拿家中物品變賣賭錢，而且十分無賴，輸打贏要，家中無人能管教。其父沒法，就將他送到張油坊給地主張秉忠當小長工。后又在紅圍子給王奉鈞（王二毛）放馬，因賭博輸掉了全家的口糧，被他父親攆出家門，便跟隨王奉鈞當了兵。王奉鈞部被改編為東北抗日義勇軍，宋不甘吃苦，逃跑回家。回家后仍不務正業，游手好閑，終日以賭為業。
1941年，宋到華山給日本人做勞工，挖山洞時挖出了槍，“大精字”（當年土匪用“字”而不報名）帶著他們70來人拉了出來，跑到張北縣，每人又搞到一匹日本人的馬，當起土匪。沒多久，宋殿元投到東地竿子“林字”部下。“林字”被打死后，他自己帶了20多人拉起了桿子，在寶昌、張北、化德、崇禮、康保等縣竄擾搶劫。
宋殿元從小沒念過書，說話辦事粗野鄙俗，害人手段卻獨出心裁，吊打、用馬鞭抽、用火鏟燙，拿繩子勒，用開水澆，拿子彈頭刮，刑法多種多樣。綁票請財神，先派出暗線打聽，向誰家要東西不給拿出來是決不罷休的。平日里，每到一村，總是要槍、要馬、要大煙，碰上就搶，不給就打；有值錢的，搶值錢的，沒值錢的，見什么拿什么，拉牛、趕羊、抓雞、捉鴨，就是破皮襖也得拿上你幾件。搶來的東西，除了自己用外，其余的交給“背手”（專門給土匪背東西的人）變賣成錢，買房、買地、買牛羊。解放初期，康保縣還有宋殿元的70多只羊，5頭牛，1頭騾子，1匹馬，1輛皮車和不少土地，在張家口上堡還有他的13間房。
宋殿元有三大嗜好：抽煙、打牌、玩女人。他每月要耗用大煙100來兩（折合7市斤）。他的女人是娶的他老姨的女兒，以后又先后霸占了3個女人。1944年春節前，到康保五福堂喬風祥家，看中了喬風祥的后兒“二鐵匠”的女人，硬搶上做了他的二女人；第三個女人是搶的閻油坊王大所的兒媳婦；第四個是他當日軍警察副中隊長時從張北大囫圇強娶的一個姑娘。
宋殿元奸淫成性，凡被他看上的女人決不放過。1942年7月25日上午，宋帶領六七個匪徒，在白旗一帶搶劫后，竄到康保范家營村，要草米、要大煙，在村中禍害一天，臨走時還要把村民范有的二兒媳綁在馬上馱走。范有哭喊著，拽住宋殿元的馬韁，抱住宋殿元的腿死活不放。宋殿元橫眉怒目地罵道：“你個老小子，敢拉五爺的馬頭，讓你嘗嘗老子的厲害。”說著沖手下人使個眼色。他手下一個叫小張有子的匪徒，掏出手槍朝范有右腳就是一槍，把范有的右小腿骨打斷。正在這時，蒙古隊從白旗趕下來追剿宋殿元，宋見情況不妙，倉皇逃跑，范有的兒媳才沒被馱走。
1944年11月，他帶領匪徒到了滿德堂村，見到一婦女有幾分姿色，便讓手下人給他拉到馬家房中強奸一夜。第二天仍不甘心，硬讓這個有夫之婦和他拜天地，差點將這個女人逼死，村人再三求情，這才作罷。有時，他的拜把弟兄們也覺得他做得有些過分，勸他適可而止，宋聽了后，竟不知羞恥地哈哈大笑。據他自己交代，他強奸婦女約有300多人，其中閨女就有120多人。
1942年，察哈爾盟公署任命曹凱為警正，擴充地方武裝。宋殿元與曹凱在張北曾同村居住，素有來往，曹凱便將宋殿元匪部收回，改編為一個中隊，宋任中隊長（警佐），駐扎在張北二臺。
1943年，宋殿元與曹凱被日軍改編為察哈爾盟直轄警察隊，宋殿元仍擔任中隊長。從此，這個“有奶就是娘”的兵匪草頭王，便積極為日軍效勞，多次帶兵圍剿我崇禮縣抗日根據地，殺害我村干部和革命群眾。1945年7月在崇禮縣莊地村殺死會民李文，在巴圖營殺死村民張三，在張北工會一帶還殺死4名無辜老鄉。
在此期間，宋殿元曾和曹凱鬧崩，又帶了他的人馬拉了3個月的桿子。投降日軍以后，仍然經常帶人出來搶劫。
1945年，日本投降后，宋殿元就隨曹凱部隊到綏遠武川縣境，投到國民黨十二戰區，在騎五旅當排長。同年8月，他持有國民黨委任他騎兵暫編團的委任狀，帶領20余人來到康保縣境，招兵買馬，收羅了康保縣的警察鄉兵200余人，宋殿元為團長，王玉成任團副，周志勝、盧巨愷、郭士杰、柳士林為連長。宋殿元帶這伙人在康保縣周圍竄擾，伺機襲擊我區村政權，殺害我方干部和工作人員，妄圖搶奪抗戰勝利果實。9月14日，他們在張油坊住宿時，抓住了曾當過偽警察的我丹清河區工作員張云濤，第二天（舊歷八月初十）駐在離丹清河區不遠的武大郎村。我丹清河區政府發覺后，便向武大郎村鳴槍，宋殿元依仗人多，立即下令向丹清河圍攻。那時，丹清河區政府剛剛建立，人員不多，寡不敵眾，只得邊打邊撤。撤退時，我區長李明，區小隊長張玉林，戰士米文生不幸被俘。飯后，宋殿元命令他的副官高宗義將李明、張玉林、米文生和張云濤處死。當時，宋的部下有和張云濤一起當過偽警察的為張求情，宋一概不容，4人即被同時殺害。慘案發生后，宋害怕我縣大隊前來圍剿，即刻撤離丹清河，向北逃竄。9月24日，宋匪到了六區郝家營村住宿，將郝家營村的牛、羊、騾、馬洗劫一空，值錢的東西全部搶光，受害者達40余戶。之后便帶領他的隊伍開回綏遠。是年底，宋殿元的連長盧世愷、郭士杰、柳士林等帶領200余人竄到化德縣騷擾，在阿惱山被我軍包圍全殲，盧巨愷、郭士杰、柳士林被活捉后鎮壓。
1946年3月，宋殿元跟隨國民黨二戰區中將司令（號稱長城防共自衛軍）張甲清（張承德之子）來到壩上，在鑲黃旗收集了袁煥、李文斌、岳鳳鳴等土匪隊伍300余人，到處殘殺我革命干部和群眾，瘋狂地進行反攻倒算。這伙匪軍在康保縣閻油坊王家營住宿時，被我騎二團發覺后立即追擊，一直追到康保與寶昌邊界尖尖山上，將張甲清擊斃，余匪全部潰散。宋殿元也逃回崇禮縣老家隱藏起來。
1946年9月，國民黨軍隊向我解放區大舉進攻。宋殿元覺得有機可乘，從崇禮縣收羅了10余名土匪來到康保，又收集了孫占山、岳鳳鳴、劉啟金、李金貴、賈增貴等匪軍200余人，猖狂向我解放區反撲，反動氣焰極其囂張。10月7日，宋帶人竄到離康保縣城8里的趙家營村，抓住了縣城的居民于尚有，將于捆綁吊打了一天一夜，硬逼問八路軍的情況，離村時還搶走了6匹馬、4頭牛、皮襖、棉衣等物品。10月12日晚，宋匪200余人住在了三義公司區政府附近的碌碡洼村，陰謀襲擊我三義公司區政府。翌晨，宋殿元派人向三義公司區政府做假報告，佯說“劉二營子村住有五六個土匪，共三四枝槍，子彈也不多，馬也不多”，將我武工隊伍誘去。其中一路發現情況較早，很快撤離未受損失；另一路30多人被宋匪200余人追擊，我宣傳部長晉拓東等19名同志被包圍在劉二營村，雖經頑強戰斗，終因力量懸殊，除一名同志幸存外，晉拓東等18名同志全部慘遭宋匪殺害，制造了駭人聽聞的“劉二營慘案”。
1948年5月，宋殿元和曹凱不和，曹凱被編到騎五旅，離開了康保。康保成立了保警團，宋殿元先后擔任了連長、營長職務。在此期間，宋殿元整天橫行于康保街頭，走東家，竄西家，抽煙、打牌、嫖女人，明刁、暗搶、撈外塊，還和他人合資開飯館，干盡了偷雞摸狗的營生。
1948年12月，國民黨失敗已成定局。宋殿元見大勢已去，隨曹凱一同撤到綏遠，在十二旅當連長。1949年9月，綏遠和平解放后，宋殿元在我軍中受訓3個月。當時，鄂有山嫌他過分無賴，不收留他，他也自知罪惡深重，便脫離了部隊，住在綏遠市通道街和他人一塊開“永成店”。然而，宋惡性不改，繼續為非作歹，1950年5月又伙同牛富仁等11人搶劫我軍用物資，被打散后，宋殿元便逃往包頭市，改名王貴，在西腦包四十號大店隱藏起來。
1951年4月，我察哈爾省公安處偵察到宋殿元的下落，公安人員即刻前往包頭抓捕他。當40號大店的店掌柜帶領公安人員將店院內的一間草屋圍住時，宋正在屋里和他四女人及兩個小孩說話，覺察到有人來抓他，“騰”地一下跳起來，裝腔作勢地喊他老婆：“快拿我的槍來！”（其實他屋內根本沒槍）我公安人員見他如此頑固，便朝屋內打了一梭子子彈，喊話讓出來，可他就是不肯出來。為了不傷他的女人和孩子，就讓店掌柜進屋去將他抱住抓獲，4月底押解回康保縣槍決，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公判會上，受害者字字血、聲聲淚控訴了宋殿元的深重罪惡，廣大群眾一致贊頌共產黨為老百姓除了一大害。
另一個是河北郭清。
郭清，字井泉，乳名玉寶，1906年出生于臨漳縣柏合鄉大營村一個地主家庭里。父親郭廷玉，是個與土匪素有來往的青皮混子。郭清5歲時，父親去世，留下他和母親、妹妹3口人，占有土地120畝。10歲時在本村入私塾，由于嬌生慣養成性，不守學規，愛打架斗毆，14歲棄學開始賭錢。錢財光了就去偷，再輸光再去偷。后來因錢輸多了，只靠偷解決不了問題，就去劫道，砸明火，綁票要錢。郭清由于嗜賭成性，家產和土地逐漸被輸掉。到1932年郭清26歲時，遇付村唱戲，郭清竄進張老局開設的賭場，不一會兒輸了好多錢，當場耍賴，被張老局甩出賭場。郭清因手中無錢，落了丟人現眼，憤然跑到東五岔口一個老親王自成家借了枝槍，就開始行竊劫道勾當。他覺得自己一人太孤單，就伙同本村李金斗、張蒜辮子搶了大營村4枝槍，拉桿子成立武裝土匪。從此到處流竄，食宿異鄉很少回家，后漸與土匪趙金華、宋天成相識結拜為友，三股土匪合成一股，附近村莊深受其害。郭清為了在本地立腳存身，滿足發大財的欲望，就廣交匪友，聯合土匪勢力，先后又結交了梁國富、劉自祥、韓治和、姜勇、劉平貴、謝安度、劉生只、王自全、薛廣宗、李德善、老殿、杜二保、趙保才等土匪頭目，拉大桿向遠處搶掠。
1934年，郭清的土匪武裝發展到八九十人，常駐大營、付村，活動猖獗。石友三的隊伍從此路過，這股土匪在付村幾乎全部被殲，活捉了30多名匪徒，都砍頭示眾。郭清逃跑后，短時期內嚇得不敢出頭露面。
后來郭清到安陽吳莊劉生只那里，劉死后連槍帶人歸于郭清。劉的兩員干將金鳳鳴、周治敬，對郭清是忠心耿耿，成了得力的助手。但只有幾十人，不能與其他土匪抗衡，于是，郭清于1936年以維護地方治安為名，在家鄉一帶向各村要槍100多枝，擴大自己的土匪勢力。
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軍大舉南侵，國民黨軍政人員，紛紛南逃，地方治安更加混亂。郭清趁機在漳河南油房村設立據點，安起大鍋，很快就收羅了地方民槍六七百枝，又聯合程希孟、大根、老殿成立了土匪總部，郭清自稱司令，到處派糧要款，不給就搶。
這時國民黨想收編郭清等匪武裝，派趙保才（1929年被國民黨李旭東部收編委任為副師長）以副師長的名義回到臨漳，在柳園和集廷家委任郭清為旅長，程希孟為副旅長，程文選（外號半截磚）、李德善（名大根）、杜二保為一、二、三團團長。這些土匪雖被收編，但不愿隨李旭東部隊走。趙保才企圖未能得逞，自感回去無法向國民黨交待，他也留在臨漳充當土匪。
1938年初，從抗日前線南撤的國民黨二十九軍一個營駐在回隆、吳莊一帶，郭清狂妄自大，想收這個營的槍，結果被打得一敗涂地，退到漳河以北。
郭清與正規軍作戰無能，搶劫訛詐老百姓卻是好手。1938年4月26日早晨，郭清的土匪武裝闖入了成安縣的東范町，抓人、搶物、要槍，僅這一次就抓去30多人，搜槍40多枝，搶牲口30多頭，大車20輛，劫回財物不計其數，對綁架的“肉票”以人定價，拿款贖人。農民趙忠、林貴堂、林付臣、林玉貴、林太保、紀慶太、紀慶蘭和他兒子等人，因定價太高，拿不起錢，被毒打后全部活埋。張躍林通過人說和賣了家產，湊夠254元現大洋，才保住性命。搶來的民婦都被奸污糟蹋。
同年初夏，郭清的營長范進忠奉命帶領十五六名騎兵，從漳河南油房村出發，到田村訛槍枝彈藥，程凱抗拒不拿，郭部便把其父子分別槍殺在場里和街上，并進家把不滿周歲的小孫子摔死，撕成兩半。被訛戶目睹慘狀，只好破財保命。范珍買了兩把盒子槍，范貴買了200發子彈，程明拿出200塊現大洋，范玉明拿出130塊現大洋，交給郭清才算了事。
1936年至1946年，土匪郭清活動頻繁，搶劫成風，綁架肉票，奸淫婦女，胡作非為。據知，曾先后到協王村、申村、三寵村、南東坊，成安縣的辛義、楊崗、東范町、豆公，魏縣的回隆、北皋，內黃縣的楚旺，磁縣的前后彎漳、尹家橋，峰峰礦區的彭城、薛村、和村，安陽縣的辛店集一帶多次搶掠、殺人、放火，危害極大，人民群眾飽嘗匪禍之苦。
1939年10月，日本為了利用土匪武裝“以華治華”，成立“安臨特別警備司令部”，任王自全為正司令，郭清為副司令，郭清還兼任臨漳縣日偽二、三區區長，從此，郭清由土匪變成漢奸。
1943年5月，日軍正式把郭清部隊編為“冀南剿共獨立旅”，任其為旅長，派懂中國話的日本人石田為軍事顧問。隨后日軍一個班常駐賈河口。郭清受編后，明目張膽地按旅的編制，大量擴充軍隊，向各村攤派要兵。要一個兵，帶一只槍、100發子彈，購置了兩部大汽車，50挺輕重機槍，3門小迫擊炮，設立了兩個團，一個獨立營，駐臨漳韓步云的保安隊400人也屬他管，達到2200人。旅部下設軍需處、書記處、參謀處、副官處，還有醫院、裁縫處、電話室、電燈房、審訊室等機構。同時在邯鄲、臨漳、成安、安陽還設有辦事處，控制范圍以賈河口為中心，東到魏縣城以西、廣平縣西南鄉，西到臨磁邊界，南至漳河，北到成安城南，方圓80里。
郭清由土匪當上了鐵桿漢奸，公開與八路軍為敵，對無辜百姓實行殘酷迫害。郭清懷疑大營村陳保善是共產黨，抓到賈河口在一棵老棗樹上吊打6個小時，直打得皮開肉爛，繩子吃進肉里，露出一寸多長的白骨，快要死的時候才將其放下。他懷疑賈河口農民靳福堂私通八路，就反捆雙吊在樹上，用皮鞭沾水打成半死活埋。大營村農民靳志平、靳二貴父子倆耕地占了點路邊，郭清看見就氣急敗壞地命令士兵把兩人吊在樹上用馬鞭、木棍毒打，快要斷氣時才放下來，并用車拉到賈河口準備用大刑，走到半路死去。據知，僅大營村就被郭清殘殺9條人命。
1943年，在魏縣馬豐頭抓住幾個農民，本想勒索錢財，一個偽軍說了聲都像共產黨，郭清聽了不分青紅皂白全部活埋。同年，郭清的隊伍進成安縣辛集村，挨戶搜查，把群眾趕到街心架起機槍，威脅農民檢舉八路軍干部，只要誰說一聲“沒有”，就被捆綁吊打，經過逐個相面抓住8個農民，說是八路軍干部，無辜被活埋。在賈河口時，有人報告李付堂排里呂念只等4人想帶槍去投八路軍，被抓住活埋。郭清還殺害過女共產黨員魏縣婦聯主任王婉貞和八路軍南支隊第四隊隊長郭度華同志。
郭清是個土匪，又是個大毒品販。他與大毒品販王自全、和集廷等都有來往。1940年夏，郭清為販賣毒品，帶10幾個護兵全副武裝，騎著馬到崔家橋王自全那里，馱回白料面兩包袱。一兩白料面兌換100塊現大洋。按這個標準來計算，郭清這一次販的毒品價值4萬塊現大洋。
1942年舊歷五月，郭清帶兩個護兵以避暑為名到北京，與劉懷德、劉懷真、張祥豐、曹孟林等人販賣毒品，一次就住49天。郭清除自己出動外，還指示小王村的李春華常住北京、天津。郭清將販到的毒品，再通過各劉村的劉懷德、劉懷真、張路明等人銷售出去，郭清實際上是“二劉一張”料子公司的后臺老板。
1942年春，郭清在他的管轄區東北20多個村莊開始種大煙，每年種1000多畝，種大煙的地除正常納稅外，每畝還得交“大煙土”5兩，一年就收“大煙土”六七百斤。除此外，還大量低價收購煙土，通過劉村料子公司，一部分直接銷往外地，一部分從天津請技師加工后出售。
郭清明禁大煙，暗中販煙種煙，毒害群眾，大發橫財，置買家業。除大營有他家財產外，還在北京專買了一座四合院，擁有幾十間房的公館，把頭房夫人和孩子、兒媳搬到北京去住，有專人侍奉，任其揮霍享樂。郭清又奪人妻女4人為妾，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郭清的金銀財寶不計其數，1948年在安陽他存有大量的金條、金磚。他的四房、五房夫人坐飛機南逃時帶走了一部分，其余不知落入何人之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郭清又投靠了國民黨。土匪王自全將自己的勢力范圍柳園讓給了郭清。王自全面上仁義，實際是讓郭清給他當頂門棍。10月12日郭清怕在漳河北被消滅，率領幾個連約1500人離開他盤踞多年的賈河口，撤到漳河南王自全的地盤柳園。這時國民黨把郭清、王自全、程道生3股偽匪合編為安陽地方自衛團，屬河南省第三行政長官署行政專員、保安司令、清剿指揮部指揮官趙質良少將指揮。
郭清撤走，漳河以北解放，就逐漸建立了基層政權，組織雇佃戶貧農搞減租減息，斗地主分田地。郭清為了保護地主惡霸的利益，對此極為不滿，便組織還鄉團，過漳河，殺干部，打雇佃。1946年，賈河口、南寨、黑龍廟、郝家王村、東狄邱、南羊羔、張村集等幾十個村的基層干部及其家屬，均遭到殘殺。賈河口有人到柳園報告情況后，郭清命賈存瑞帶還鄉團當夜包圍了賈河口，槍殺了雇佃會主任袁老隨和妻子、女兒3口。郭清勾結張村集地主馬光林，把張村集接近八路軍的馬付其一家8口全部殺光。1946年8月，郭清派人到江村圍攻我二區區長李勵生。郭景賢為掩護李，被捕到柳園，郭清對他橫加摧殘，折磨致死。10月2日夜，包圍了奶奶廟，殺死我五區區長李秀峰的岳父孫佩，李秀峰因受傷過重，搶救無效，光榮犧牲。
1947年春天，為打破蔣軍對山東解放區和陜甘寧解放區的重點進攻，我晉冀魯豫軍區部隊發動了豫北戰役。4月間我軍攻克柳園，5月6日解放崔家橋，大軍直指安陽。郭清率部從柳園敗逃后，先駐安陽橋，退守袁宅，又到郭家灣，被國民黨安陽駐軍任命為“河南省人民自衛第二縱隊”縱隊長。5月底，我攻城大軍撤出戰斗向晉西南挺進，安陽改由地方部隊進行圍困。在此期間，我方派臨漳縣知名人士郝慶禎連續3次進安陽做爭取郭清的工作，郭最后翻臉，郝幾乎有去無回。相反，郭清連續派人對我方偷襲、騷擾，破壞我地方政權建設和土改運動，反動氣焰異常囂張。1948年郭清又被提拔為蔣軍三三七師師長兼冀豫邊區清鄉剿共指揮部副總指揮。他的部隊又駐防安陽橋和博愛村。
1948年9月，國民黨駐安陽第四十軍以參加徐州會戰為名，撤離安陽。同時，任命郭清為安陽城防司令，統率王三祝的3個團，王景昌的兩個團，劉樂先的一個團，程萬福的一個營，郭清本部一個團，加上四十軍一個輜重營和一個衛生擔架隊。國民黨軍讓郭清困守安陽這座孤城，用這些土匪部隊當炮灰，以期保住這個前沿陣地。
1949年初，三大戰役結束后，我華北地區除了太原、新鄉、安陽3個孤城外，全都解放。這時駐安陽的冀豫邊區“清剿”總指揮趙質臣和副總指揮郭清等轄多股地主武裝，同時還有冀豫邊界地區10幾個縣的流亡政權。安陽城區猥集了土匪、特務、還鄉團、反動會道門頭子、地、富、反、壞、頑、偽等3萬多人。這些逃命之徒走投無路，憑借安陽堅固的城防工事，孤注一擲，作困獸斗。
1949年4月，我四野十三兵團，在地方武裝的配合下，圍攻安陽。在掃清外圍據點之后，于5月5日黃昏開始攻城，6日黎明爆破城墻成功，總攻開始，各部先后從北門、大西門突進城內。8時許，全城解放。殲敵14190人；生俘國民黨第三行政區專員兼冀豫邊區“清剿”總指揮趙質臣以下官兵15182名。敵副總指揮兼安陽城防司令郭清，在我軍突進城內后，帶了幾個護兵從倉巷街逃至東門，受到解放軍的狙擊，后向南竄出，進了聶家院南屋，被我軍包圍，郭自殺未遂，后被擊斃，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舊中國土匪的來源十分復雜，上述的幾種情況，有時在一個土匪身上可以同時體現出來。但總的來說，土匪特別是匪眾由舊中國的失業人群（游民無產者）為主要構成，這一點應是毫無疑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