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尼赫魯的人道主義倫理思想
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1889—1964）是現代印度杰出的資產階級民族運動領袖和著名的政治家、理論家，作為印度獨立后的首任總理，他的倫理思想有著強烈的現實影響力。
尼赫魯于1889年11月13日生于北方邦阿拉哈巴德的婆羅門貴族家庭。他的父親莫帝拉爾·尼赫魯是地位顯赫的大律師和民族運動領袖，他不僅對尼赫魯進行民族主義思想熏陶，而且使他接受西式教育。1905年尼赫魯赴英國留學，先后在哈羅公學、劍橋大學和倫敦大學學習自然科學和法律。在英國期間他就參加了為響應印度國內的民族解放運動而組織的政治團體，并以激進派的追隨者自居。同時，他博覽群書，兼收并蓄各種思想，也包括當時的各種社會主義思想。
1912年尼赫魯學成歸國，在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任律師，但律師的職業并沒有吸引他，印度的民族解放運動更使他向往，不久，他加入國大黨。此時，從南非歸國的甘地成為尼赫魯的引路人，他追隨甘地參加了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逐漸認識到印度不僅需要獨立，而且需要發展，需要擺脫貧困，他承認工農建立自己的階級組織、捍衛自己經濟利益的權利，但認為這些組織必須完全服從國大黨。
1921年尼赫魯被英國殖民當局逮捕入獄，此后的27年間他曾多次被捕，在獄中的時間長達10年。自1918年起，他擔任國大黨全國委員會委員，1929年以后，多次擔任國大黨全國委員會總書記和國大黨主席。他是1947年8月印度獨立后的首任總理兼外交部長、原子能部長，一度還兼任國防部長。
在當代印度思想家中，尼赫魯受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倫理思想影響最深，他說：“就我個人來說，我在思想方面深受英國的影響，因而永遠不能和它完全分開。同時，無論如何，我也不能擺脫我在英國學校和大學里所養成的那種思想習慣以及在對其他國家和生活進行一般評價時所使用的那種標準和方法。我的一切偏愛（除了政治方面以外）都是傾向于英國和英國人民的；如果我變成一個所謂對英國統治印度的堅決的反對者，那也幾乎是迫不得已的事情。”雖然尼赫魯受西方思想影響很深，但他畢竟還是印度人，印度的文化傳統不可能不對他產生影響，正如他自己所說，“我生長于其中的環境，把靈魂——或稱之為‘阿特曼’（自我）更好些——與來生、因果報應的‘羯磨’（業）理論和輪回都視為當然。我曾為這所影響，因之，在某種意義上，我對于這些假想是有好感的”。尼赫魯還宣稱：“馬克思的著作照亮了我心靈中許多黑暗角落，使我感到歷史具有新的意義。”顯然，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思想也對尼赫魯產生過一定的影響。他曾經指出資本主義雖然解決了生產問題，但沒有解決分配問題，廣大人民陷入悲慘的貧困境地，因此社會主義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在尼赫魯的思想中，西方理性主義、自然科學和自由民主思想，印度的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科學社會主義都留下了印跡，他的思想具有鮮明的兼容性和調和性。
尼赫魯沒有寫過哲學和倫理學專著，但是在他的自傳和其他著述中曾探討了人生哲學和道德問題。作為印度領導人，他的這些思想對當代印度影響很大。他的主要著作有《自傳》、《印度的發現》等。
一、“科學”的人生觀
這里所說的“科學”是與“宗教”相對而言的，尼赫魯認為應當將科學應用于人生之中，科學的方法和精神是，而且也應該是一種生活的方式、一種思維過程以及人與人之間工作和相處的方式，而印度人民普遍信奉的宗教不僅于人生無益，而且于民族無益。
首先宗教使人生毫無生機。宗教在人類的發展史上作出過重大貢獻，樹立了一些價值標準，給人類生活以指導，但它又把這些有價值的東西束縛于形式和教條之中，并且鼓勵種種禮節和教儀，而這些禮節和教儀很快就失去了它們本來的意義而變成純粹的形式，信奉宗教的人們往往生活于這些形式之中，忘記了其精神的追求。尼赫魯尖銳地指出：“正統派印度教徒的日常教規是更關心于應該吃什么或應該不吃什么，應與何人同食或不應與何人接近，而不關心那些精神上的價值。廚房的定章和例規支配著他的社會生活。伊斯蘭教徒幸而不為這些禁條所束縛，然而他有他自己的偏狹教規和儀式，一種嚴厲奉行的例規，而忘記了他的宗教所教導他的兄弟友愛的訓示。他的人生觀也許甚至比較印度教徒的人生觀更為拘束而無生趣，雖然今天的一般印度教徒也是這后一種人生觀的可憐的代表，因為他失去了那傳統的思想自由，和那能使人生豐富多彩的背景。”
其次宗教禁錮人類的思想，產生一種不能自主和無自由的人的性格。宗教把感情和直覺的方法應用于人生的一切事物，甚至也應用于那些本來可以用理智來探索和觀察的事物，這種宗教的方法使人產生偏狹和偏執、輕信和迷信、感情用事和愚妄背理等弊端。宗教的觀點也是清楚思想的敵人，宗教觀點的基礎在于毫無懷疑地接受某些固定的、不可改變的理論和教條，接受某些思想和感情，而且宗教的觀點還要求人們有意無意地閉起眼睛無視現實，以免被強有力的現實所否定。宗教的觀點和宗教的方法都禁錮著人類的思想，束縛著人類的自由，使人無法自主，從而產生被動的、消極的不自由的人格。
最后宗教會妨礙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進步。信仰宗教的人對于自己的解放比對于社會的利益更關心，他們想擺脫自我，而在這種過程中常常深陷于自我的思想中，同時宗教的道德標準跟社會需要無關，而是以抽象的罪惡論為基礎，這樣宗教不僅不能為道德的精神進步提供動力，而且常常被自私自利者和機會主義者所利用；而有組織的宗教又常常變為一種特權，因而不可避免地成為一種反對改變、反對進步的反動勢力。這并不是說信奉宗教的人都不是道德和精神很高尚的人，相反有些宗教的創始人和宗教人士是很令人欽佩的，但一個同樣高尚的凡人卻更偉大，尼赫魯說：“我總以為，一個人若在理智上和精神上達到最高境界而且急于要去提高別人，是比較替天神或超人的力量做傳話筒的人更要偉大和令人感動。有些宗教創始人都是令人敬佩的人物，但是我若一想到他們并不是凡人，他們的光輝馬上就會在我的眼中完全消失。能使我感動和給我希望的是人類智慧和精神的發展，而不是他的被用為傳達旨意的使者。”
尼赫魯認為宗教對于印度民族也沒有任何益處。宗教強調和平，但它卻支持為暴力而設的制度和組織；而且印度各個教派為了維護自己宗教的真理不惜打得頭破血流。宗教教人服從造化，服從宗教，服從通行的社會秩序和現有的一切，但它卻阻止了社會進步的趨勢。宗教強調內心的發展，但在印度人專注于內心的發展的時候，西方各國的外部發展超過了內心的發展，形成了發達的現代文明。因此，就尼赫魯個人而言，他多次宣稱：“我不能夠以宗教為避難的地方。我寧愿冒驚濤駭浪的風險。對于來世和死后的情形，我也不感興趣。今生的問題已經使我夠忙了。……我所感興趣的是‘道’，這是所遵循的道路，立身處世之道；如何認識生活，不是否定生活，而是接受生活，適應生活，改進生活。”“我所關心的根本是現世和今生，并非什么別的世界或來生。是否有像靈魂這樣的東西，或是否死后還有生存的東西，我不知道；這些問題……絲毫未使我有一點煩心。……作為宗教信仰，我不相信任何這些或其他的理論和假想。”就印度民族而言，尼赫魯認為，“印度以及其他地方的宗教——或者至少是有組織的宗教——所表現的這種現象，引起了我極大的厭惡，我常常加以譴責，并且想把它一掃而空”。“印度必須減少它宗教狂的信仰而轉向科學。它必須擺脫思想上和社會習俗上的故步自封，這故步自封拘束著它，妨礙著它的性靈，并阻止著它的發展。”
尼赫魯主張用科學的方法來理解世界，理解人生，即使主觀的成分是必然的、難以避免的，也應該讓其受到科學方法的限制。在尼赫魯看來，人生的本質在于生長、變化。
尼赫魯認為一切事物都是連續變化的，人生在一切形態上也是川流不息的轉變。“我們的肉體和靈魂每一剎那都在變；它本身消失了，另一個相似可又不同的東西出現了，轉瞬又成過去。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就是隨時在死，隨時又在復生。這樣地繼續相承，就使得外表上還保留著一個完整的形體。這是‘一個永在變化中形體的連續’。一切都是流、動、變。”尼赫魯認為人生的這種變化并不只是自然的過程，而且包含著社會內容。“生命是一個接連不斷的人與人的斗爭，人與環境的斗爭，物質、知識和道德水平上的斗爭；從這斗爭之中形成了新的事物，產生了新的觀念。破壞和建設是同時并存的，人類和大自然在這兩方面從來都是明顯的。生命的本性是生長而不是停滯，是不容許有靜止狀態的連續不停的轉變。”
尼赫魯這種生長、變化的人生觀決定了他對人生態度的看法是樂觀的、進取的。他認為人應當奮發進取，努力工作，即使面對困難也毫不退縮，他在給女兒英迪拉·甘地的信中寫道：“要記住，避開麻煩是無價值的，缺乏尊嚴的。真正的麻煩必須面對，如果有必要還要戰斗。……郁郁寡歡，暗中滋長不滿是軟弱和愚笨的表現，最缺乏做人的品格。”作為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領袖和印度的領導人，他為印度的獨立和繁榮奮斗了一生，即使在英國殖民統治面前他也不曾退縮，這一切是與他對人生的態度密切相關的。他肯定西方人生價值觀中的活潑、進取、充滿生氣的成分，認為這種人生觀是生動有力的，所以希望總是有的。他認為印度的人生觀中存在著肯定人生與否定人生兩種原則，但就總體而論，印度文化從沒有強調過否定人生。他說：“在印度，每一個時期內，當它的文明興盛時，我們都可以發現享受大自然和人生的歡樂，享受日常生活的樂趣，藝術、音樂、文學、詩歌、舞蹈、繪畫和戲劇的發展，甚至還有對性關系的非常瑣碎細致的探討。假使文化或人生觀建立在出世或厭世的思想上，居然還可以產生這些活潑而多方面的人生的表現，那是不可思議的。”尼赫魯對人生抱著樂觀進取的態度，主張肯定人生、享受人生。
尼赫魯所主張的享受人生并不是要人們及時行樂，他對人生的目的、意義的看法是：“什么是人生的目的，什么是人生的歡樂呢？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們這樣一點：人生的真正歡樂，乃是你與偉大的目標結合在一起，全心全意地投身于這個目標，忘掉你自己的小我，忘掉你個人渺小的苦痛和悲哀。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為實現這個目標而工作。即使當你耗盡了自己的全部精力的時候，你被當做廢物而丟掉，也在所不惜。你畢竟完成了你自己的工作。我從來不抱怨人生的不幸或其他的痛苦，而過一種牢騷滿腹的生活。”人生的真正歡樂和價值在于為了理想而忘我工作，享受人生在于把生活過得更有意義，使生活更豐富，而不單純是尋求肉體的歡樂。在這個意義上講，尼赫魯主張在精神和肉體之間，在作為大自然的一分子和作為社會的一分子之間尋求平衡。
需要說明的是，雖然尼赫魯倡導“科學”的人生觀，但他的人生觀并不是純粹的“科學”的，他說：“盡管我們具有這所有的理性和了解的能力，盡管我們具有這所有的積累下的知識和經驗，我們對人生的秘密還是知道得相當少，而只能去懸揣它的神秘過程。……雖然我們可能是軟弱和常犯錯誤的凡人，過著短促而無常的人生，但是我們身體中還有一些仿佛像是永生的神的資質。”事實上，尼赫魯不自覺地接受了吠檀多傳統的“梵我合一”的思想，他宣稱他與任何宗教或教義都無聯系，但相信一種代表人類本質的固有的精神性，但他并不以這種精神性的存在去否定科學，他說，縱使我們走到科學方法所達不到的那些境界，并漫游那為哲學所占有的和使我們充滿高尚情感的山巔，或凝視到那一望無涯的遠處，那種看法和精神仍然是必要的。
二、人道主義
人道主義是尼赫魯倫理思想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他將人道主義視為最高理想，“我們的動作必須與我們所處的時代中那些最高理想調和一致，雖然，我們也可能有所補充或按照我們的民族天才而加以改造。那些理想可以分為兩大類：人道主義和科學精神”。尼赫魯所提倡的人道主義實際上主要是西方的自由、平等、博愛思想，如他所言，他的思想可能部分地扎根于19世紀，19世紀人道主義的自由傳統對他的影響太大了，以至于他無法完全擺脫它，但是，尼赫魯的人道主義思想并不是洛克、盧梭、孟德斯鳩等英法資產階級思想家的思想的再版，而是“按照我們的民族天才而加以改造”了的人道主義。
尼赫魯對個人的生命和自由給予了充分肯定。他猛烈地抨擊不重視個人生命的社會現實，指出，生命在印度是不值錢的；在這種情形下，人生就是空虛、丑惡、粗劣，它被貧窮所帶來的一切可怕的東西包圍著。尼赫魯的一生都致力于改變這種社會現象，并且關注人的自由與發展。他認為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應當保障個人自由，促進個人發展，為個人充分地發揮聰明才智提供條件。雖然尼赫魯強調個人的自由與發展，但他也認為個人的自由不是絕對的，需要受到限制以保證其與整個社會生活的和諧統一。他指出：“我是一個過分的個人主義者和個人自由的信仰者，以至于不喜歡過分的組織化。然而我看得很清楚，在一個復雜的社會機構里個人自由必須有所限制；而且也許達到真正個人自由的惟一道路，就是在社會范圍內要有一些這樣的限制。為了較大的自由的利益起見，較小的自由往往是需要受到限制的。”尼赫魯明確指出，國家和社會生活必須有所強制，以防止一切個人和團體的有害于社會的自私傾向，無論統治者怎樣熱愛自由、憎惡強制也不得不對個別反抗者施行強制，直到每個人都盡善盡美、大公無私、完全服從公眾福利。
尼赫魯宣稱自己是個人主義者，但他對個人主義對印度的影響有著十分清醒、理智的認識。他認為個人主義帶給印度文化的既有好的結果也有壞的結果。個人主義傳統給整個文化提供了一種理想主義的和倫理的背景，允許人民以相當大的自由去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這是很不平凡的成就。但是，這種個人主義使印度人不重視人類的社會現象和人類對社會的義務，個人對社會整體沒有責任也沒有概念，感覺不到自己與社會的聯系。個人主義、閉關主義與種姓制度一起成為印度人民心靈的桎梏，在印度的全部歷史中，這是使之削弱的因素。因此，尼赫魯在強調個人自由的同時也認為應當使個人與社會和諧統一；在宣稱自己是個人主義者的同時也強調個人對社會的義務，并且對自我犧牲精神給予高度評價：“這人類的精神是多么可驚啊！人，盡管有無數的缺點，從古迄今，人為了理想，為了真理，為了信仰，為了國家和榮譽，犧牲過他的生命及其視為寶貴的一切。那理想可能改變，但是自我犧牲的精神長存；而由于這個緣故，對于人類是可以多予寬恕的，并且不可能對他失望。”
尼赫魯對平等是非常重視的，他說：“我們的最后目的只能是一個一切人都享受平等的經濟權利和機會的無階級社會，一個按照計劃組成的社會，這個社會是為了提高人類的物質、文化的水平，培養精神道德、合作、大公無私、服務精神、尋求正義的愿望、善意與仁愛，以至于最后達到世界秩序。”尼赫魯認為平等并不意味著使每個人在體質上、智力上和精神上都相等，而是意味著給每個人以平等的機會，包括經濟上、社會上、政治上各方面的平等。尼赫魯指出，現代精神是主張平等的，雖然平等差不多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但時代精神必將獲勝，在印度必須爭取平等。事實上，平等對于尋求獨立與發展的印度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沒有一個種族或集團是不能用它自己的方式來求得進步或取得成就的，如果給它機會這樣去做的話。這也使我們認識到：任何一個集團的落后或墮落并不是由于它固有的缺點，而是主要由于缺乏發展的機會和長期受到其他集團壓迫的原故”。為此，尼赫魯呼吁，必須將同等的機會給予全體集團，而且還必須將發展教育、經濟、文化方面的特殊機會給予那些落后的集團，以便它們能夠趕上跑在它們前面的那些人。平等是西方資本主義人道主義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尼赫魯的平等思想中卻包含著社會主義的因素，他把經濟平等的無階級社會作為最終目標，采取各種措施消除社會差別和歧視，保護低級種姓和落后民族的地位和利益，并且將平等的原則應用于國際社會，這無疑是進步的，但平等在尼赫魯這里仍然只是理想，雖然他為之付出了艱辛的努力，但他也意識到：“印度的許多問題看來雖然似乎如此復雜，而主要的困難在于一方面企圖前進，而一方面又要保護政治和經濟制度大體上的完整。政治上的前進竟以保持這種制度和現有的既得權益為條件。這兩者是不相容的。”在印度獨立后這種困難的性質已經發生了改變，但距離真正的平等仍有一段艱辛的路，國際間的平等就更是如此。
印度傳統中就有愛、普遍之愛的思想，并有非暴力思想與之相呼應，甘地將非暴力這一古老的思想從個人的宗教理想轉變為社會的理想，將它大規模地應用于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上面，使之獲得了不同的意義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但尼赫魯對暴力、非暴力是有不同看法的。
尼赫魯認為暴力只是手段，人們將暴力視為惡是因為暴力總是與怨恨、殘暴、報復和懲罰等動機相連，但是脫離這些動機的暴力是存在的，全然否認暴力就會產生脫離人生的完全消極的態度，忽視暴力的重要性就是忽視人生。暴力在歷史上曾經起過很大的作用，多數改革是由暴力和強制引起的；現在暴力也仍然在起作用，暴力正是現代國家和社會制度的活力，民族的國家本身因為有進攻和防御的暴力才能夠存在。但是暴力畢竟是不好的，它很難與那些不良動機分開，而且暴力并不能制止暴力，所以應當盡量避免暴力。
要避免使用暴力，但卻不能采取遷就別的更大罪惡的消極態度，非暴力主義的消極的一面就是屈從暴力或忍受以暴力為基礎的非正義的政權。尼赫魯對非暴力主義的消極面是否定的，但他肯定了非暴力作為理想層面的意義，非暴力主義是要將人類全體提升到很高的愛和善的水平，消滅憎恨、丑惡和自私，如果沒有這個理想，人生就沒有希望和樂趣，但為了實現這個理想，不能僅僅揚善，宣揚道德，還要抑惡，要掃除一切阻止理想實現的障礙，要將兩個過程合而為一。
總之，尼赫魯的倫理思想不僅具有學術研究的意義，也不僅是其個人人生追求和道德實踐的體現，在具有濃厚宗教傳統的印度的政教分離中，在印度憲法對一系列倫理關系的表述中，在現代印度的倫理生活中都可看到尼赫魯倫理思想的影子，以及他的倫理思想對道德實踐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注釋
轉引自姚鵬等編：《東方思想寶庫》，585頁。
同上書，639頁。
轉引自董本建：《尼赫魯社會主義探析》，載《南亞研究》，1993（3）。
轉引自姚鵬等編：《東方思想寶庫》，639頁。
轉引自姚鵬等編：《東方思想寶庫》，639頁。
同上書，638頁。
同上書，638~639頁。
轉引自姚鵬等編：《東方思想寶庫》，637頁。
同上書，639頁。
同上書，96頁。
同上書，55頁。
［印］索妮婭·甘地編：《尼赫魯家書》，75頁，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轉引自姚鵬等編：《東方思想寶庫》，53頁。
［印］薩維帕·高帕爾編：《尼赫魯文選》，1664頁，德里，1980。
轉引自姚鵬等編：《東方思想寶庫》，55頁。
轉引自姚鵬等編：《東方思想寶庫》，1256頁。
轉引自朱明忠：《尼赫魯的民主思想及其特點》，載《當代亞太》，1997（5）。
轉引自姚鵬等編：《東方思想寶庫》，54頁。
同上書，1003頁。
同上書，5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