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指出，土匪是以“不正當的職業過活”的人群。在舊中國的游民無產者中，有伸手要飯的乞丐，有坑蒙拐騙的流氓，有青樓賣笑的娼妓，有算卦測字的迷信職業家，那么，作為游民無產者的土匪，他們依靠什么手段生存呢？
一、綁票拉肥豬，勒索不義之財
綁票是土匪的重要活動之一，匪團無論大小，不管是義匪還是惡匪，都干綁票的勾當，因為這是維系匪團生存的重要財源之一。“票”一詞，意為錢，因綁來的是人，所以稱肉票，又稱財神爺。在四川一帶，則稱肥豬。
綁票首先要物色對象。“兔子不吃窩邊草”，綹子隊對營寨周圍的村屯鄉鎮一般不予騷擾，因為他們要靠這里的人們通風報信，掩護自己，所以盡量和這里的士紳及地方實力派搞好關系，甚至禮尚往來，和睦相處。綁票要到幾十里甚至幾百里外的地域去。綁票，自然要綁油水大的票，但是綁這樣的票絕非易事。清末民初以來，東北地方一直不靜，大戶人家都養有看家護院的炮手，老東家不輕易出門，出門有保鏢護衛，其子女往返上學也有保鏢跟隨。綁得不好，萬一被反咬一口，雞飛蛋打，得不償失，因此一般綹子不敢輕易綁大戶人家。尤其是一些小綹子，人馬少，實力弱，綁大戶，怕驚動官府，惹來滅頂之災。這樣，中、小戶人家便成為匪隊綁票的主要對象。一些小買賣家、小地主、小手工業者，手里有幾個“土鱉”錢，卻沒有實力保護自己，遭秧的大都是他們。
綁票的方法五花八門，形形色色，歸結起來分為武綁、文綁兩類。武綁就是動刀動槍，大抵是在夜間或偏僻地方下手，既不驚動官府，又能迅速轉移。文綁的招術就多了。有的化裝成大老板、大富商，和肉票談生意，騙到某地后下手；有的扮成乞丐、小商販，混進肉票家中見機行事。傳說中還有一種“拍花”，專門對付孩子，說孩子只要被人在頭頂上一拍，就會乖乖地跟著人家走。以至今天有些老人為了不讓孩子亂跑，還這樣嚇唬孩子說：“當心，別讓拍花的拍去！”拍花者確實存在，想是拍花者手里藏著蒙汗藥之類的毒品，將孩子麻翻，然后劫走。
據長春文史資料記載，民國24年，有一股叫“三江好”的綹子隊，一直想綁吉林九臺樺樹溝大地主姜老摳的票。這個姜老摳一貫深居簡出，大院套四周筑有炮臺，雇有12名炮手護院，動武可沒門。“三江好”苦苦思索數日，終于想出一條妙計。一天，他率領一伙弟兄化了裝，抬著一口空棺材跑到姜家老墳，連哭帶喊，挖坑出殯。姜老摳一見火冒三丈，罵罵咧咧走出圍子找這幫人算帳，正好中了調虎離山之計，被“三江好”及眾弟兄逮個老實的，就地塞進空棺材里，順順當當綁了一頭“肥豬”。
民國年間，活躍在吉林地面有一股大綹，大當家報號“穿山甲”，一直計謀綁吉林市一家大戶的肉票。這家大戶姓王，是吉林市屈指可數的富紳之一。然而，要想在當時的省會吉林市綁出肉票，可謂比登天還難。這里除設有省督軍公署、警察署外，還駐有大批軍隊，警察分署與派出所林立，軍警人員如蟻。穿山甲絞盡腦汁，吩咐手下把一名機靈的弟兄找來，如此這般吩咐一番。
第二天，此人扮作一名修鞋匠潛入吉林，在王富戶宅院外面支起鞋攤，招攬生意。王宅的下人不以為疑，找出一些舊鞋來修，修鞋匠故意少收費用，修起鞋來也特別賣力。一來二去，便與王宅的下人們混熟了。一天，一位下人拿來一雙皮鞋，“修鞋匠”一見心知非下人穿的，便故作驚訝道：“哎呀，這雙鞋質地上等，樣式新穎，在咱吉林定然賣不到此物。”下人聽了此言微微一笑：“你還真有眼力，這是俺家大少爺從奉天城賣來的，花了整整十二兩銀子哩！”
“十二兩？嘖嘖，咱修了大半輩子鞋，還真沒遇見這么金貴的鞋哩！”
“這算啥。”下人在修鞋匠面前有心擺闊，一撇嘴說道，“俺家大少爺手上戴的戒指，鼻梁上架的眼鏡，懷里揣的懷表都是足赤足份量的金貨，光這三樣就值幾千兩銀子！”
“修鞋匠”終于把王大少爺的底兒摸個一清二楚，甚至連大少爺好女人、喜賭博的脾氣也從下人的嘴里掏出來。
幾天以后，吉林市的高級妓院永春堂出現三位闊少扮相的嫖客，這些人懷抱花枝招展的妓女，聚在一起呷酒打牌，老鴇和妓女們圍著仨人團團亂轉，只聽到陋壁房間吆五喊六，賭得正酣，也便湊到這邊看熱鬧。三位闊少見王大少爺前來，起身打拱，互報名姓，然后請王大少爺就座開局，王大少爺是賭場老手，這日“手氣”特興，一連贏了若干盤，最后一位闊少竟輸個囊空如洗，面呈赧色道：“小弟現下兩手空空，諸位可否稍待，我去附近銀行取些款再耍如何？”另兩位闊少一致贊同，并慫恿王大少爺索性一同去銀行走走，以解久戰之疲。王大少爺應允，4個人出了永春堂，進了一家銀行，那位闊少果然從銀行取出銀兩若干，王大少爺不疑。于是，4個人重返永春堂又戰。末了，又相約明日再來永春堂一戰。
第二天，各人相繼到場，直賭到太陽落山，王大少爺還是獨占鰲頭，大家相約同去飯館飲酒。王大少爺贏得高興，拍胸脯請客。來到飯館，王大少爺架不住三位闊少輪番勸酒，喝個酩酊大醉，伏案不省。三位闊少不慌不忙，出門找來一輛馬車，將王大少爺抬到車上回府。只聽得馬車夫一聲響鞭，馬車很快消失在夜幕之中……
等到王大少爺醒來，見自己來到一個陌生之地，周圍是一群背刀挎槍兇神惡煞般的大漢，方知自己落入匪巢，悔之已經晚矣。
原來，穿山甲通過“修鞋匠”了解到王大少爺的行蹤和喜好以后，選派手下三位精靈的弟兄豐林、斗魁、吳山化裝成闊少進城。就這樣，穿山甲經過數月策劃和周密安排，終于把大財神綁到手，獲得了一筆可觀的贖金。
綁票的目的是為了錢，票到手后按肉票的家境分成幾等。一等是大戶有錢人家，二等次之，三等再次。肉票等級事先綹子早有調查，估計個八九不離十，然后開價由花舌子送葉子。開價碼很有說道：“一要榨出最多的錢，二要留有余地，三是打出討價還價的部分。價碼過高，票主家拿不出錢來，橫下一條心舍命不舍財，匪隊前前后后的心思、功夫都算白搭；對票主家的底細估計不足，價碼過低，撈不到大油水，也是一件窩囊的事。所以，大凡匪隊綁到票，不撈足撈夠是不撒手的。小戶人家自不待言，一般中等人家攤上這種事，不落個傾家蕩產，也得大傷元氣，幾年翻不過身來。就是大戶人家也難以招架這種打擊，有的人家往往從此一蹶不起，走向下坡路。”
綁來肉票后關在秧子房，這就要看秧子房掌柜的本事了。首要是看牢看嚴，不能讓肉票逃掉。然后是采取各種殘忍的手段折磨肉票，目的是給票主家施加壓力，痛痛快快按綹子開出的價碼贖票。其刑罰各種各樣，殘酷至極，名曰“拷秧子”。如：
戴眼鏡：用膏藥或膠水將肉票的眼球糊住，使之動不得，跑不掉，天長日久，有的肉票被折磨得雙目失明，回家也成了殘廢。
鴨子鳧水：將肉票四肢用細麻繩捆住，“飛行式”吊起來，背上再加以重物。
馬掌釘：為防止肉票逃跑，用長釘或竹簽將肉票的手腳釘在地上或木板墻上。
吊乳房：將花票（女票）的乳房用細麻繩捆住，吊在梁上。
殘忍成性的土匪們常以折磨虐待肉票為樂趣，拳打腳踢鞭子抽是家常便飯，還想方設法從肉票身上尋歡作樂。據載，有些匪隊把抓來的婦女剝光衣服，赤裸裸躺在地上，土匪們圍坐一圈，在其肚皮上打牌賭搏取樂。還有一種“熬鷹”，讓肉票圍坐在火堆前，輪流傳遞一種東西或者搖鈴，誰如果耽擱了時間就遭受毒打，肉票只得強打精神按土匪的吩咐辦，整天整宿不得睡覺，有人實在困得支持不住，便跌進火堆里燒死或燒傷。
命運最慘的是家里掏不出錢來，或者贖票期限已過的票主。土匪們必定施淫威，直到將肉票折磨死為止，干脆一點的是砍頭活埋槍決，稱之為“撕票”。
肉票被綁進土匪窩后，無異于進入魔窟，精神受到蹂躪，肉體遭受摧殘。即使被贖回家，也常常落下重疾，不久便悲慘地死去。
綁票之所以被舊中國各地土匪視為謀財的主要手段，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綁票勒索錢財要比暴力搶劫錢財容易得多，不需要事先了解財主錢物的藏所情況。其二，綁票不需要出動大隊人馬，只須三四人便可施行，也不容易造成匪隊的損失。
由于財主富戶有能力替他們的公子閨女付出大量的贖金，所以綁票活動開始時直接對準著這些人。如果土匪綁架到一名富家女子，就像抓到了一個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這種行為就叫做“請觀音”；如果綁架到一個有錢的男人，就像逮到了一頭肥豬，稱之為“拉肥豬”；如果綁架到財主家的小孩，就叫“抱童子”。贖票的價格和付款時間的限制，匪首根據被綁戶的經濟狀況和具體要求評定，是有所不同的。在綁架未婚少女的案子上，如果這年輕女子要求天黑之前回去，那就是一種特殊的“快票”，即當天付款當天贖回，否則隔夜再贖，婆家就不要了，因此快票得款特別快，索價比較低。贖票除用現金外，鴉片、糧食、武器、馬匹等均可抵償。
土匪勒贖票價的高低，沒有統一的規定，主要根據被綁者家庭的殷實狀況，同時也隨時間地點之不同而有所變化。據陸軍少將錢錫霖1918年報告，“山東土匪搶架勒贖，動輒數萬元，少亦數百元。”這個報告基本上反映了當時的真實情況。《時報》也載，1917年，“濮縣鹽商姜振卿，因事赴聊，半途為匪架去，聲稱贖資六萬元。”同年，山東土匪毛思忠攻陷曹縣，架走紳民楊希儒等三家六人，各家屬邀公民李翔臣為六人之代表，赴毛思忠處求情。毛思忠云：“汝來義氣可欽，看汝之面，減去一萬元，回籍后速備軍費二萬元送來，即放六人去也。”山東土匪的搶架勒贖，后來發展為四處搶掠、逢人即架時，票價就降為“三百元、百余元、十元即可，甚至無錢可繳者用雞子一百個亦可贖票”。河南土匪架票勒贖的情況，與山東相似，“從前只拉富戶，今則不論貧富，逢人便拉”。洛陽地方的土匪竟揚言：“貧富都要，不值一雙鞋，亦值一盒紙煙。”1927年，洛陽城曾多次發生土匪綁架小商菜販城市貧民的案件，某日，“城中郭某，使子出城，負糧一斗，歸至關鹽店地方，遇匪四人，欲架了去。郭子言：‘我家貧，架去亦不值錢，若要肩上麥，可以相贈。’匪不聽，必強之去，時方午，郭子呼救，匪情急，乃亂刀將郭子砍死。”
在民國時期，連政府官僚、外國人也變成了綁架勒贖的目標。1925年，土匪架走河南杞縣知事，就是前所未聞的事。但最大膽驚人的事例，要算是1923年5月發生的臨城劫車國際事件。以孫美瑤為首的上千名武裝土匪，集合在魯南津浦線上的臨清車站，襲擊由浦口向北開行的特別快車，綁架300名旅客，其中有30個外國人，均為人質。臨城劫車案之后，在湖北、綏遠等地仍有土匪綁架襲擊外國傳教士的案件發生。
土匪綁票的目的在于待贖，因此土匪在架票之初，必以各種方式通知票客，或張貼招告，或命被架者寫親筆信（不能作書者可由匪中白扇代寫）寄予家人，說明被架情形，并要求帶款若干往贖，否則不能原諒等語。例如，江西石城秋溪鄉人賴配高，解送錢糧赴縣，行至半嶺，突被土匪捉去，掠走隨帶現洋500元，中銀鈔洋1200元，金鐲一對，該匪還張貼招告：“為招告事：今有賴配高押于寨內，欲贖者須交現洋八千元，否則頭掛樹上。”又如，廣州九江人黃萬巖之子宗海，赴省城讀書，被匪擄去，至書其父，勒索20萬元，原函云：“茲特字到來，昨十八日黃宗海被擄，我兄弟要幫使用西紙二十萬元正。先要繳禮物為證，先要繳八九大金二十枚，薯莨桂巾紗二匹，薯莨紗綢二匹，內要上上妙品，限一星期答復，如不答，勿怪無情。但著人來講，必要帶原信為據。父親大人膝下，二月十九日，男宗海字。”土匪貼招告寄函，如一次無效，則兩次，兩次無效則三次四次，過半年不贖者，土匪以為票家已無意去贖，視為“棄票”，于是對肉票施加種種酷刑，并割下耳鼻，斬斷指臂，寄歸票家，恫嚇來贖。如再無音訊，即下毒手撕票（處死）。但當土匪進行大規模架票時，已不再反復函催等待贖票，大多立即對肉票施以暴行。據報導，河南鄧縣“桿匪行動，照常跟帶肉票五六百人，舍計窩藏之肉票，時贖時添，恒不下千余人。其所跟隨之票，白晝系之以繩，如索牛馬；夜則束其手足，以防逃跑。稍有不遵，立即槍斃。故肉票雖多，無不俯首聽命，哀求免死。此土匪對待男之情形。至于所拉女票，尤為慘酷，口不忍言。刻聞程某桿帶所拉許多女票，晚間宿一村中，桿首于廣闊之場，攤床一圈，各設煙燈，乘涼過癮，迫令女票，盡行脫去衣服，陪吸洋煙，以供娛樂。傳聞有一婦女，堅不脫衣，立時殞命，聞之令人發指。此對待女票之情形。”又據報導，河南太康土匪，“所拉之票，必先拷問一次，謂之擄票。擄票時巨板壓其首，以皮鞭鞭之，必盡得其家戶之真相而后已。有稍拂其意及無力回贖者，或剁手，或割耳，甚則槍斃，故票之被殺者，日必數十起，即幸獲贖出者，亦皆皮開肉爛。”
二、砸窯破圍子，土匪的攻堅戰
土匪攻打搶劫大戶人家的宅院稱“砸窯”。“窯”分三類，即軟窯、硬窯、響窯。
軟窯：這類宅院的人家不算富裕，宅院四周用柳條子、木板子、秫秸等軟物圍起來，四周不設炮臺，防守能力很弱。可能在豬圈、牲口房、屋墻角等處，設有暗槍、暗器自衛。
硬窯：這類宅院的人家比較富裕，宅院四周用磚或夯土壘砌圍墻，墻的四角設有炮臺，安置槍眼，有專門護院的人員，對匪徒有一定的抵抗力量。
響窯：鄉鎮大富戶、店商鋪號、油坊、燒鍋、粉房等作坊，自家修筑比較堅固的高墻大院，四周圍墻安設炮臺、槍眼，雇傭職業武裝人員（稱炮手、炮勇）自衛。有的地方這類大院常常升起一面小紅旗，標示威力和影響，所以又稱紅窯。對這些響窯一般小股胡匪不敢砸，首先它有一定的自衛力量，難以砸開；再則這類大戶常常是地方豪強、士紳，其人或子弟往往與軍方或官署有聯系或有某種關系；這些宅院大戶甚至用財力買通了某股巨匪，所以一般胡匪往往不敢觸動響窯。
土匪砸“框子”（即集鎮）、砸“圈子”（即縣城）亦稱砸窯，但它不屬于“軟”、“硬”、“響”窯三類。砸框子、砸圈子時，都是多股胡匪會合共同進行，搶劫之后一哄而散。砸開窯，土匪們便大吃大喝，大肆搶劫，奸淫婦女，甚至為了爭女人搶財寶而互相撕打。1924年女巨匪駝龍攻進一個村子，公開告訴崽子：“進村自個找老丈人家”，鼓勵土匪去奸污婦女。
如果窯久攻不下，一般是退走以防官兵來攻，但油水大者也要強攻。如1914年冬，巨匪小白龍攻打佳木斯鎮，執意強攻，用爬犁當活動戰車，上豎起草耙子，澆上水結成冰，人躲在后面，向前滑動射擊。1923年秋，洮安巨匪天照應攻打大安城，用牛糞火烤化土圍墻底，打洞鉆進去，將窯砸下來。
搶劫一般家室，稱砸黑窯或掏窯。砸黑窯者大多是散匪，諸如：“砸孤丁”、“地崩子”、“打杠子”、“別兩子”之類。這些胡匪槍枝很少，甚至沒有槍，往往以棒子、刀子、假槍做行兇工具，進宅首先傷人、殺人，運用一切暴力手段搶劫財物，見什么搶什么，貨幣、馬匹、衣物，甚至襪子也搶。巨匪稱他們是“捅雞蛋的”、“胡子的小舅子”。這類胡匪，哨聚砸窯，分贓即散，與大股綹子無內在聯系。例如，蛟河縣大青背地方大糧戶王蔭東家，于1918年3月7日半夜，突有胡匪4人，手持木棒，“面涂鬼臉”，闖入屋內行搶，搶去白布8尺，衣服6套、官帖620吊，奪門而去。吉林縣十區土城子地方，于1921年9月12日夜，步匪七、八名“手持木棒，頭戴駱駝絨遮臉便帽，只露兩眼，不出聲”，闖進屋搶劫，臨走時威嚇說：“不準報案，如去報案，再來重搶，慘殺汝命。”
還有一些小股式單個胡匪，專門干劫道的勾當，搶往來行旅者。稱這類搶劫活動叫“打悶棍”或“棒子手”。
胡匪砸窯的目的是為了斂財，無外乎是通過燒、殺、搶、縱、勒、綁等手段，達到目的后即行逃竄。燒：燒官署、民房、商鋪、文籍冊檔、民宅等等，熊熊烈火造成民眾的極大恐怖感，張揚胡匪的陰威，順利地進行劫掠。例如胡匪小傻子，每次行搶必燒民房。1922年10月搶劫馬家屯時，蕭全生家有土墻和炮臺，砸開后燒房15間，蕭家房宅變成一片廢墟。同時燒該屯黃寡婦家房3間、劉忠文家5間、鐘廷盛家5間。燒民宅匪語是“燒狗窩”。1920年11月26日，匪托天、闖王、占東等伙，占據依蘭縣五區刁翎街，“焚掠民房百余所，雜糧被焚。”殺：殺抗匪者，殺無辜平民，殺官兵剿匪者。搶：搶銀兩、銀元、紙幣、金銀首飾、馬匹、衣服、被褥、煙土等等。縱：縱放獄囚，例如依蘭縣匪東邊、荒子、青山、老三哥等7股綹子約400余人，于1920年8月21日攻入依蘭縣城，直入依蘭道署，燒房20余間，燒縣獄看守所，放出全部囚犯。逃走時綁票道尹之子8歲兒童一名。捐：勒捐錢、糧、物等。綁：捆綁人票做人質。
為了砸窯，特別是為了砸開硬窯和響窯，事先必須做好地線。胡匪內部專司偵察、情報事情的人稱“地線”，又稱“法線”。由于從事情報內容，對象不同，又分“照局的”、“插千的”、“拉線的”和“走頭子”四類。
照局的：在綹子的外部，隱居在一般村屯和住戶中間，專門從事打探通報官兵剿匪行蹤信息。設法安置受傷土匪及其治療。盡力為土匪購買槍械子彈等。
插千（簽）的：插千的有兩種人，一種是綹子收買的內線，這種人或是窯內的某個成員，或是村屯中的某種人，為匪綹提供詳細的砸窯、綁票情報，包括搶誰家、綁某個人，行走、逃走線路，秧子房、伙食、歇腳等設在何處等。這種行動前的細致情報稱“插了千”。為匪插千者，多是為了得到土匪的報酬而干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情。他得到報酬，最高者可得搶劫總數30%左右。扶余縣西街路南有座萬有棧，是一家客棧，棧內有運客的汽車，往來于扶余——陶賴昭——五家站之間。棧老板杜國華，經常向胡匪提供搶劫對象。1929年9月某天，行車途中被匪徒劫車（未遂）。又一次，扶余東街合記號，派人往長春送匯款一麻袋和一條包，內裝吉帖200余萬吊。坐該號汽車到五家站時，中途兩人要求搭車而上，行至中途上車者持槍劫款，之后下車而逃。后來確知作案者是巨匪老來好綹子，杜老板與匪暗中勾結當插千的。
胡匪尋找這種插千人（又稱內盤），往往是收買該窯內的某些人做匪人的“內盤”，如該窯的伙計、奴婢、傭人、姨太太等人，向匪密報窯內防御的具體情況，包括匪的行動路線、搶劫時間、財物存放地點等等。綹子根據內盤的指點，爭取一舉砸破。1915年長嶺縣匪首老二哥，打當地大戶馬家，知道馬家大老婆與姨太太之間有矛盾，便收買了姨太太做內盤，砸窯時，這個女人用洋炮打死馬家事主，砸窯毫不費力得手。另一種插千的人是從綹子中派出的崽子，他們扮裝貨郎子、小商販、剃頭的、挑五股線的、乞丐、僧人等等，走屯串院，詳細偵察，暗留標記，向大柜提供搶劫具體情報，砸窯時前頭帶路，逃走時在前引路。
拉線的：又稱“線頭子”，綹子外的人，綹子過屯或過路時，由其帶路，避開關卡、駐兵點，敏捷、安全、準時地到達地點。胡匪視其帶路當向導的程度，在搶劫的總量中抽20%左右予以酬答。
走頭子：為胡匪銷贓者。胡匪搶到一些實物，如首飾、衣服、物品等等，不能在當地銷贓，也不能由胡匪自身去銷贓。使這些財物由甲地送到乙地銷出，換成現款，由走頭子去干，胡匪給一定的提成。
當土匪的勢力壯大到一定程度時，他們就不再滿足于砸一些鄉村的窯了，而是把目光集到了城鎮，采取攻城的辦法，去掠奪更多的財物。三十年代胡匪兩次洗劫伊通城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九·一八事變前，伊通縣的南山皮和北山皮就經常有胡匪出沒。所說的南山皮是指伊通的南部和東南部的半山區，包括葦子溝、營城子、老地局子、板石廟等地。北山皮是伊通北部和西北部的半山區，包括馬鞍山、靠山、莫里青山、景家臺、五臺子等地。這些地方的胡匪大綹子有七八十人，小股也有二三十人。尤其是北山皮的胡匪鬧得更兇。他們有時嘯聚山林，獨霸一方；有時占據響窯，建立據點。攔路搶劫，打家劫舍，打響窯，砸孤丁，綁人票，無所不為。鬧的這一帶人心惶惶，民不聊生，雞犬不寧。
1930年10月，縣城的駐軍第三十三團二營協同縣保衛總隊第五隊去莫里青圍剿天恩綹子時，在王八蓋子山、石棺山發生激戰，該部第六連連長孟廣順、連副劉鴻柱同時陣亡。縣公安局長劉漢卿雖督飭縣保衛團總隊長封紹先，率隊到匪患嚴重的小孤山、靠山、赫爾蘇等地多次去追剿，但無濟于事。匪患有增無減，匪勢日益猖獗。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不久，縣城駐軍第五和第八連突然于9月24日嘩變。這使伊通的局勢更加動蕩不安。
五、八連過去曾多次去北山皮剿匪，部分官兵即與胡匪有了默契和勾結。官軍還未進山，胡匪那邊有人通風報信，就挪“窯子”。五、八連對胡匪也很關照，凡是“采響”的地方不去。所以胡匪越來越猖獗，有名的綹子就有幾十股，北山皮簡直成了他們的天下。五、八連拉出去后，先后都被在北山皮活動多年的有名綹子趙全勝接去了。兵匪一家，同流合污，這就更助長了北山皮胡匪的囂張氣焰，聲勢越來越大，時刻威脅著縣城的安全。
不久，北山皮的“趙全勝”、“靠山好”、“天恩”、“西恩厚”、“孫傻子”“草上飛”等綹子要進攻縣城。縣長白鴻逵得知后，對縣城的防務作了一番部署，命省警察隊60多名警察防守正東、東南兩門及東面的壕線；縣公安局的100多名警察防守正北、正南、正西及西北、西南5門及南、北、西3面壕線；商團40人補充北面；民團120人補充南、西兩面；自衛團補充各方面壕線。五、八連嘩變后，縣城兵力空虛，只有一個六連駐守，團長楊崇武將駐防在雙陽縣的第三營第十連調到伊通縣城，布防在西門的南側；又從駐營城子的七連調進兩個排，由連長傅澤民率領，扼守在西北門一帶，加強了對縣城西側的防守。此時，縣城氣氛緊張，城門關閉，店鋪關板，街道冷落，行人匆匆。荷槍實彈的軍警和商團、民團都進入了陣地，嚴陣以待。縣城的居民都提心吊膽，苦度時光。
到了11月3日下午，西門外傳來匪警，北山皮的胡匪和嘩變的士兵逐漸向縣城逼近。傍晚，西門外突然槍聲驟起，人們以為胡匪開始攻城了，大驚失色。其實是縣保衛團總隊部下令叫駐守在外區鎮的保衛團小隊增援縣城，守軍以為是胡匪，開槍射擊。經聯系后，保衛團小隊被接進縣城。人們驚魂未定，德裕長店鋪附近又有人縱火焚燒房屋，一時火光沖天，濃煙滾滾。原來在前幾天就有10多名胡匪，身著便衣，腰藏短槍，潛伏在同胡匪有交往的德裕長店鋪里。他們聽見槍聲，以為胡匪開始攻城了，就舉火為號，作為內應。人們撲滅了大火，而那些匪徒仍潛伏待機。
11月4日拂曉（舊歷九月二十五日），北山皮的幾十股胡匪和嘩變的士兵共七八百人，從西南、正西、西北三面開始攻城了，一時槍聲大作，子彈呼嘯，硝煙彌漫。三八槍、自來得、套筒槍、洋炮、抬桿子等槍炮聲交織在一起，響成一片。守城的軍民同胡匪展開了激烈的戰斗。激戰不久，守衛在西門南側壕線上的十連長在戰斗中負傷，全連無人指揮，遂撤出陣地，往縣城西南姜家屯方向撤去。
十連撤出陣地后，從西門到南壕線上的一段防務成了最薄弱的環節。民團、商團解體，只有部分警察在堅持戰斗。胡匪見有隙可乘，就把這里作為突破口，進攻縣城。他們沖過了西壕線，警察沒有發現，還在城壕上向外射擊，兩名陣亡，一名負傷。胡匪控制了這段陣地之后，陸續攻入縣城。
守衛在西門和西北門的七連兩個排和警察隊，見側翼陣地失守，有被胡匪包抄的危險，無法堅持戰斗，就紛紛撤下來。七連長傅澤民帶領一名馬弁到炮樓上探望，見胡匪毫無阻擋地大搖大擺往縣城走，非常氣憤，把馬弁的三八大蓋拿過來，壓上3粒子彈，連開3槍，打倒3名匪徒。他又向馬弁要子彈準備繼續射擊時，馬弁央求道：“連長，兄弟們都撤到團部去了，這么多胡匪打不了，再不撤就走不了啦。”傅連長無奈下炮樓回到團部。至此，西門完全失守，大股胡匪涌進了縣城。
胡匪入城后，大部分去圍攻縣政府。縣政府院內東側是保衛團總隊部，西側是公安局，全院由保衛團總部抽調的120多名保衛隊員守衛，公安局由軍警和消防隊四五十人保衛。凌晨4時許胡匪向公安局發動攻勢，守衛的軍警奮勇迎戰，兩挺手提式機槍和各種步槍一齊開火，胡匪也猛烈攻擊。圍攻縣政府和保衛團總部的胡匪，遭到保衛隊和消防隊的迎頭痛擊，至8時許，只得撤退。
胡匪見攻不下縣政府，就從各綹子“拔馬”一大批胡匪，協同嘩變的士兵去攻打三十三團的團部。他們攻打團部的主要原因是想把二營長關德彬救出來。關營長因五、八連嘩變被撤職查辦，軟禁在團部里。團部四周無圍墻，只有六連和七連撤下的兩個排守衛著，形勢緊張。團長楊崇武讓士兵將團部房屋墻壁掏成槍眼，嚴陣以待。胡匪從北面開始進攻，三十三團的準備好，清一色的三八蓋子槍，不少老兵槍法準，匪徒難以接近。打了一個時辰，胡匪在老爺廟那里留下了3具尸體，才停止了攻擊。如果胡匪再繼續進攻，楊團長就要下令處決關營長，使胡匪和嘩變士兵的陰謀不能得逞。胡匪沒有攻下團部，占據了西燒鍋天興源，同三十三團對峙。
下午6時許，大股胡匪又復攻縣政府，鏖戰到晚10時，守衛的軍警子彈告罄，縣政府失守。縣長白鴻逵在公安局長和保衛總隊的保護下，攜帶著印信逃到了鄭家大院避難。至此，伊通縣城陷入胡匪手中。
胡匪攻入縣政府后，開放獄，有40多人犯逃竄。隨之縱火焚燒縣政府，一時煙云彌漫，烈火騰騰。縣政府一部分房屋被燒毀，民國年間的行政、清鄉、檢察等檔案和簿據及已經編篡完稿的伊通縣志共4000多卷宗，均被堆之一炬。
就在胡匪攻打縣政府和三十三團部的同時，另一股胡匪擁到市街上大肆搶掠。他們首先闖進了伊通電報支局，割斷了電話線，搗毀電話總機和話匣子，切斷縣城同外界的電話聯系；隨后把支局主任江厚德等人的獺皮大衣、駝絨袍子、俄國毯子、夾金表等衣物搶掠一空。他們洗劫了永衡官銀分號和水衡當，并縱火焚毀部分房屋。街道的商號店鋪，均遭到了搶劫，無一幸免。被他們搶劫去的各種貴重物資和金銀首飾難以數計，還綁去了一大批人票，有的人票被他們帶出縣城后，折磨得致殘、致死。
城內箭亭子卻沒有遭受嚴重的匪患。當時伊通有“10個營城子不如一個箭亭子”之說。箭亭子在縣城的東南部，住的都是伊通的首富，財勢顯赫。胡匪的魔爪還沒來得及伸到這里，就被十連打跑了，箭亭子才幸免遭難。
十連因連長負傷撤到紙房屯后，于5日轉移到二道。他們用電話同團部聯系不上，就給駐防在雙陽縣的三營部打電話。三營長周瑞武聽說伊通失守，十連撤出陣地，認為事態嚴重，要十連打回伊通，驅除匪賊，將功補過。十連官兵聽從了周營長的命令，于傍晚趕回伊通縣城，從東門沖了進來。胡匪以為是從雙陽和磐石來了援軍，邊打邊撤。在城內的六連和七連聽到了消息，由傅連長率隊沖出了團部，在官軍的夾擊下，土匪于5日夜間到6日晨陸續撤出了縣城，盤踞在縣城西北干溝、七家半一帶。
僅僅兩天時光，昔日縣城的繁榮景象一掃而光，到處是斷垣殘壁，幾處廢墟還冒著縷縷青煙，店鋪的門窗被砸得七零八落，貨架子東倒西斜，各種貨物搶掠一空，好端端的一座縣城被他們糟蹋得千瘡百孔。
胡匪逃跑后，6日上午縣長白鴻逵同公安局長等縣政府人員從鄭家大院回到縣政府。他一見部分房屋被焚，幾千件檔案蕩然無存，監獄被砸，罪犯逃走，驚得呆若木雞，半晌，說不出話來。他萬萬沒有想到，自他4月20日上任以來，不到半年時間，縣城就遭此慘禍，人民受到涂炭，這使他痛心疾首。他料理的第一件公案就是傳訊德裕長掌柜的單某。單很早以前就同北山皮的土匪有勾結，縣城的買賣鋪商去公主嶺辦貨時，他給胡匪通風報信，使貨車多次受劫。他的店鋪有地窯，窩藏贓物。這次他又幫助胡匪潛伏下來，舉火為號，里應外合。經過審訊，單供認不諱，承認了自己的罪行，被就地處決。
白鴻逵在上任時就許諾，要整頓好伊通縣的治安，肅清胡匪。可他沒有料到，五、八連嘩變，胡匪破城，使他焦頭爛額，一籌莫展。所以群眾譏諷他，管他叫“白來一趟”。他自己也承認，造成此空前慘禍皆他一人調度無方所致，咎無可辭，要求從嚴處分。11月8日他被免去縣長職務。駐軍三十三團長楊崇武也被撤職，調回長春。擢升三營長周瑞武為團長，二營七連長傅澤民為二營長。
1932年夏初，南山皮和北山皮的綹子又活躍起來，他們南北呼應，匪警頻傳，匪勢逼人。7月26日在北山皮活動的“九江”、“太平”、“四季好”、“占中林”、“東邊好”、“天緣”、“二德”等20余股綹子，約數千人，攻破了營城子，爾后又北上，攻破了伊丹鄉，時刻威脅著伊通的安全。盤踞在北山皮的“全勝”、“靠山好”、“雙勝”、“草上飛”、“傻子”、“老東山”、“火車頭”、“金龍”、“大、小海蛟子”等綹子也虎視眈眈想再次荼毒縣城。縣城的形勢異常緊張，大有“烏云壓城城欲摧”之勢。
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新上任幾個月的縣長張柳橋和駐軍團長周瑞武及伊通著名的紳商人士，幾度商討城防計劃。他們唯恐上次破城的悲劇重演，采取了一些應急措施，部署防衛力量，動員全城軍民同心協力保衛縣城。因為縣城兵力空虛，首先縮短了西側防線，由新西門退守到老西門，加強了老西門西側的防御，從老西門微南修了一段城墻，同南壕線的西南門銜接。因為上次胡匪是從這里攻入縣城的，所以加強這段城防。縣政府將筑墻工程包給了回族居民。回民們日夜搶修，揮汗如雨，按期完工，使這里“深溝高壘，御侮折沖”。
這時原三十三團已改編為警備第五旅第十三團，旅長是朱力罕，團長周瑞武，二營長是傅澤民。土匪第一次破城后，十三團召了一批新兵，補充了缺額。駐營城子七連士兵也被調進了縣城。周瑞武深感兵力不足，又從雙陽調來了他的嫡系第十連守團部。十三團守衛縣城的兵力充其量只有4個半連。地方武裝組織省警察隊有五六十名警察馬隊，帶兵的綽號叫齊大土豆子。縣保衛團總隊部有40多騎兵，由總隊長鄭秀峰指揮。縣公安局有60多公安兵，帶兵的是八大紳士之一的杜玉衡。該人羅圈腿，人稱玉蛤蟆，群眾說他們是玉蛤蟆挎洋刀——“邋遢兵”。
偌大一座縣城，這么少的兵力是難以支撐的，于是縣政府又重新整頓和組織了民團和商團。民團150人，團長張景賢。其實這民團在九·一八事變前就成立了，他們平素不集中，到了夏季蔬菜下來時才執行守城任務，所以群眾稱他們是“茄子隊”。商團是由商務會組建的，有四五十人，隊長叫王義，好刁難商人，誰遇見他就要倒霉，所以群眾說“時運不濟碰見王義”。
這樣全縣城有軍隊和地方武裝力量共七八百人，分別布防在縣城的四周壕線上。如果這是一支訓練有素的武裝力量，胡匪是不敢輕舉妄動的，可是他們除了少數是老兵外，不是新招的士兵，就是“邋遢兵”、“茄子隊”，怎么能曠日持久地同驃悍的胡匪對峙呢？
到了9月初形勢險惡了。南、北山皮的綹子向縣城逼近，城里風聲鶴唳，一日數驚，軍警民團等進入了臨戰狀態，7座城門完全封死，有警察防守。十三團還從磐石調來一個迫擊炮連，帶有兩門山炮住在天興源院內。縣長張柳橋和團長周瑞武、保衛總隊隊長、民團團長經常騎著馬到壕線上巡視。
縣長陳柳橋認為守城的兵力薄弱，就叫各甲動員青壯年參加守城。上次破城時居民受盡了蹂躪，對胡匪有切膚之恨，所以經過動員，居民們都積極參加守城。武器不足，縣城的各鐵爐晝夜升火，趕造扎槍，有些青年動員家長將自家藏匿多年的槍枝彈藥拿出來。
9月7日傍晚，麋集在縣城周圍的好幾千名胡匪將縣城圍得水泄不通。
突然，槍聲四起，胡匪開始攻城了。頓時硝煙彌漫，戰火紛飛，在密集的槍聲和震耳欲聾的土炮聲中，夾雜著人們的叫罵聲和馬的嘶鳴聲。城門上、城墻上、壕線上，趴滿了守城的軍民。他們手握著蓋子槍、套筒槍、自來得、連珠槍、單出子、洋炮、抬桿子、扎槍等武器，同仇敵愾地迎戰著數倍于己的胡匪。天興源的炮手們索性也走出炮臺，把抬槍架在炮臺頂上，輪番地向匪群轟擊。這時，壕線上的燈籠火把一齊點燃，像一條蜿蜒起伏的火龍，在城壕的支架上掛著煤油浸透的磚頭和棉花團，點燃后成了團團烈火，發出耀眼光芒。這火焰照亮了城墻和城壕，也照亮了匪賊鬼蜮般的身影。他們一旦暴露在火光之下，一顆顆子彈就像長了眼睛一樣向他們飛去。他們有的中彈喪生，有的抱頭鼠竄，沒能越雷池一步。守城的軍民不分晝夜，堅守陣地，一次次打退了胡匪的瘋狂進攻。縣政府組織各商號和居民，支援守城的軍民，送來了白面、豬肉、粉條、蔬菜等物資。
幾十股綹子，數千名胡匪，一連進攻了幾晝夜，見縣城攻不動就有撤退之意，9月13日，有的綹子已經開始撤走。縣城的保衛戰已經勝利在望。正在這緊急關頭，十三團的周團長起了不良之心，策劃率部潛逃。
周瑞武從雙陽調到伊通任職后，就同縣長張柳橋結為親屬。他將自己小姨子，介紹給張縣長做姨太太。在這次土匪攻城前，他們就做了安排，將家屬和金銀細軟之物都轉移到二十家子，張縣長只將他的小老婆留在縣城。就在胡匪激烈攻城之時，從外面傳來了消息，說十三團的一營在磐石反正，參加了抗日義勇軍；又說旅長朱力罕在取柴河叫老殿臣繳械了。這使周瑞武軍心動搖，決定棄城而逃。
14日下午，一次決定縣城命運的會議在老爺廟召開了。參加會議的有伊通的八大紳士、商務會長和天興源、公發祥、銘記號、增興玉、永盛會、福興源、永衡當等大商號的經理，以及各買賣鋪商的代表。
伊通的八大紳士，指的是住在縣城的丁、宗、寶、玉、任、茍、劉、洪八大家。這八家在清末民初是伊通的豪富，財勢顯赫。他們有的是陌連千頃的大地主，有的是官宦門第，有的是清朝遣老和奉系軍閥親屬。他們或聯姻，或至交，盤根錯節，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從清末到民國的歷任知州、知縣、縣長到任時都得登門拜訪，一些重大決策也得請他們商議，不然，就有摘掉烏紗帽的危險。過去胡匪“小傻子”破縣城時，知縣朱約之守城不力，就被他們告倒。張縣長和周團長深知這些人的厲害，所以特邀他們參加會議。
張縣長在會上介紹了縣城的危急形勢，對軍民堅守縣城，拒匪賊于城門之外，表達了感激之情。周團長講述一營參加抗日和旅部瓦解的情況后，話鋒一轉：“諸位，我實無良謀，孤掌難鳴，只有退路一條，將兵帶走，這也是無可奈何之舉，有負重望，希諸位諒解。”大家以為召開會議是研究城防事宜，沒想到在縣城危亡的關頭周團長要撤軍了。丁華甫是八大紳士的首富，他見大家面面相覷，便雙手抱拳道：“周團長，縣城危在旦夕，系存亡于團長一身，在此危難之際，我們本應同舟共濟，十三團豈能釜底抽薪呢？”大家異口同聲地哀求道：“周團長不能撤啊！”有的甚至跪在關老爺像前焚香禱告，祈求關老爺保佑，請求周團長保護。
張縣長見這場面，斟酌半天道：“諸位老親有如此誠意，感人肺腑。不過周團長也有難言之隱，團部軍需官去吉林領餉攜款潛逃，守城的官兵無法開餉，何以安定軍心？”周團長迫不及待地接著道：“諸位，如果能幫助我籌措軍餉，貢獻了2萬發子彈解燃眉之急，我和張縣長愿同縣城共存亡。”
張縣長和周團長這一唱一和，完全是給大家演的雙簧，其實周團長早就將他貪污的一大筆軍餉叫他妻子帶走。他見縣城攻不破怕事情敗露，受到懲處，一旦縣城陷落，他就可乘機將水攪混，為自己開脫罪責。駐軍餉銀一向由軍方供給，軍需物資由地方供給，歷任團長都沒提出異議。如今周團長要地方籌措軍餉，大家愕然。張縣長出面打圓場道：“諸位鄉親，現在是多事之秋，匪警、匪患遍地，伊通尤烈。一旦縣城失守，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希望諸位還是以大局為重，為守城官兵籌集軍餉為上策。”丁華甫反唇相譏道：“張縣長，你是伊通的父母官，距上次破縣城不到一載，民戶有沒有錢你還不知么？”丁華甫一句話把張柳橋頂得啞口無言。其實，丁華甫說無錢籌措軍餉也不盡然。就光他們八大紳士，不用說給守城的官兵籌餉，就是給全團開餉也不在話下。可他們都惜金如命，豈能花這冤枉錢。周團長見大家議而不決就亮出了底牌：“諸位休要爭執，籌措不了軍餉，拿不出子彈我只好下令撤軍了。”丁華甫見周團長步步緊逼，就面紅耳赤道：“周團長請便。你實在要撤軍，我們就自衛。”說完拂袖而去。
老爺廟會議就這樣不歡而散。
老爺廟會議一結束，周團長就下令叫縣保衛總隊長郭連長集結縣城內的所有車輛，準備載運物資外逃。早在胡匪攻城之前，城外鄉鎮的一些大戶人家怕胡匪搶掠，就用車輛將一些細軟之物運進了縣城，寄存在親屬家中。逃難的人群也集中在縣城。郭連長領著十連的士兵，在城內抓了很多車輛，裝上周團長和團部的物資。縣城的居民聽到十三團要撤軍的消息，都驚慌失措，哭天喊地，亂成一團。一些有財勢的人家和商紳，也準備了車輛，將細軟之物裝在車上，準備隨軍逃難。
9月15日（舊歷八月十五日）晨，十三團團長周瑞武率部與張縣長及縣政府一些軍員和省警察隊、縣保衛隊等向東街撤走。在車隊的后面跟著幾百輛小車和花輪車，裝載著滿滿的物資，爭先恐后地出逃。那些擔擔的，挑挑的，背包的，攜兒帶女的，都擠入了這逃難的人流之中。
周團長率隊到東門，士兵撤開堵城門沙袋子。城門一打開，在外面圍攻的胡匪以為軍隊要往外沖，一排密集的子彈射來，周團長肩負輕傷，隨同逃難的十二校的校長張聘之中彈身亡。張聘之、唐綏之、范敬之都是伊通教育界的名流，素有“三之”之稱，受人尊重。這次張聘之死于匪賊的亂槍之下，扔下孤兒寡母，凄凄慘慘。
周團長見東門出不去，便轉道南門。當他們從東街往回走時，老百姓都聚攏過來，黑壓壓一片跪在周團長馬前，苦苦哀求，請他收回成命，保衛縣城。周團長原計劃從東門撤出，可沒想到在東門受阻，又被老百姓纏住不放，萬般無奈，他只得下令各連隊返回自己的防地，堅守城池。
但是，十三團要撤軍的消息，胡匪已有耳聞。軍隊剛一撤走，他們就發動攻勢。那些“邋遢兵”、“茄子隊”同胡匪剛一接觸就敗下來，潰不成軍，四處潛逃。等到十三團的部分士兵返回陣地時，為時過晚，全防線處在崩潰之中，一部分胡匪從西壕線攻入。有30多名返回西門的士兵，見陣地失守，就占了在興源的西南炮臺，一陣激烈的射擊，將進城的胡匪又打出西門。胡匪見官軍火力猛，就從西南門的城墻和南壕線的銜接處攻了上來。士兵們見胡匪眾多，陣地已失，無險可守，就從炮臺上撤了下來。
在南壕線上守衛的保衛隊、民團和商團同南山皮的胡匪和大刀會展開了激戰。大刀會上陣后，身披紅布，頭纏紅巾，手執大刀、長矛（就是把鋤頭鉤打直，磨出尖來，當矛使用）、扎槍輪番進攻。當他們被排子槍壓下去之后，大法師一聲吆喝，他們就像著了魔一樣，又跳躍而起，舞著大刀、長矛蜂擁而至。保衛隊和民團、商團被嚇呆了，無法應戰，紛紛敗退下來。
15日中午，伊通復又陷入魔掌。
正當胡匪和大刀會攻破縣城之際，周團長和曹副官率嫡系十連逃到河東張鳴九家后去雙陽。以后，逃到北平，被伊通八大紳士之一的蔭化南（蔭荀堂）發現，敲了他的竹杠。這蔭化南于北平大學畢業，是熱河督軍湯玉麟的門婿，有財有勢。周瑞武怕他揭露貪污軍餉棄城而逃的罪行，就在他貪污的一萬多元軍餉中，拿出數千元拱手獻給蔭化南，才算免去了一場官司。
縣長張柳橋則率領政府官員和保衛隊及逃難的居民，逃到了八大紳士之一的宗大人院內。宗大人是盛京將軍依克唐阿的門達（傳達外的官員），頗受依將軍的信任。他離職后，遷到了依將軍的故里伊通。他家四周是青磚院墻，筑有炮臺，易守難攻。張縣長見逃難的人太多，就叫省警察馬隊和保衛隊的士兵在左胳膊上扎上毛巾，作為聯絡信號，從南壕線往外沖。從南壕沖出后，直奔邵家甸子秦家大院。秦家大院是著名大地主秦墨的住宅，兩個大院相鄰，有圍墻和炮臺，是個大響窯。秦墨曾擔任過伊通縣的農務會長，他見縣長來避難，開門迎進去后，大門立即落鎖。省警察馬隊和保衛隊分別登上炮臺，以防胡匪進攻。
中午1時許，南山皮的“太平”綹子來了。太平是營城子人，叫劉文波，他原是菪城子慶泰祥商號的股東，只入了二厘五分的股，人們稱他是二厘五掌柜的。九·一八事變后為匪，報號“太平”。這次進攻縣城時，他在西燒鍋被亂槍打死。太平綹子在外面喊話，要張縣長跟他們走，保護縣長安全，否則就要進攻。形勢緊張，張柳橋六神無主，坐臥不寧。沈科長對張縣長說：“縣城失守已鑄成大錯，如若再同南太平同流合污，那將成為歷史罪人，說什么不能跟他們走。”張縣長也不愿鋌而走險，委托沈科長同南太平交涉。沈科長趴墻頭上對南太平綹子喊道：“你們要保護張縣長，此是‘義舉’。可是縣城剛破，南、北山皮的綹子云集，現在要跟你們出城恐有不測，等到夜間12時，我們一定隨你們出城。”南太平綹子信以為真，都策馬而去。其實這是沈科長一個緩兵之計，他計劃在夜間保護張縣長逃往公主嶺。
南太平綹子走后不久，北山皮的趙全勝、孫傻子、草上飛、老頭好等綹子也來了，聲稱要保護張縣長去公主嶺。趙全勝此舉是為自己留條后路，沈科長一聽計上心來，對他們說：“南太平12點要來劫持縣長，如果你們有誠意，將南太平打退，保證縣長的安全，我們就跟你們走。”孫傻子罵咧咧道：“南太平算個屁，幾條破槍，百八十號人，還能保護縣長，我們收拾他們。”當下議定晚飯后去公主嶺。
剛吃完晚飯，南太平綹子得到趙全勝綹子要搶縣長去公主嶺的消息，就率領大群匪徒趕到了秦家大院。趙全勝的綹子此時也趕到了。這兩股胡匪話不投機，就在秦家大院門前展開了激烈的槍戰。北山皮的綹子素以兇悍著稱，把南山皮的綹子打得屁滾尿流，逃之夭夭。
晚10時許，張縣長及政府的一些官員，在保衛總隊、省警察馬隊的保護下，由趙全勝綹子開路，逃往大孤山張慶麟家里，以后逃往二十家子和公主嶺。
在周瑞武率十連逃出縣城后，十三團二營的五、六、七、八3個半連隊，沒有隨他出逃，占據幾家深宅大院固守。這幾家圍墻堅固，易守難攻。院內都擠滿了逃難的人群，軍隊占據后更增加了防衛力量。
胡匪攻入縣城后，搶占了一些大商號作為據點。有的綹子在駐地還扯起了大紅旗，旗上寫著“天下第一團，是人都該錢，善要他不給，惡要他得還”，落款是某某大局。大刀會的駐地遍插著牙旗，“仁義軍”騎著白馬打著白旗，以區別于其他胡匪。
此時的縣城，形成了兵匪割據的局面。十三團二營的各連隊放出流動哨，胡匪也派出了水的。但兵不打匪，匪亦不惹兵，好像他們之間有某種默契，和平共處，真正受難的還是老百姓。
胡匪入城后縱火焚燒駐軍團部和縣政府。頃刻間，這兩處火光沖開，烈焰騰騰，煙云蔽日。縣政府是伊通建州后，于1885年（光緒十一年）經第一任知州彭明道修建的州衙。共修建大堂、二堂、儀門及其附屬設施69間，耗銀5200余兩。1931年破縣城時，只燒了卷房、廂房等少部分房間，這次除了警察所的3間房和一個胡仙堂外，都化為一片焦土。福興順及其附近的店鋪也被焚毀。
與此同時，各胡匪綹子都如狼似虎地闖入了公發祥、銘記號、增興玉、永盛會等商號和銀匠鋪、糕點鋪、雜貨鋪、當鋪、布店、錢莊等店鋪，大肆搶掠，各種貴重的貨物被他們洗劫一空。福興源、福興長、福興泰、福興堂等“福”字號的買賣無一幸免。這福字號的買賣是由當地有名紳士何閩臣開辦的。他的父親是清末福州副都統，家財豪富。這次遭劫使何閩臣瀕臨破產，從此一蹶不振。西燒鍋天興源是清朝嘉慶九年（1804年）開辦的，所產白酒遠銷黑龍江省的呼瑪和奉天的盛京（沈陽），是久負盛名的大燒鍋，這次也被他們糟踏得一塌糊涂。
街道的居民家和縣城避難的老百姓，都成了胡匪搶掠的對象。胡匪翻箱倒柜，金銀首飾和貴重物品盡數掠奪。翻不出東西來，就用馬鞭子、馬韁繩和棍棒毒打，慘叫聲四起，不絕于耳。大刀會用長矛、扎槍穿屋破地，把地下埋藏之物搜刮一空。
這股綹子剛剛離去，另一伙闖進家門，再次掠搶。有些人本來不是胡匪，可他們利欲熏心，趁縣城攻破之機，也戴上白胳膊箍，裝扮成胡匪模樣，走到哪里搶到哪里。老百姓稱他們是“二茬胡子”。那些揀“洋落”的更兇，手持棍棒進屋就打，見東西就搶，盡飽私囊后，便揚長而去。這就是“三茬胡子”。
胡匪不但搶掠財物，還大肆“綁票”。有財有勢人家的秧子他們綁，買賣鋪商掌柜的他們抓，就連做小買賣的，攤煎餅的，他們也不放過。每伙綹子都抓去幾名或十幾名人票，押到他們的據點嚴刑拷打，索要財物。此時縣城是十室九空，多數男人都棄家而逃，只剩下一些老人和婦女兒童了。
這些匪徒大逞淫威，搶掠一些俊美的年輕女子為他們做妻當妾。在天增厚鮮貨店里，一名滿臉胡須40歲的匪徒，手持短槍，逼迫一個20來歲的姑娘同他成親。像這樣被他們糟蹋的婦女不知有多少。
逃到二營各連隊駐地的難民們，也受到了軍隊的欺辱。五、八連那些新招的士兵，軍紀敗壞，趁火打劫，掠奪難民的財物。老百姓有苦無處訴，敢怒不敢言。
城鎮被土匪“砸響”，給百姓帶來的禍殃將是非常慘烈。守城軍民的反抗因此十分頑強，而土匪在攻城過程中付出的代價也較大，所以，一般的土匪不愿采取這種大規模的行動。
三、吃票設卡子，坐等肥魚上鉤
吃票的綹子，一般不搶劫、不綁票，依靠雄厚的武力，在交通要隘、商旅必經的道口、山貨下必經的河口、山門等地方設置關卡，對貨主、商旅的貨物提成（現款），常在一個地方坐等吃票，或季節性派出崽子臨時設卡吃票。反抗者、逃難者、報官者其命運難卜。
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后，東北東部、東南部開放，采參的、放山的、打豬的、淘金的、采藥的、放排的等等多得很。匪綹在路口、旅店、客棧、車鋪、賭場、妓院、貨棧、車站、碼頭、江沿等要隘地方設下暗卡、底線、坐線，下山的人、運貨的人、提款的人等等，必須接受吃票，一般而言，吃票最高三成，少則一成。也有臨時設卡的，如吉林縣匪首海龍，于1921年7月31日在葦子溝設卡堵劫過往趕集行人。葦子溝是當地商業集鎮，每逢集市往來商客和辦貨的人比較多，小康之戶也較集中。每次集市胡匪設卡劫案達20余起。
吃票的對象有時也包括一些小股綹子。那些勢單力薄的小股綹子，在掠奪了財物之后，要拿出一部分向當地的大綹子“進貢”，這也叫“吃票”。
人們常說，關東山好混窮，到山上弄點啥都值倆錢。就因為大山里太富了，于是大量的人涌進了長白山。特別是清咸豐年間，朝廷對祖地開禁，大批開荒的、放山的、打獵的、捕魚的、淘金的、采藥的、放排的，干啥的都有；山里小鎮的雜貨店、鐵匠爐、燒鍋、油坊、氈坊、皮坊、山貨樁、成衣店、藥店、粉店、車店、客棧、木鋪、染房、銀匠鋪、面鋪、妓院等，都隨之興旺紅火起來。由于各行的性質不同，派生出各類的“人物”。
一時間，人參也有人造假，用樹根子冒充假參賣了大價錢。民國三年，甸子街（今撫松縣）成立了“參會”，專門負責處理人參采和賣的業務，并經由縣公堂給予設法立案。各行又有了“煙會”、“木會”，可事故還不斷出現，其中綹子“吃票”設下的暗卡、“底線”、“坐線”、“探事”（過去通過土匪干事的人）打進這些行業里去就是原因之一。
本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關東山的被開發，各類大小土匪不斷誕生。每到山貨下山的季節，下山的老客都格外提防著各類人物巧奪不義之財。
下邊就說說放排季節吃排飯的那伙人吧。
長白山盛產上等的紅松、白樺、水曲柳、黃婆蘿等貴重樹木。可是當年交通不便，運輸全靠鴨綠江、松花江、渾江等大小江河放排運輸，從上游漂運到船廠（吉林市上游）或丹東，然后再由各類木材老客從這裝車外運。早春，是放排木幫們最繁忙的季節。
放排的頭幾天，本營掌柜的要給“頭棹”（放排的領頭人）、“二棹”和“三棹”殺豬送行，仿佛這是一場生死離別。
江水全化了，開排的日子到了，只聽一陣雷鳴般的巨響。排從上游的高處飛沖而下，排上的人“嗷！——”叫著。起排時，如有人技術不高，江水帶排進到河道的一瞬間，就能把人砸碎，轉眼間江水中飄出幾塊碎骨。下游的哨口一個接一個。據說從臨江到丹東就有九九八十一個危險的哨口，而每一個哨口都足以要放排木幫們的命。他們最怕的是“起垛”（就是正流送的木排被礁石卡住，突然堆起來，借著江水的推力，越起越高，有時可能堆成幾層樓高，卡住江道）。每當流排“起垛”，“頭棹”就要找人開更，也叫“挑垛”，排除這種障礙。挑垛的人，在流排的日子里遍布大江沿岸的各個危險哨口，有的騎著馬或驢。在岸上跟著排，專等出事，“吃排飯”。
這些“吃排飯”的，往往要到管這個地段的綹子掌柜那去“報號”，取得他們的認可，叫“考票”。實際是拜見“吃票”的頭子，也是去尋找“靠人”（靠山）。
其實，土匪也是靠“吃排飯”的這幫人物養著。“吃排飯”的闖進綹子，抱拳在左肩，施禮道：“西北連山一塊云，烏鴉落在鳳凰群，不知哪是君來哪是臣？”
大掌柜的說：“從哪來相府？”
來人說：“稱不起相府，抱老把頭瓢把子，吃排餓的。”（老把頭據說是放山人供的神靈，山里人都信他）。
還有的報“挑山肯”（賣假人參）的或“牽點”的（引人上當的）或是“背大葉”的（倒賣土特產的），等等。
這時掌柜的說：“給這兄弟倒酒上煙。”
這人說：“等一挑下來，我恭敬弟兄們和大掌柜的……”
大伙就說：“放膽挑吧！”算是認可了。
其實，在起垛的千萬根木頭中，只有一根卡住。“開更”挑垛的老手要從這數不清的木頭中，一眼分清是哪根卡住，然后手提一根三米多長的鐵棒，從岸上跳到排上，一跳一跳前進，腳踩在翻滾的原木上像走平地，來到垛前輕輕一點，只聽“轟隆”一聲巨響，木垛落了，排又正常流放了。可是，如果技術不精就會被擠進原木中去，這叫“對縫”了，轉眼間就成了肉餅，喪了性命。
吃排飯的人也要有個先來后到。每到這樣的季節岸上坐著千奇百怪的“吃排飯”的。他們往往“看價”而動。
排一“起垛”，頭棹征得本營掌柜的同意，就要出價請人“開更”，這一類是本營出錢講價；還一類是頭子已包下了流送活計，這“開更”的價錢就要他自己講。往往請一個“開更”的，他們這次流送就白干了。一看垛越堆越高，頭子喊：“三百大洋啦！”
岸上吃排飯的不動聲色。
頭子又喊：“四百啦！”
沒人吱聲。
“五百啦呀！——”
周圍，已有人躍躍欲試。有的為了爭開這次更，動了刀，說：“你是哪個山頭的？”另一個惡狠狠地說：“吃東山馬二爺的飯，你攪得了嗎？”另一個也不讓份，說：“你吃肉，也得讓咱哥們喝點湯……”“靠人”吃“排飯”的，除了叫土匪“吃票”外，還有的靠官兵、大爺、軍閥和地痞無賴之類的。開更人挑開垛，就回到綹子，打開錢褡子，說：“大掌柜的和兄弟們分吧！”
這時，土匪們也樂了。按要求命糧臺拿出一部分，然后說：“爺們都是自家人，你留著花吧！”
“謝大掌柜的啦！”
吃票的費用一般是在三成，后來越來越少，也可能只吃一成，但對不肯來靠綹子的吃排飯的主兒，土匪們也輕易不敢動，要打聽好了是吃誰的“靠”，不然往往會惹出麻煩，兩敗俱傷。
四、靠窯投大綹，背靠大樹好乘涼
對于小股綹子來說，他們的生存問題是很難解決的。一方面，他們要面對官兵的清剿；另一方面，他們要防備百姓的報復；再一方面，他們還要隨時當心被更大的綹子吞并。以往的一些文藝作品中，往往把土匪的生活描寫得十分逍遙自在，是“占山為王，坐地分贓，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銀，天天過年，夜夜新婚”的生活，這是片面的。20年代，盜匪問題專家何西亞，對盜匪生活之狀況作過這樣的概括：“土匪之生活，殺人放火之生活也；奸淫擄掠之生活也；吃驚受嚇，朝不保夕之生活也；餓死飽死，忽苦忽樂之生活也；東奔西竄，飄忽靡常之生活也；見棄社會，不齒人類之生活也；只圖利己，不顧他人之生活也；雖生存于現社會，而不與社會合作之生活也；簡言之，即與人類共存原則極端背馳之生活也。”
在這種生活狀況下，小股綹子的出路之一，就是“靠窯”，即反向更大的綹子，以求得生存條件的改善。而大股綹子，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也積極地開展“說降”活動。
這里有一個“靠窯”的故事。
在早，老白山里螞蟻河子下梢的八道梁子是個屁大的地方，人煙稀少，買賣和燒鍋也不在這里開。誰想到民國初年，直奉兩軍連年開仗，這個地處吉奉交界的八道梁子一下子紅火熱鬧起來。正式的官兵不往這里開，倒是什么“龍團”、“虎團”、“馬團”、“徐團”亂七八糟的隊伍來一股又一股。他們有的在當地稱霸，招兵買刀；有的光吃“張作霖”的大餉，就是不開拔；有的干脆馬放南山，刀槍入庫，在當地開局設賭，當上了八道梁子一帶的“爺臺”。這一下子，可激怒了一個人，就是離八道梁子二十四里一個溝里的“天龍”綹子掌柜的。
這“天龍”，早年占山為王，立局建綹，真也自在了幾年，可后來，日俄戰爭一爆發，戰火攻到腳下來了。接著是軍閥混戰，特別是小日本動不動就想用武力來干涉別國的“內政”。他“天龍”也算是個有良心的男子漢。無奈他手下就千八百人，要想擴大隊伍、隨時準備應付意外，就得“滑”（招攬）人。眼下，八道梁子一下子駐進了七八股武裝，這些人明合暗不合，互相爭名利奪地盤，甚至公開動“青子”（刀）。“天龍”看出這里有一步“活棋”，可是，派誰去“說降”呢？
這天下晚“啃富”（吃飯）的時候，“天龍”一下子把酒壺摔個粉碎，四梁八柱和崽子們都驚愣了。大炮頭“獨眼龍”沉不住氣了，說：“大哥，你是心里有事呀！跟弟兄們說說！”
“別悶在心里！”大伙也勸。
天龍又呷了一口酒，打了個唉聲，說：“我他媽自愧無能！咱們綹子里幾百上千號弟兄，在戰場上沖鋒陷陣的，都是一個頂十個！可眼下，找個說客，就挑不出來！”
“大哥，你咋不派我？”
話音剛落，門簾一挑，從外面走進一個人來。此人個頭不高長得又瘦又小，兩條羅圈小腿，一對小眼睛，十分精靈。臉上總是笑瞇瞇的。
天龍一看，原來是“糧臺”（綹子里管吃管喝的四梁）——“古樓子”。此人本來姓顧，早年在馬屁股山一帶開著一個剃頭鋪。日俄大戰一起，遍地兵荒馬亂，買賣干不下去了，他便扔掉剃頭刀來到天龍局吃飯。因他平時辦事精明過人，令人捉摸不透，他伙子們送他外號“古樓子”——令人難以捉摸的寺院。
天龍一看古樓子毛遂自薦，起初有點信不實，可是四梁八柱一個個卻連連叫絕！
有的還說：“他媽的，古樓子一走，誰給咱哥們‘推毛’（剃頭）？”
天龍又問：“有把握嗎？”
古樓子呵呵一笑，走上前去，伏在天龍耳邊把自己的打算一五一十地說了一遍。又加了一句：
“大哥，兄弟我保你當這一帶的總局頭！”
于是第二天，古樓子化妝成一個“搓單”（一個人跑外）剃頭的，直奔螞蟻河下梢的八道梁子而去。
那時節，八道梁子已變得十分紅火繁華了，大小燒鍋不下二十處，飯館子酒樓，光掛四個幌的就有十九家，甚至還開起三處妓院，“海臺子”（暗娼）就數不勝數了。古樓子來到這樣繁華的地帶，就如蛟龍入海，虎入山林。他瞪著一對明亮的小賊眼睛，在小鎮子里掃來掃去。只見鎮十字街口北側有一個剃頭鋪，幌子高高地挑在那里，門上還貼著一副對聯，上聯是：進門黑面老者；下聯是：出門白面書生。門口車水馬龍，出出進進都是達官顯貴。古樓子一眼就盯上這家剃頭鋪了。
這家剃頭鋪是鎮子里唯一的一家大鋪子，來此剃頭的都是“家伙別在腰后頭”的手，說大，官大到鎮頭、保長；說小，也小到手頭上百十號人的“關東馬賊”頭子。在這個棚子里侍候人的都不光要有精絕的手藝，嘴皮子頂硬，還要懂得鎮上的規矩和這一帶各類“人物”的習慣。否則，休想在此站住腳。
剃頭鋪掌柜的姓胡，叫胡亮。
這人四十開外，十分精干奸詐，雖然干的是“下九流”，可他自己卻成天抽大煙，下妓館，地方上也把他看成個“人物”。
每天，一有什么“司令”、“老帥”、響馬頭子、土匪局管之類的來剃頭，都點姓點名喊：“叫你們掌柜的胡亮來！”平時胡亮對下人那是非打即罵，但對付這些“靠山”，他是滿臉堆笑。一般初出茅蘆的“手”都不敢到胡亮的鋪子里來照量照量，都怕“砸鍋”，可這古樓子卻滿不在乎。
在入綹之前，古樓子耍手藝長了，學會了見啥人說啥話的本領，一開口準保暖人心，能把對方答對得樂樂呵呵的。剃頭鋪的規矩講究什么“早瞎子”、“晚禿子”，古樓子早已精通，便直奔這家而去。
胡亮的大鋪子里一溜八個座位，座前齊刷刷掛著八面明晃晃的大鏡子。大圍巾據說是專在寬城子王家袋子房訂做的；剃頭刀是派人專在北京王麻子家訂做的；而蟻毛刷子據說是去京城給皇上送鯉魚的貢車，在路過“天津衛”時，在侯家馬刷鋪訂做的……
剃頭匠都是辛苦人，日出卯時就干，兩條腿和四條腿扌票，刀尖子拌飯，肉皮子上取錢，打心眼里想要旁人恭敬他。這天一早大門一轉，古樓子推門進了剃頭鋪。
他摘下破帽子叫道：“各位師傅，辛苦！辛苦！”
門口的干雜活小打回話：“你辛苦！師傅，在哪過來？”
“稱不起師傅，在船廠（吉林）過來。”
小打見古樓子把手里的包袱一托，就什么都明白了，一門用眼睛瞅胡亮。
在一旁吱吱抽大煙一聲不發的胡亮，這時給小打遞了個眼色。于是小打說：
“是常站？還是路過？”
古樓子早已看出胡亮是掌柜的，又施了個大禮說：“從船廠到鳳凰城子，走到這兒。馬高了，鐙短了，給碗飯吃。想常站！”
小打說：“請坐。”
又給倒了一碗水，問：“貴姓？”
“姓師傅！”
胡亮一下子叫古樓子的機靈和會說話給逗笑了。吐了一口唾沫，說：“狗挑門簾子——嘴上的功夫不大離！”
古樓子忙說：“掌柜的沒別的，用人不？”
胡亮說：“人是夠用。等我給你查對查對還缺不缺人手！”
“好吧。”
其實查對個屁，古樓子早已探聽好胡亮手下的一個徒弟私留小柜，掌柜的要撤。“好，你明個來吧！”胡亮把古樓子打發走了。
這一晚，古樓子宿在鎮上的一家旅店里。天眼擦黑，他買了幾只燒雞、兩瓶白干兒，跑去和鋪里的小伙計們樂呵樂呵。第三天頭上，正趕上胡亮裁人，就對古樓子說：“不用往別處去了，你行李放哪了？”
“馬家小店。”
“咱柜上就用人，用你了！”
“謝掌柜的！”
“套車！跟人取行李去！”
小打一聽，和幾個閑著的小伙計樂顛顛地去了。
古樓子打開包袱開始磨刀。古樓子也真鬼，把他爹那輩傳下的杭州張小泉的，北京王麻子的，寬城子鄭發的家伙，都抖露出來啦。胡亮看得眼花繚亂，心里激冷一下子，這才覺得來者不善，但他不動聲色。伙計們也都幫著古樓子磨刀。
收拾完了，胡亮說：“看戲去吧！上街溜達溜達走一走，熟悉熟悉買賣人家。”到此，古樓子算是邁進了剃頭鋪掌柜的門坎。
過去投師干活，頭三天光干，不興講價錢。第二天早上，小打起來，你就要跟著起來。小打把水盆子端來，你要快干，先打扮自己，然后上桌前坐等著。
古樓子把這些窮規矩記得爛熟。果然，大門一轉，進來的是三位客人。古樓子麻溜地拉住第一位說：“先生那邊洗頭！”
小打帶客人洗頭去了，古樓子這邊運好了氣，不一會兒，客人坐在古樓子的椅子上，胡亮站在一旁，不錯眼珠盯上了。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打鼓的瞞不住敲鑼的。胡亮一心想在雞蛋里挑骨頭。古樓子心里想：決不能栽在這個場上。
偏巧，今天這頭一位來剃頭的是丁縣長的老太爺，他還留著前清年間的大辮子。剃這種頭，一要看手藝人的“刀”功；二要看手藝人的“編”功；前額頭要刮得錚亮，小辮要編得均勻才行。古樓子多年不剃這種頭了，心中未免有點打怵。可他畢竟是見過大世面的人，刷刷幾下子，就把老太爺的前額頭刮得溜平锃亮。然后問：“先生，小辮編幾股？”
老太爺瞇上眼，問：“你會編幾股？”
“九股、十二股，都行。”
“看不出！編九股吧。”
“好羅！您稍候。”
活要做得有根有鋪，這才叫活。古樓子三下五除二，不一會兒就把老太爺的頭發編完了，把老人的衣領往起一疊，帽子頭遞了過去。
誰知，這老爺子瞪了古樓子一眼，不去接自個小帽頭，卻從兜里掏出一團紗布，輕輕地在頭皮上揉了一下。他這是想試試頭茬子刮得凈不凈。揣起紗布，他又從兜里摸出個晶瑩發亮的小珠子來，一把拖過身后的大辮子，把小珠子放在辮子中間的小溝溝里。只見那小珠子一直穩穩當當地滾到辮稍。他這是想試試辮子編得勻不勻。老爺子臉上露出了笑容，把小帽頭接過去，戴上了，問：
“多少錢？”
“三萬元。”（舊東北幣）
“給五萬元！”
胡亮見老爺子滿意地走出去了，又急忙尋摸古樓子的手底下，腳底下，看看干不干凈，利不利索。
一晃三天過去了。
這天晚上，胡亮把古樓子叫到他自個的屋里。古樓子進去了一看，桌上炒了四個菜，擺了一壺酒。胡亮說：“兄弟，你到底是干啥的？”
“就是干這個的。”
“我總看你像個干事的。”
“像‘蘭干’（土匪）？”
“兄弟，可別開這玩笑！兄弟，沒別的，咱這兒最大的勞金一個月三百萬，給你二百五十萬！”
“那就靠師傅洪福啦！”古樓子得意地笑了。
轉眼春暖花開，時日來到五月端陽，家家買砂糖包粽子。暖洋洋的風里彌漫著饞人的煮粽子和茶蛋的香味。
街頭賣節令物的小買賣多起來。
小笤帚，小風車，大葫蘆、小葫蘆、葫蘆紐，帶艾蒿的小蓋簾，春風一吹，“嘩啦啦”直響……
剃頭的人勤了。
這天，剃頭鋪門簾一挑，從外面走進一個人來。古樓子一看，大塔子個，濃眉，后邊跟兩個勤務（崽子），正是“西順”（周太平），古樓子等他兩個來月了。西順在這一帶還算吃得開，但周圍幾個綹局的“合意”、“東順”、“亞路軍”看不起他，總想收拾他。他心里悶股火，可又支巴不過他們。“天龍”就選準這樣的目標下笊籬。
胡亮一看西順走進來，急忙從嘴里拔出煙槍，說：“周老帥來了！快，這邊候著！”說完，小打早把大椅子擦了一遍，一轉身，胡亮溜出去，給西順去買沙糖粽子鮮茶蛋去了。可西順這小子，離了胡亮不剃。
西順穿著山兒皮大氅，瓜皮氈帽頭，大春頭子他還捂著冬裝。古樓子主動上前把他的大衣接過，放在衣服架上了，又讓他摘了帽子，把他讓到大皮椅子上，擺開要剃的架式。
西順卻說：“不忙！不忙，我等一會胡師傅。”
這時節，屋里的幾張椅子都空著等人，可西順坐那又不剃頭。古樓子一心巴火想上手，對方又信不實他，把古樓子“閃”得不輕。他往條案上一靠，眼對眼看著西順，沒招兒。
古樓這人，越著急鬼點子越多。這也是古語說的：別交劊子手，別交剃頭的。這古樓子眼對眼看著對方的當兒，早把他的頭上都相整好了：小分頭，長得四四正正的……
古樓子說：“先生，師傅買沙糖去了。我不會剃，先把手巾給您圍上。他回來剃！”
“行！”
手巾是圍好了，還是干坐著。
古樓子又說：“按著你老人家這身份，剃平頭正對路子。”
“對路子？”
“嗯哪。”
“你會剃？”瞎話！剃頭鋪的人能不會剃？只不過他信不實。大概西順也有點寂寞了，難得有人嘮嘮喀。
“剃好了你給錢。”古樓子說：“剃不好，你包涵著點。你這人能包涵人……”
“真會？”
“剃過，手底下邊差點！”
“行！剃吧。”
古樓子把小推子烤了烤，在對方頭上利落地足堂了一遍，又用大剪子一滾，干凈的打上水刷一刷，說：“這邊洗頭！”
西順樂了，說：“過去在哪兒吃飯？”
“漂河口！”
“咱們是老鄉！”
說著話，梳洗完了。西順問：
“貴姓？”
“姓顧。”
“晚上出門不？”
“不出。”
“我來找你，有事。”
說完，西順順兜掏出五百萬“啪”一聲扔在小案子上，正趕上胡亮兜著一下子沙糖粽子進來，一看這景，驚得把東西撒了一地，傻呆呆地站在那兒……
下晚，西順騎著一匹高頭大馬來了。馱著一個四幅寬的麻花被包袱。
二人進了屋，他把包袱放在炕上了。
西順說：“我托你點事。”
“啥事？”
“我這是五百兩‘海姜子’（大煙），你不用剃頭了，你出去給我賣了。賣完了，給我個信。在哪犯了事，你就說是我的‘海盆子’！”
第二天，古樓子告別了剃頭鋪掌柜的胡亮，給西順跑買賣去了，胡亮更對古樓子高看一眼，因他成了西順的紅人。古樓子連夜趕回天龍綹子把事情的經過一五一十地說了一遍，天龍立刻讓人把這五百兩煙土換成金豆子，讓古樓帶給西順。古樓子在西順的綹子里一呆呆了兩個月，上船廠、蛟河、葦塘子一帶探了幾回事都很成功，西順任命古樓子為“里四梁”里的重要角色“秧子房掌柜”的，一來二去的，成了西順的貼己。
一天，西順又喝了個大醉，他借酒澆愁，大罵自己沒有用武之地，古樓子一看時機已成熟，說：“大哥，你靠窯吧？”
“靠誰的窯？”
“天龍。”
“他給我啥好處？”
“合局大掌柜的。”
“真嗎？”
“真。”
古樓子順兜掏出一張協議書，在上邊指指點點，“在這兒押上印紋！”西順按完了印，猛然問道：“你是誰？”
古樓子說：“我是我。”
西順順手拔出牛耳尖刀說：“你玩我？”古樓子也抽出尖刀，唰啦一下挑開單褲，露出右腿的根部，西順一看，上面刻著一條飛騰的天龍……
西順大吃一驚：“你是天龍的人？”
古樓子不動聲色，把自己如何受天龍之托，裝扮成剃頭匠接近他的事一五一十地說了一遍，又加了一句：“大哥，眼下兵荒馬亂，如不相機聯合建綹，就有可能被人吃掉。有良心之士，不可失掉天龍邀你的機會。真心假心，你可以走一趟去看看！”
秋八月十五，古樓子和西順一同來到了天龍的綹局，離老遠，就見山口上插著天龍的大旗，一幫崽子手持大刀，威武地站在路口，擺成“刀陣”迎接西順。酒桌上，天龍說出了自己聯合西順，準備防備日本人和一些“邪綹子”吞并的打算，并一再推舉西順為大掌柜的。西順終于被天龍的誠意打動了，于第二日，帶領他的幾百人靠了“天龍”的窯，這樣一來，他們的力量壯大了，在此一帶的“金山”“雙軍”“合意”“東順”等雜綹，再也不敢欺負他們了。他們挑起抗日的大旗，并于一九三五年冬在樺甸夾皮溝一帶，給日本侵華軍以重創。每當回想古樓子裝成剃頭的去說合西順靠天龍的窯這段事時，西順和天龍都禁不住哈哈笑說：
“西北懸天一塊云，
誰為君來誰為臣？
不是你來不是我，
是古樓子這活神。”
五、拉片子貓冬，
土匪的分贓和季節性歇業
土匪幫綹終年打家劫舍，除了特殊的目的以外（如報復），到頭來還是為了錢財二字，否則便不會有人鋌而走險，去干這樣玩命的勾當。匪隊內分贓稱作“拉片子”。素有定規，計分“人份”、“槍份”兩種。“人份”按土匪在綹子隊內的地位和作用而定。一般說來，大當家、二當家可分5～6人份，炮頭、水香、軍師、糧臺、秧子房掌柜等四梁八柱分3～4份，棚頭分1.5～2人分，一般成員1人份，新插邊的成員或“崽子”分0.5～0.8人分。此外還有槍份，入伙者帶來幾條槍分幾個槍份，沒有槍者無槍份，倘若借用他人的槍枝使用，需向槍主繳納4成左右的租借金。匪團每次行搶獲來的錢財統一交由糧臺保管，任何人不得私瞞，違者嚴懲不饒。每至秋后時節，匪隊便開始分贓，扣除一年的消耗及來年的備用，剩余部分根據個人的份數全部分掉，或銀元貨幣，或衣物首飾，然后下山過年，來年發春時再上山聚伙。
由此可見，匪隊內的分贓并非像匪隊內宣傳的那樣有錢大家花，有飯大家吃，而是苦樂不均。新入伙的無槍成員，一年到頭，分到手中的財物寥寥無幾，直至熬上個小頭目，或者搞到屬于自己所有的槍械，或許才能擺脫窘狀。然而，這種境遇的改善，卻需要用生命來投注。
吉林省敦化縣境有一支報號“天好”的綹子隊，隊內有一位新隊員名叫朱鮮，入伙三四年，沒搞到一枝槍，匪隊行動時只好拎條棒子之類的武器跟著助威，因此，在分贓時，只能分到0.8人份。加之朱鮮這個字同土匪黑話“紅香”相諧，“紅香”者，在土匪黑話中指婦女的月經而言，伙伴們都嫌朱鮮的名字不吉利，因此，常常拿他當作取樂的對象。有一天，他和十幾名隊員受命看押肉票，伙伴們山南海北閑拉起來，朱鮮忍不往插上嘴說：“天和這小子，總叫我紅香紅香的，真是莫名其妙。”
朱鮮的話音未落，伙伴們哄堂大笑起來，朱鮮不解其中緣故，納悶地瞅瞅這個，望望那個。一位伙伴說：“我說朱鮮哪，你干脆改名叫紅香好啦，這個名字多赫亮！”隨即又引出一陣揶揄的笑聲。
朱鮮越發不解，臉脹得通紅。又有人指著他的臉蛋說：“對，就你這樣子和紅香一樣不差，就叫紅香吧！”
“哈哈哈……”
打那以后，奇怪的是無論吃飯、睡覺，伙伴們誰也不挨著他，朱鮮百思不得其解，終日郁郁不樂，被大當家天好發覺，訓斥了他一番。朱鮮心里委屈，述說自己投入綹子以來三四年之久，至今還拿八成的人份，連個槍份都拿不到，伙伴們又異樣待他，怎能不讓他心里憂郁。天好一聽瞪起眼珠，呵斥道：“沒出息的東西，男子漢大丈夫闖蕩江湖要拿出骨氣，像你這樣窩窩囊囊，拐子（槍）能從天上掉下來？有本事自己去奪給弟兄們瞧瞧！”
朱鮮聽了這番話，暗暗記在心上，發恨要做出個樣子給弟兄們瞧瞧。幾天后的一天夜里，他獨自一人悄悄下了山，鉆進敦化縣城，一直摸到縣知事公署的門前，只見兩名步哨抱著大槍半昏半睡，便按捺不住砰然跳動的心，悄悄摸到一名步哨的背后，猛地把一柄匕首插進步哨的后心，然后掠過大槍，一溜煙消失在夜幕之中……
朱鮮徒手奪回一條大槍，受到首領們的稱贊，伙伴們也不再說三道四。朱鮮從此挺起腰桿，膽子越來越大，跟著匪隊搶東劫西，分贓時也由八成人份漲到槍份、人份各一。后來朱鮮在跟隨匪隊行搶額穆縣搭拉站燒鍋屯時，被當地的保衛團兵擊斃。事后有人議論說，朱鮮倘若不為掙那一份槍份去徒手奪槍，興許不會一命歸西。
胡匪所暴斂的財富來自四個方面：一是搶劫所得；二是綁人票贖金所得；三是向工商團體，大戶人家“勒捐”所得；四是保鏢所得的酬金。其中主要來源于第一、第二兩項。搶：主要搶本活動區域外的富有者、商鋪、官署、金庫等，以搶劫貨幣、金銀首飾為主，所搶實物如馬匹、衣物等，用于匪綹馬匹更換，季節穿用，一般不變錢，銷贓變款容易被發現，搶槍和子彈用于本綹。綁：主要是綁普通家庭人票、漢商鋪、富有者家庭人口為主，官員及其子弟為次，綁的目的為了勒要贖金。勒：向村鎮大戶、店鋪、農商會攤派款額，限定日期交出，以綁票為質或以殺人燒房相逼脅，限期交款。勒要的內容有三：一是錢，二是物（衣服等），三是槍枝彈藥。例如，匪四海，于1919年7月26日，在蛟河縣某地壓下時，派匪徒向各家送紅紙帖，上寫勒捐數，最少七八百元。又如匪長占、金龍等十余名，于1921年在寧安縣五林河地方“開捐”，要求老梅家捐錢1.9萬吊，老夏家1萬吊，五林河嶺前老梅家草鞋3雙、小夾襖5件，八大溝老鄭家錢3萬吊，姚廣才家2萬吊。以上五家，“限于舊歷二月三十日上項”。又如匪九勝、綠林好等200余人，于1922年1月13日，在依蘭縣七虎力達蓮泡地方，打敗了自衛團，搶去槍11桿，將團丁張福生用鍘刀鍘首。擄走團丁9名，放回一名傳信，勒要槍4桿，子彈1萬粒，三日交齊贖團丁8名（其中有牌長1名），若不贖用殺張福生辦法鍘首。五常縣巨匪滾地雷，身穿陸軍衣褲。26歲，在沙河子、杉松嶺一帶行劫、勒捐。勒李春生家一萬吊、奸其妻。勒張姓、李姓兩家合0.5萬吊。保鏢：由匪保送錢款、貨物、人客，安全地到達指定地點，從中得到報酬，一般從中提取貨值的一至二成。東北地區以此為生涯的胡匪極少。
胡匪分贓時，大多數情況下，將全部所劫兌換成現款。掠搶很多時，隨時分酬；掠搶較少時，積儲到一定時刻分贓。
各綹子分贓辦法五花八門，有的按人頭分，有的按槍股分。采用何種辦法，在于鋪局和掛柱時確定下來。
分贓時，首先扣除留給大柜部分，這部分不是給大柜個人，而是留給綹子集團開銷各種費用，如買槍、買子彈，與外界交往，用于伙食等等，由糧臺管理。下余部分，按在綹子里的身份，差額分給。分酬總量的20%至30%給大柜。另一種辦法是，先計算出每個人應得份額，大柜取10人的份額。二柜取5至6人份額，炮頭取3至4人份額，水香、搬舵取3人份額，糧臺取2至2.5人份額，字匠取2人份額，棚頭取1.5至2人份額。崽子1人份額，新入伙的取0.8人的份額。
呼蘭河畔楊傳寶匪伙，1918年10月下旬至11月分贓后貓冬，每個匪徒高者分700元，低者300元。樊云章，舒蘭縣法特哈門人，49歲，農民，1920年陰歷七月加入雙合匪綹，報字大闖王，發給槍1桿子彈23粒，同伙匪徒10人。先后在榆樹縣張家燒鍋、于家套等地方，持槍強搶商旅；在德惠縣壓口子地方，搶劫3次，8天劈分贓款3千吊。上兩則事例可見，匪伙劈分贓款說是年終，但大多是隨搶隨分，搶多多分，搶少少分，要想多分，必須增加搶劫、綁票次數。
分贓之后，出生入死、提心吊膽一年了的匪眾們，大多下山過年，而匪首們則潛入城市，尋歡作樂，進賭場、逛妓院，狐裘車馬，飽醉終日，任意揮霍。
在東北，這種匪伙的季節性“歇業”，被稱為“貓冬”。
在平原上活動的綹子，一到秋風起、樹葉黃的時節，天上的大雁嘎嘎叫著向南飛去，他們也到了貓冬的時候了。大掌柜的把全體人馬集合起來，按財產多少，每人分了“紅柜”（錢），藏起長槍，帶著短槍。掌柜的說：“天冷了，咱們拉帳分開了。有家的回家，沒家的上親戚那！沒親戚的上朋友那！沒朋友的上廟上、到租界地去都行。來年的四月十八老地方碼人（集合）！”于是，大伙又發誓打賭地重復一遍紀律，就東西南北地走了。有家有口的回去都說做買賣回來過年。也有的三五一伙上山，到木把的木營（木場）子里去過冬。因山場官兵警察少，呆起來消停。還有的到好朋友家去。過去有句俗話，“誰還沒個三親六故的”，他們都能找到安身的地方。
貓冬，對土匪來說，也是享受的季節。腰里有錢，他們不用出生入死去打仗、去砸窯了。有的光棍去找相好的女人，這類女人也叫“靠人的”。她們一般都有丈夫，往往是小買賣人，隔三差五的不回來；也有的好耍錢弄鬼，跳大神，唱小戲，打哈拉巴要飯的，老婆和土匪勾搭他們也不在乎；還有的去找“海臺子”（暗娼），還有的去“拉幫套”。
“拉幫套”，就是一個女人兩個丈夫，一個公開的，另一個沒有手續，但村里和女人都認可，連她的合法丈夫也認可。土匪貓冬時去拉幫套，這在本世紀初的東北是屢見不鮮的。拉幫套女人的前一個丈夫，往往腿腳不好，也有的干脆是個殘疾人。有時兩個丈夫住在同一個炕上，一個前半夜，一個后半夜；有的住在別處，晚上來。這時，拉幫套的往往先敲敲窗戶，說：“上燈花來了（說好晚上來）！”
女人對自己的丈夫說：“里碼人。”
丈夫往往說：“何若呢！挺吊累的！”
女人這時去開門。
一般的情況下是住在一塊，每天幫干活。
第二年春天，綹子快“落局”（返回）了。女人像打發出遠門的丈夫似的，給他收拾好穿戴，倚在門口，送他遠行，說：“天一殺冷，你麻溜回來！”
貓冬的土匪，還有專門組織賭局的，也有放賭抽紅的，在東北的民間叫“押會”。“押會”是東北民間規模最大的賭博。也有看小牌的，玩一冬天。也有的土匪在貓冬時“掉了腳”（被警察局查出，抓起來了）。掉腳的土匪多是有人告密，也有的是酒后失言，落于官兵之手。
那些無家可歸也無相好處可去的土匪，在貓冬期間往往在“車店”落腳。
車店在東北星羅棋布，這些店是展示東北民間文化的窗口。而車店與土匪、馬賊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這里所說的店，就是收留過往行人的旅店、客店。當年，中國北方的店在兩種地域最多最盛。一種是人家密集的小鎮，人口繁雜，交通方便，各方面人經常來做買賣的地方；一種是人煙稀少，但又是車馬必經的交通要道口。這兩類店，馬賊是經常出入的，因為“店”是馬賊維系經濟生活之地。
從前，東北民間最多的就是江湖小店。這些小店收容走南闖北的生意人。每當生意人一來，小店負責給他們介紹“買主”。你是說書的，店里給你介紹演出場地，少伴奏的還給你找吹鼓手；你是賣藥的，店里給你拉有病的；你要打官司告狀，還有人給你代書起草“呈子”。真是應有盡有，要啥來啥，于是散員人客喜歡到此地投宿。而馬賊和土匪往往看中這樣的江湖小店。
馬賊來這樣的小店，往往是“扎扎眼”（探聽一下財路），來的人往往是探子。這樣的人能說會道，而且啥手藝都會，店主問也不出漏洞。
如一九二六年初，東山里土匪天龍的軍師派他的探子“古樓子”下山，探聽老二哥的去向，古樓子就是裝作剃頭的手藝人，混進螞蟻河子鎮“悅來客棧”的。掌柜的看不出他的來歷。剃頭鋪掌柜的也不知他的來頭。于是，他硬是從南來北往的雜人散客中探出了老二哥的地址，摸清了他的活動規律，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他率領人馬，摸進老二哥的秘密住處。
一進屋，老二哥還在發愣，說：“你不是劉海剃頭鋪的伙計嗎？”
古樓子說：“你再好好看看！”
老二哥一看，他腰上露出槍尾的紅纓，說：“你是誰？”
古樓子說：“我是我！”
老二哥一聽，這是盤行語，就是：“壓著腕！”
古樓子說：“閉著火！”
于是，古樓子哈哈大笑。一擺手，天龍帶著人馬闖了進來，活活地把老二哥給生擒了。
這樣的事，相當多。都是通過小店作隱蔽，才完成使命的。還有的專門偷聽老客談論各大戶人家的私財，以便綁票要價。
在這樣的店里混跡、安全可靠。有時兵和警來搜，也問不出破綻來，而且，店主不知身份，也往往出面保護他們。即使出了事，因這類店處于人多交通方便之地，轉身便可以溜掉。
第二類店，就是交通不方便之地的店，常常也是馬賊們的棲身之所。
這類店，地處偏僻，人煙稀少，往往一到年節臨近，來往的人客少了，車和馬隊也斷跡了，于是“貓冬”的土匪們就來了。
馬賊和土匪們在這樣的店里棲身是十分安心的。因這樣的店的掌柜往往神通廣大，如果沒有“靠人”的（背后有親戚朋友是干事的）他也不敢在沒人的地方開這種店。所以一入冬，一來這樣的人，他也就知道他們是干啥買賣的。
這樣人一來，掌柜的打眼一看，就知道。于是問：“來了？”
對方說：“來了！在你這兒過年。”
掌柜的忙說：“炕頭給你老留著！走！來枝草卷，臺上拐著！”
對方也樂了，連喊夠交。
東北天寒地凍，山高路遠，人煙稀少，有許多店一入冬，就是老太太的奶子——干閑了。所以，開店的不管你是干啥的，一律收留。只要一聽是來過年來了，就啥都明白了。
入冬來這樣店里的土匪馬賊，往往真是那種平原地帶的綹子，冬秋青沙帳倒了，伙子先散了，只好找這樣的小店，貓上一冬，來年春起再集綹碼人。
土匪和這些店，好得像一家人。
店掌柜的為了收留住他們，往往也拿他們當自家人待，吃飯就和掌柜的一家人上一張桌子，不給他單炒另做。如果來生人遇上盤問，就說這是孩子他老舅。
把土匪馬賊說成是孩子他老舅，也是為了穩住這些賊人。因老冬漫長，土匪馬賊在店里呆煩了，就想找個女相好的，往往對店家的女人或掌柜的姑娘起歹心。這時，掌柜的往往勸他“他老舅，你能下得去手嗎？”
有時就勸住了土匪們。
但有時，土匪們不干，非得要“壓紅窯”（找個女人陪著），有的干脆管掌柜的叫“老丈人”，硬性成婚。
當然，也有的店家順水推舟，成全好事，其實是圖希馬賊們身上的金銀財寶。
土匪馬賊們住這類店，他們自己稱為“住花店”“貓花冬”，他們把住這種店當成是一種消遣。因為他們走南闖北，南征北戰了一春一夏，懷里揣了大把的錢，就等著冬天來住這樣的店，過上一過人的日子，享受一下人間的婚愛生活。
有許多動人浪漫的故事和傳說就產生在東北的車店里，這往往是他們和店家女結了良緣，過了一冬的美妙生活。開春一走，難舍難分。于是，就有店家女和馬賊一起出走，投奔山綹的。
土匪和馬賊，他們的生活和經歷同東北的店鋪結下了不解之緣。有的到開春一走了之，扔下孩子老婆，到冬天再回來，形成了北方的一種獨特的婚姻形態——季節婚。
季節婚是典當婚的變種，往往是這個土匪馬賊走了，到冬天那個人又來了，還找這個女人。一來二去，這一個女人屬于眾多的男人，而且是土匪馬賊們的人。到這些人一走，女人就開始守活寡，守不住的，就當了暗娼。因此幾乎人人知道，關東地面上的店家女人，很少有人不是“季節婚”的。
除此而外，這類小店，往往也干花柳買賣，給來貓冬的土匪馬賊拉皮條。東北的山林老獄，正經本分的鄉下人誰也不干這勾當，可是窮困，也使一些地方有了“笑貧不笑娼”的習俗。于是，一些過不下去日子的人家，特別是那些家里的男人歲數大，或沒手藝，光靠種地養活不了家小的人家，或者男人有殘疾，生活重擔不得不落在女人的肩上的人家，店主看準了這樣的居戶，每當土匪和馬賊來到這樣的小店，他們往往給穿針引線，使她們喜結紅緣，這又形成了一對一對的“季節婚”，店主從中漁利。
東北的車客店，就這樣與土匪馬賊不可分割，所以在匪規中規定，車客店不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