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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法庭上的真實證言

第一章 法庭上的真實證言

與此次中央刑事法庭國王之法官大人審判事項相關之人,請上前來并遞交證據。

“天佑國王,及國王之法官大人。”

在一號法庭,主審法官正在落座。法官蘭金本就身材不高且體形偏胖,這一身紅黑相間的袍子讓他顯得更加矮胖。但他的行動卻很靈活。在一頂和他自身頭發相差無幾的灰色假發下,那張圓臉看起來很精神。他的眼睛很小,卻沒有常有的惺忪感,反倒像個面對學生的校長一樣警覺。

我和伊芙琳坐在辯護人后方預留的座位上看過去,這個地方看起來與其說是法庭,倒不如說更像一間教室,甚至連這些桌子都排列得整整齊齊。法庭上方是涂成白色的大穹頂,中間有一塊玻璃屋頂,玻璃在料峭三月的晨光沐浴下有些晃眼。墻壁上鑲嵌著有一定高度的橡木板。藏在橡木板邊緣的電燈的黃光照射在白色的穹頂上,使得這些橡木看上去顏色偏淺,同時,法庭內其他的木質材料看起來也更加泛黃。這間法庭之所以看起來像教室,還有可能是因為打掃得相當干凈。如同落地座鐘的鐘擺一樣,這里絲毫沒有慌亂匆忙的感覺。

從我們所坐的位置,即律師文中所提到的律師包含辯方律師和公訴律師。在部分英美法系國家,檢察機關可以聘請依法取得律師執照的律師對公訴案件的被告人提起公訴,作為公訴人出庭。在本書中,公訴方由總檢察長和公訴律師共同組成。我國不存在公訴律師,公訴人只能是檢察機關。法官蘭金向律師席、法庭工作人員及陪審員依次鞠躬。他的腰彎得很低。在他正下方桌子后面的兩名法庭書記員也轉過身來,鞠躬致意。這兩個人都很高,也戴著假發、穿著袍子,他們鞠躬的時間和法官配合得相當完美,看上去如同在觀賞傳統木偶劇《潘趣和朱迪》。然后,法庭正式開庭,隨之而來的是此起彼伏的咳嗽聲。蘭金法官坐在國劍左側的椅子上,他從來不會坐中間的位置,那是為市長或高級官員預留的。在戴上一副玳瑁框架眼鏡后,蘭金法官拿出鋼筆,并把一本大號筆記簿的紙張撫平。法庭玻璃屋頂的上方,三月的日光忽強忽弱。此時,他們將被告人帶上了庭。

被告被兩名警察夾在中間,站在巨大的被告席上,讓人無法長時間直視,至少我做不到——你會覺得自己有些幸災樂禍。這是我和伊芙琳第一次見到安斯維爾。他看上去是個正派的年輕人,幾乎在法庭上的每個人都能從他身上看到和自己相似的氣質。雖然他穿著得體、還特意刮了胡子,但是總給人感覺他對于發生的事似乎并不特別在意。他站在那里,身體僵直。我們身后坐著一群來自報社社會版的“食尸鬼”;他根本沒朝我們這邊看一眼。當起訴書宣讀完畢,他突然用反抗的語調回答“無罪”。法官沒說一句廢話,用一系列手勢示意流程推進。

“我在全能的上帝面前起誓”——陪審團正在宣誓——“我將盡我所能對控辯雙方負責,傾聽他們陳述的真實證言,依照證據做出正確的裁決”。

離開校長辦公室后,你可以回到教室。而這間像教室一樣的法庭,卻可以把人送上絞刑架。伊芙琳疑惑地用手遮掩著嘴跟我說話。她向下盯著我們面前黑色絲質長袍的背影。

“肯,我不太明白,為什么H.M.要上庭?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他一直和政府的人合不來,特別是和內政部長,幾乎每次見面都要吵上一番。而他和警方關系倒是很密切。那個警探,他叫什么名字來著?”

“馬斯特斯馬斯特斯警探,多次在亨利·梅里維爾爵士系列作品中出場,經常承擔為H.M.收集線索資料的工作。“馬斯特斯,沒錯。在聽取自己上司的建議之前,他都會先咨詢H.M.的意見。所以,如果H.M.真的能夠證明安斯維爾這個年輕人的清白,他為什么不直接向警方證明這件事,說服他們不予起訴呢?”

我也不知道。關于這點,H.M.沒有透露一點口風。雖然律師都背對著我們,但仍然很容易辨認出H.M.。他獨自坐在前排長椅的左側,手肘支出桌子外,撐開了他的舊長袍,使他顯得更胖;假發也奇怪地貼在頭頂上。坐在同一張長椅右側的是公訴方——沃爾特·斯托姆爵士、亨特利·勞頓和約翰·斯普拉格,他們正在一起討論事情。聽不清他們在低語什么。H.M.面前的桌子相對干凈,而公訴方那邊則堆滿了書、打印整齊的文件、貼著官方照片的黃色冊子和嶄新的粉紅吸墨紙。每個身影都很嚴肅。但是在“老貝利”慣有的故作姿態的面具下,我感覺到(或者說我認為自己感覺到),當這些戴著假發的人瞟向H.M.時,眼神中透露出的諷刺與嘲弄。

伊芙琳也感覺到了,她十分憤怒。

“但是他真的不該上庭,”她堅持道,“雖然他在戰前就獲得了律師資格證,但羅麗波普親口告訴我,他已經十五年沒接手過任何案子了,對方會把他生吞活剝。你看他在那里像喝醉了一樣!等到這些人激怒他,他就會失控,你是清楚的。”

我不得不承認他不會成為人們眼中最彬彬有禮的律師。“他之前最后一次出庭時,好像還引發了騷亂。另外,我個人認為,用‘好吧,各位蠢貨’作為向陪審團陳述的開場白也實在過于輕率。但是,出于某些奇妙的原因,他竟贏了那場官司。”

陪審團繼續宣誓,法庭里面充滿了窸窸窣窣的說話聲。伊芙琳越過法庭中央那張律師用的長桌往下看,每個位置都坐著人,整張桌子上擺滿了裝在信封或盒子里的證物。另外,有兩件更奇怪的證物立在一旁,在靠近法庭速記員坐的位置。然后,伊芙琳抬起頭看了看蘭金法官,只見他如同瑜伽修行者一樣,面無表情地坐在那里。

“法官看起來——很嚴格。”

“他確實很嚴格,也是全英格蘭最聰明的人之一。”

“如果他被判有罪,”伊芙琳提出了那個沒人愿意觸碰的問題,“你認為他真的殺了人嗎?”

她的口氣如同旁觀者一樣小心翼翼。我個人認為,安斯維爾要么有罪,要么瘋了,要么兩者皆是。我相當肯定他們將會把他送上絞刑架。他犯下的罪行足以讓他被判絞刑。但是現在沒時間說這些了。最后一批陪審員,包括兩位女性,都順利宣誓完畢。法庭再次向被告宣讀了起訴書。有人清了清嗓子。總檢察長沃爾特·斯托姆爵士站起身來作為公訴方做開場陳詞。

“法官大人,各位陪審員。”

隨后是一個停頓,這段沉默隨著沃爾特·斯托姆爵士那渾厚的聲線帶來了一種神奇的效果,仿佛聲音是從海灣里傳來的。當他抬起下巴的時候,羊毛材質的假發頂正對著我們。在整個審判過程中,我覺得我們只在他轉過身時看過一次他的臉——那是一張泛紅的長臉,鼻子非常長,眼神犀利。他完全不帶個人感情色彩,非常嚴肅。很多時候,他就像一個體貼的校長,正在詢問智力有缺陷的小學生。在整個過程中,他的態度不偏不倚,但是語調卻像演員一樣字正腔圓、抑揚頓挫。

“法官大人,各位陪審員,”總檢察長開始說道,“被告的罪名,如你們剛才聽到的,是蓄意謀殺。而在此向諸位如實提供案件證據是我的職責。你們完全可以相信,檢察官通常都是不得已才擔起指控謀殺這樣的責任的。本次案件的受害者是一位廣受尊敬的人。他曾供職于郡中央銀行多年,之后,我了解到他還是該銀行董事成員之一。而被指控犯罪的被告出身世家,從小接受良好教育,擁有可觀的財富,和普通人相比要幸運得多。但是接下來將要給各位展示一些事實,這些事實將得出一個鐵定的結論,那就是埃弗里·休謨先生被目前站在被告席的被告殘忍地殺害了。

“受害人是一名鰥夫,遇害前,他同自己的女兒瑪麗·休謨小姐、他的兄弟斯賓塞·休謨醫生以及他的私人秘書阿米莉亞·喬丹一起住在格羅夫納大街十二號。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到今年一月五日期間,瑪麗·休謨小姐前往蘇塞克斯拜訪朋友,并不在家。各位會了解到,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早上,死者曾收到一封來自休謨小姐的信。信里寫道,休謨小姐已經訂婚,對象是她在朋友家里認識的詹姆斯·安斯維爾,也就是現在站在被告席上的被告。

“各位也會了解到,收到這個消息后,死者起初很高興。他熱烈地贊同了這樁婚事。他寫信向休謨小姐表示祝賀,并在電話中與她討論過此事。從被告的家世來看,各位可能認為他對此十分滿意。但是我需要提請大家注意的是接下來發生的事。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到一月四日期間,死者對于這樁婚事以及對被告的態度突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轉變。

“各位陪審員,至于這個轉變在何時發生,有何種原因,公訴方不想細說。但是請各位認真想想,這樣巨大的轉變是否會對被告產生影響。一月四日,星期六的早上,死者再次收到了休謨小姐的來信。信里面提到被告那天會到倫敦。休謨先生立即與被告取得了聯系。星期六下午一點半時,他曾打電話到被告位于杜克街的公寓。死者的來電被兩個證人偶然聽到。之后你們就會了解到,死者在和被告對話時,用了怎樣的措辭和如何尖酸的語調。你們也會知道,被害人掛掉電話之后,曾大聲說道:‘我親愛的安斯維爾,我會好好治治你,該死的。’”

沃爾特·斯托姆爵士停頓了一下。

他說這些話的時候不帶絲毫感情。他看著手中的文件,仿佛在確認這些材料的正確性。一些人本能地將頭轉向了被告,他正坐在被告席上,兩邊各坐著一個法警。在我看來,他仿佛對這一切都有所準備。

“在這通電話中,死者邀請被告當晚六點到他位于格羅夫納大街的住處來。之后你們還會了解到,他對管家說,六點會有人來,這個人(他的原話是)‘可能會惹出麻煩,因為他不值得信賴’。

“五點十五分左右,死者回到他位于房子后側的書房或者說辦公室休息。我必須向各位解釋一下,因為長期在銀行工作,他在家里建了一個符合自己需求的私人辦公室。你會看到這個房間有三個出入口:一扇門和兩扇窗。這扇門非常厚重,門縫緊密,可以從里側用門閂鎖上。門上面甚至連個鎖孔都沒有,當從外面鎖門時,則用耶魯鎖。而兩扇窗戶都安裝了鐵質遮板,如你們所知,這也是一種防盜設備。死者生前習慣把那些必須帶回家的重要文件或者信件存放在這個房間里。但是,近年來,這間書房已經很少存放貴重物品了,因此死者也不會覺得有必要把門或者窗戶鎖上。

“相反,他存放在那里的是他的‘獎品’。各位陪審員請注意,死者生前熱衷將射箭作為消遣。他曾是皇家弓箭協會以及肯特郡護林人協會的成員。這些協會都是為了推廣這項古老運動而成立的。在他書房的墻上,也掛著一些肯特護林人協會年度比賽的獎品,包含了三支箭,各自刻著贏取的年份,一九二八、一九三二和一九三四;還有一枚肯特護林人協會頒發的銅牌,以表彰他在一九三四年刷新了他們的射箭紀錄。

“在這個背景前提下,一月四日傍晚五點十五分,死者進入書房。接下來發生的事就值得高度注意了。這個時候,死者叫來管家戴爾,讓他關上所有的遮板并上鎖。戴爾問道:‘關上百葉窗?’他對此表示很驚訝,因為自從死者不再將這間房間當作辦公室之后,從未這么做過。死者說:‘照我的話做,你認為我想讓弗萊明看見那個蠢貨在我家搗亂嗎?’

“各位請注意,這里提到了蘭多夫·弗萊明先生。他也是一名射箭發燒友,同時也是死者的鄰居和朋友。實際上,他的屋子就在死者書房窗戶外的小路對面。戴爾按照死者的指示,鎖上了遮光板。值得一提的是,兩扇上下推拉的窗戶也從里面上了鎖。在確認房間一切都井然有序之后,戴爾注意到,酒柜上有一個酒瓶,里面的威士忌裝滿到瓶塞位置;還有一瓶沒被人動過的蘇打水以及四個干凈的玻璃杯。之后他離開了房間。

“六點十分時,被告到達。在接下來的證詞中,你們可以據此判斷此時的他是否處于極端激動的精神狀態下。他拒絕脫下自己的外套并要求立即與休謨先生會面。戴爾帶他來到書房,然后離開了房間并鎖好門。

“大約六點十八分時,仍然站在門外過道的戴爾聽到被告說:‘我來這里不是要殺人,除非情況必要。’過了一會兒,他聽到休謨先生大叫:‘你發什么病?你瘋了嗎?’然后,他還聽到一些聲響,稍后將詳細跟各位描述。

這時候,總檢察長稍作停頓。沃爾特·斯托姆爵士不過剛剛開始熱身,盡管他依然不帶任何個人感情色彩,但每一次引用證詞時都是同樣字正腔圓、抑揚頓挫。他唯一的肢體語言就是在陪審團聽他讀每一個單詞時,慢慢揮動食指。沃爾特爵士身材高大,他黑色袍子的袖子輕輕飄動著。

“這時,各位陪審員,戴爾敲了敲門詢問是否有麻煩。他的雇主回答道:‘沒有,我自己能處理,走開。’——于是他就離開了。

“六點半時,阿米莉亞·喬丹小姐下樓,在她出門之前,先去了一趟書房。在她正準備敲門的時候,聽到被告說:‘起來,你給我起來,該死的。’喬丹小姐試了一下把手,卻發現房間從里面上了鎖。然后,她順著過道跑出來,途中遇到了迎面而來的戴爾。她對他說:‘他們在爭執,他們想要殺了對方,快去阻止他們。’戴爾說最好去找警察來。喬丹小姐回答道:‘你這個膽小鬼,去隔壁找弗萊明先生。’戴爾建議喬丹小姐此時不宜一個人待在屋子里,最好還是她自己去找弗萊明先生。

“她去的時候,正巧弗萊明先生準備出門。弗萊明先生和她一起回到了死者家中。他們看到戴爾從廚房出來,手里拿著一個撥火棍,于是三個人一起去了書房門口。戴爾敲了敲門。一分鐘后,他們聽到了聲音,可以確信是從里面慢慢拉開門閂時產生的聲響。陪審團的諸位,我之所以說是‘可以確信’,因為門閂確實在這個時候被拉開了,而拉開一個很緊的門閂確實是需要費一點功夫的。這點也由被告本人反復確認過了。

“被告將門打開了一條縫。在看到他們之后,他將門完全打開,然后說:‘好吧,你們最好都進來。’

“考慮到當時的情景,這樣一句話在你們看來可能非常冷血,也可能算不上冷血。而當時的情景是什么樣的呢?休謨先生的尸體就在窗戶和桌子之間的地上,你們會在關于案發現場的描述里看到這個具體位置。一支箭筆直地插在他的胸口上。你們也會聽到,當死者生前最后一次被目擊和被告獨處時,這支箭還掛在書房的墻上。這一點連被告本人都確認了。

“關于這支箭,我們將提供醫學證據證明,它是以多大的力氣刺進了被害人的身體,直指心臟,最終導致被害人當場死亡。

“你們會聽到專家證人的證言,說明這支箭不可能是被射出的。也就是說,不可能有人用弓射箭。這支箭只能作為手持武器使用,如同刀一樣。

“你們會聽到警方證詞,說在這支箭上(它被掛在墻上好些年了)覆蓋著灰塵。箭上只有一處沒有灰塵,而警方在這個位置采集到了清晰的指紋。

“最后,你們會了解到這些指紋都和站在被告席的被告吻合。

“現在,當被告為喬丹小姐、弗萊明先生和管家打開門之后發生了什么?根據他們的稱述,房間里只有他和死者。弗萊明先生問他:‘這是誰干的?’被告回答說:‘我想你們會覺得是我干的。’弗萊明先生說:‘你殺了他,那我們最好找警察來處理。’接著,他們繼續檢查了整個房間,發現遮光板都從里面鎖著,上下推拉的窗戶也是。我們有責任向各位說明,在被謀殺的死者身邊只有被告一個人,且整個房間在這種情況下無法出入。我們可以準確地說,沒有任何地方能夠讓人進出,連一條裂縫或缺口都沒有。在弗萊明先生搜查房間的時候,被告冷靜地坐在椅子上(之后證人的證言會證明這一點)抽了一根煙。”

有人咳嗽了一聲。

這聲咳嗽有些不合時宜,因為每個人臉上的表情都很嚴肅。但這個聲音引起了一陣騷動。我不知道大多數人對待上述發言有何看法。但是,這確實營造了一種氣氛,一種不祥之兆。在我們后面,城市土地公司的位置上坐著兩個女人。一個面容姣好,穿著豹紋大衣;另一個算不上丑但長相平平,貴氣的臉上化著濃妝。坦白說,她們并沒有轉來轉去,或是大笑,或刻意要讓他人聽到,只不過她們之間尖聲的悄悄話被我們聽到了而已。

那個穿著豹紋大衣的女人說:“你知道嗎,我曾經在一個雞尾酒會上碰到過他。我說,這也太刺激了吧?你想,三個星期后,他就要上絞刑架了。”

那個長相平平的人回答:“親愛的,你覺得這很有趣嗎?我真希望他們能給我們提供更舒適點的座位。”

沃爾特·斯托姆爵士向后靠在椅背上,胳膊展開架在靠背上,注視著陪審團。

“現在,各位陪審員,被告該如何解釋這一切?他如何解釋在休謨先生被殺之后,只有他一個人和死者在一起的事實呢?他如何解釋武器上自己的指紋?他如何解釋自己為什么帶著手槍過去(這個事實之后會呈現給各位)?關于他對弗萊明、對戴爾,還有對在尸體被發現不久后趕來的斯賓塞·休謨醫生不同說法的細節,各位會在之后聽到。

“但是這些內容絕大部分都被包括在被告于一月五日十二點十五分向警察分局莫特拉姆督察所做的口供里。被告在莫特拉姆督察和雷伊警員的陪同下抵達多佛街,在那里,他自愿提供了供詞,這就是我現在將要讀給你們聽的內容。他在供詞里說:

“‘我完全出于個人自由意志同意提供此份供詞,我完全理解我此時說的一切都會被書面記錄,并可能在日后作為呈堂證供。

“‘我想證明自己是無罪的,我是絕對清白的。今天上午十點四十五分,我到達倫敦。死者知道我的行程,因為我的未婚妻在信里告訴過他,我會乘坐上午九點從蘇塞克斯的弗洛倫德出發的火車。下午一點三十分,休謨先生給我打了電話,叫我當天晚上六點到他家去。他說他想解決一些關于他女兒的問題。我于六點十分到達他的住處。他非常友好地迎接了我。我們聊了幾分鐘射箭,然后我注意到墻上掛著三支箭。他說,這里任何一支箭都可以用來殺人。我開玩笑地回答,我來這里不是要殺人,除非情況必要。這時候,我確信門是沒有上鎖的,而我自己也沒有隨身攜帶任何武器。

“‘我告訴他我想娶休謨小姐,在此請求他的同意。他問我要不要喝一杯,我同意了。他倒了兩杯威士忌蘇打:一杯給我,一杯留給自己。然后他敬酒祝我健康,并說對于我和休謨小姐的婚事表示完全贊同。’”

沃爾特爵士抬起頭來。他好像長久注視著陪審團。我們看不到他的正臉,但即使對著他背后的假發也仿佛被他的情緒感染。

“檢方現在懇請在座的諸位牢記,死者請他到家里去是為了‘處理和自己女兒相關的一些問題’。至于這個說法從表面來看是否可信,或者說有可能性,還要取決于你們的判斷。被告去了死者家里,進了房間之后,他們就開始談論射箭。而休謨先生用極為友善的態度提到,這些箭有時候可以作為殺人兇器。你們可能覺得這種言論實在過于奇怪,不過它確實也為被告講的那個謀殺笑話做了鋪墊。你們可能還會覺得更為奇怪的是,死者在其他證人面前表露過對被告的那種態度之后,他居然還會舉杯祝賀被告和自己女兒的婚事。但隨后發生了什么呢?

“當我喝了差不多一半的威士忌蘇打之后,我感到頭暈,我知道自己正在失去意識。我想要說話,卻發不出聲音。我知道我這杯酒一定被下藥了,我感到自己的身體向前傾倒。我記得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休謨先生說:‘你發什么病?你瘋了嗎?’

“當我醒來的時候,我仍然坐在同一張椅子上。但我覺得自己之前從椅子上摔下來過。我感覺很不舒服。我看了看表,顯示時間是六點半。然后我注意到休謨先生的雙腳在桌子的另一側。如你們所見,他躺在那里,死了。我嘗試叫他起來。我沒想到會發生這種事。我在房間里走了一圈,發現一支箭從墻上被取下來了。我試圖開門,卻發現它從里面鎖上了。我也檢查了窗戶的遮板,發現它們也都上了鎖。我突然意識到我可能有謀殺他的嫌疑,所以我立馬去找休謨先生倒威士忌的杯子,但沒有找到。酒柜里有裝得滿滿的威士忌的酒瓶;蘇打水瓶看起來也從來沒用過。柜子里面有四個干凈的杯子,然而我們明明已經用過兩個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沒過多久,我又走過去檢查那扇房門。這時候,我才注意到自己手上的灰塵,就像你后來提醒我的那樣。我又轉回去檢查那支箭。就在這時,有人開始敲門。我意識到我也沒辦法做什么別的了,就過去開了門。那個被你稱作弗萊明的大個子男人很快沖了進來,跟在他身后的仆人手里拿著一根撥火棍,而喬丹小姐還在門口站著。這就是我能告訴你的所有事。我從來沒碰過那支箭。”

沃爾特爵士將那幾張薄薄的打印紙翻過來放下的時候,響起了一陣窸窸窣窣的聲音,隨后這個聲音傳遍了法庭。

穿豹紋大衣的女人低聲說:“怎么回事,他跟瘋帽子瘋帽子(Mad Hat):《愛麗絲夢游仙境》中的人物。長相平平的那個說:“你真以為是這樣嗎,親愛的?你真是天真。我敢說,他就是希望陪審團這么想。”

“噓!”

“陪審團的各位,”沃爾特爵士一邊說著,一邊做出寬容甚至十分困惑的手勢,“對于這個供詞以及接下來由證人及警察所提供的實物證據,我都不會發表個人評論。如何解釋這些出奇的證詞,或者被告或我這位博學的朋友將對此做出何種解讀,都不是我所能說的。公訴方的結論是,當這個男人發現埃弗里·休謨先生憤怒、意外且決絕地反對自己寶貴的計劃之后,和他發生了爭執,并最終殘忍地殺害了一位從未傷害過他的老人。

“最后,我想提醒各位注意的只有一點:各位要做的是判斷公訴人展示的證據是否能夠證明被告的謀殺罪名。這是你們艱難的任務,也是唯一的任務。如果你們認為公訴人的證據不足以證明他有罪,那么你們應毫不猶豫地履行你們的職責。我可以坦白地告訴你們,公訴方沒有證據證明被告為何突然對被害人產生了敵意。但是,我要明確的是,這不是本案的重點。本案的重點是這種敵意對被告產生了何種影響。兩個人之間存在敵意已是不爭的事實,如果各位在尋找一連串事件的起點,那么我們也將此呈現了出來。所以,如果各位認為公訴方提供了足夠的證據,那么被告性格的缺陷就不能成為他脫罪的奇怪理由。各位理應毫不猶豫地依法判處他極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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